“提升竞争力”文字实录

黄孟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中国

贾蓓，瑞士联邦经济事务国务秘书

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卢旺达共和国总统

Mustapa Mohamed，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欧高敦，麦肯锡公司亚洲区总裁兼董事长，中国

赫勒·托宁·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丹麦首相

主持人

David Schlesinger，D. A. Schlesinger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

David Schlesinger：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这一节关于竞争力的论坛，我叫David Schlesinger，我是这小节会议的主持人，进行讨论之前，我们有两分钟的一个短片，请大家新观看一下短片。

不确定性让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还有美国经济的脆弱，中国的经济转型，这些经济发生的问题都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影响，今天我们处在不确定的时代，现在全球经济不得不变得更有抵抗性，更有弹性，更加能抵御这些风险，各国的决策者们都在努力的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创造繁荣，我们来看看繁荣是由什么样的因素塑造的，更好的公共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的经济稳定性，还有人力资源的发展等等，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了。比如说市场运作的有效性，比如说金融市场的问题，金融市场会对资源配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创新，对新技术的创新，这也是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的作用，看看这些新产品的产生，新模型的诞生等等。我们看看瑞士现在仍然是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第二是新加坡，其他的北欧国家竞争力排名很不错，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排名也都在前十，法国现在不在前十，看看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其他的国家排名，现在仍然在不断的挣扎，勉强维持原来的排名，所以你可以看看美国现在也有问题，美国现在的财政赤字和财政不均衡为美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未来近几年美国都有很大的挑战要应对。看看中国排第29位，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排名。这30年以来，我们一直都认为各国经济的竞争力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考虑政策的时候，创造繁荣的时候，更多的考察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性，它对繁荣的影响，还有各国是如何应对环境和社会责任这些问题的，以及各国是如何有效的利用这些政策工具去应对这些经济挑战，创新性的思维将会能够带着我们走出困区，对竞争力进行投资，不光是维持现状，也是向未来发展的好工具。

David Schlesinger：

这个短片就是告诉大家这么一个向全球综合竞争力的打分卡，排名表一样，最终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发达国家实际上排名仍然是在前面的，瑞士、新加坡、芬兰、英国、美国、香港和日本这些经济体仍然排在前十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些公司怎样做才能变得更有竞争力，怎样才能成为赢家，你们怎么改革，怎么创新，怎么发展你们的人力资源，对这些方面的投资才能为公司带来更长久的竞争力。首先介绍嘉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黄孟复先生；丹麦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卢旺达共和国总统保罗·卡加梅；瑞士联邦经济事务国务秘书贾蓓；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Mustapa Mohamed；麦肯锡公司亚洲区总裁欧高敦，他是专门研究公司竞争力问题的专家，我先请这些公司，这些公司还没排在前十名，黄先生，您觉得中国这些公司怎么做才能提高它的竞争力，中国现在竞争力还没排到前十名。

黄孟复：

我们企业总体来讲，竞争力还是不强的，有一些企业竞争能力已经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了。表现为企业专利的数量，有一些企业在世界上发明专利是在世界前三名，企业竞争力主要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如果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常强，就能在不断的市场变化环境中占得先机。中国的企业现在非常注重科技投入，这是企业创新力的物质基础，第二是人力资源的利用，因为创新主要还是靠人的，能够吸引大批优秀的人才到企业里面来，这是保持企业创新能力一个重要的基础。另外企业具有竞争能力就必须国际化，一个企业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的，所以它的竞争力应该是全球性的，它能够利用全球的金融资源，能够利用全球的人力资源，能力利用所有全球的资源来进行自己企业的战略布局，这个企业应该说是竞争力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David Schlesinger：

首相女士，你是不是能讲一下丹麦具体的情况，你们的企业，比如说你们在这方面竞争力是怎么加强的，公司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赫勒·托宁·施密特：

刚才这个短片也是要告诉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一直都在致力于研究竞争力，竞争力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低税负，放松监管可能是最好的帮助我们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工具，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理解了，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做到的。因为我们看到要想更有竞争力，关于人才的发展，公共机构的能力建设，还有不要去浪费社会中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女性，在很多国家，很多社会女性人才没有得到均等的就业机会，所以这部分人力资本都被浪费了，这也是一个问题。举例来说，在丹麦，实际上也没有排到前十名，我们是第12名，所以我们希望明年的排名能够有所改善，但是我想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这些北欧的国家，是排在前面的，而且是最有竞争力的。

这些北欧国家，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仍然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分母，比较高的税负，对环境安全、工作场所安全要求是很高的，监管也比较严，还有就是很大的国家政府，或者说大政府。所以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可能会讲，这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呢？但是事实表明，随着多年不断的改革和调整，我们的确做到了，竞争是有可能的，能够保持一个高竞争性，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强制的大政府，加强监管，同时又有比较好的经济环境，并且能够挺过危机的考验，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表现比别的国家还要好。尤其在北欧这些国家，都是医疗福利非常好的高福利国家，这种高福利的政策，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才构建，但是也为我们带来长久的益处。

比如说危机的边缘，我们在讨论有些国家有监管，比如说环境，在大政府来提供公平平等竞争机会，在教育方面，还有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有这样国情的国家，他们现在在危机时候表现更好，抵御能力更强，经济发展未来展望也更好。

David Schlesinger：

谢谢，很有意思，总统先生，你们现在正处于新兴发展的经济体，您对政府的角色是怎么看待的，你们觉得政府应该在这儿发挥什么作用，卢旺达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怎么改善竞争力，谢谢！

保罗·卡加梅：

竞争力首先是基于几个要素，基于生产活动，还有一些先决条件，比如说市场的有效性，竞争力的构建是要有具体引导政策或者有引导目标的，那就是要刺激增长，无论是刺激国家经济增长还是发展其他的行业都是要由增长而实现的。有了增长渗入到社会各界和人们的生活里才能带来益处，所以我同意前面几位发言人讲的。竞争力的构建，首先要有领导层，有政治意愿，然后又要有一个宽泛的基础，就是群众基础，这两方面要更好的协作，发挥作用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每个人，或者市场中的竞争力，政府要发挥作用，要与私营部门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来确保要实现的这些具体政策目标能够真正的实现，比如说南北或者全国范围内。

当然要有责任感，政府要投资去创造这些先决条件和环境，私营部门就能够发展繁荣起来，所以这也是刚才其他几位发言人讲过的，还有几个要素，比如说构建公共机构的能力、基础设施、按规则竞争，这样才能够合理的去监管这些商业活动，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来鼓励企业去创新，去创业，能够繁荣发展起来，这样才能够为老百姓的生活带来益处和发展。政府要肩负这样的责任，要把责任肩负到自己身上，为人民带来益处，而不是把责任推向人民，要让这个国家给一个环境充分让人民发挥他的潜力，谢谢！

David Schlesinger：

看看瑞士，瑞士现在一直在这方面高居第一，瑞士竞争力这么强，到底有什么成功要素，哪些政策做得成功，跟我们讲一讲。

贾蓓：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宏观的框架和环境稳定，还有刚才讲过的很多要素，法制、公共机构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素，不要去偏离那些方向，并且加强这些因素的发展，巩固这些因素。

第二，人力资本，教育。因为我们在瑞士有双重体制，不光有职业训练，还有学术的职业培养，职业培训和学术的培养发展，双轨道的教育体制，这样帮我们不光培养了学术的高级人才，还有高级的技工和各种各样的手工劳动者，所以在瑞士的大学，这种双轨道的教育体制都存在。

我们看看90年代前，比如说00年，创新当时做得还不怎么样，创新是第三个要素，因为我们是来自欧盟，我们也在向欧盟这些国家学习，我们一直努力在这方面加强投资，所以我们觉得创新很重要，创新需要合作，需要与行业，与学术机构合作，政府应该在背后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商业企业也要支持，他们也要参与，他们才是主体。还有一些产业政策，我们通常不愿意采取明确的产业引导政策，尽管是去年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有些行业领导人提出我们已经难以渡过危机了，需要政府提供这方面的政策，他觉得他们失去了市场份额，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国家央行没有对某些产业提供补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一直鼓励市场自己发展企业自己发展，这样才能适者生存，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希望还能继续努力。今天这个经济形势对谁都是困难的，今天的经济是在增长，但是增长的比较慢，我们现在也依赖外贸，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公开贸易，公开市场是这么重要。

David Schlesinger：

接下来请问，对于一个新兴的亚洲经济体，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过去十年中发展的非常快，您觉得在衰退期应该做什么工作，能够使中国继续保持增长。

Mustapa Mohamed：

1997年，1998年的时候的确是比较艰难的时代，包括东亚的经济也做了一些转型，总的来说，这些国家也能够加强自己的宏观经济能力，同时实施一些相关的措施，以改进这些国家当时的状况，比如说像马来西亚，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经验教训，尤其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也改进了他们的体制，体制的改革使我们在排行上有所进展，这是我们过去所学到的经验。

当然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出现次贷危机之后，实际上我们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如果大家比较一下，现在相对而言应对这些挑战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只是想谈一下对于收入和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是有非常强的线性关联的，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这些北欧国家，还有布隆迪，塞拉利昂这是另外一类的国家，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是可以表现出，如果你的收入和你的竞争力之间的确是有相关性的，收入越高你就可以提高社会保障，有更好的增长，包括教育、科学创新等等。

所以我们提到东盟各国与马来西亚，也的确面临着挑战，因为我们有很多资源。我们是需要努力不断的来改进人力资源，包括对他们的教育以及创新等等，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这样才能够不断的改进我们的排行，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法在指标的排行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我们觉得政府也有重要的决策需要来担当，首先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同时也要起一个领导的作用，就东盟各国而言，我们需要来帮助这些企业的发展，政府需要理解这些企业所面临怎样的挑战，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这样可以确保为企业提供便利政策来增强竞争力。

David Schlesinger：

你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亚洲区的企业，你觉得这些企业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呢？

欧高敦：

我在北亚有大概20年的经验，竞争力越高的确能影响企业，政府的表现，如果说竞争力越高的话，对企业来讲，吸引力就越高，我们从企业的角度上也关注了几点，看到一些主要的因素，尤其是公私合营领域中，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培养等等。如果想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成为更具有竞争力的一个企业或者国家，我觉得有几点需要考虑，第一是要确保你拓展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另外，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有55%的女性，在中国，中等收入的女性是占21%，在印度不过是9%，女性占中等收入人群只占9%，所以需要来改进工作场所的性别多样化。

另外也需要不断的培养人才，出台一些政策，来使企业更加容易的把这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让他们发挥作用，不管是临时的也好，还是永久的也好，所以应该建立一些国际性的学校。另外像上海，我们知道有很多跨专业的国际性的学校，但实际上这样的学校还是比较少，如果有这样的学校，人们做选择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第三点，支持教育体制的发展，这样能够促进教育体制来鼓励批判性以及创新性的思维。我们之前的教育体制更多的关注学习，但是我们要鼓励创新，比如说深圳有一个创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私立的大学，这也是创新性的做法。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忘了谈到人力开发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人才开发情况。对于政策来说，是希望政策出台之后，人才最终会被一些大城市所吸引，来到北京或者上海等等，但是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激励措施，使得二线、三线城市也有更好的教育发展。

另外私营的这些教育企业也应该扮演相应的角色，我们知道很多的私企资金量非常大，有时候需要考虑必须进入中国的时候，是不是必须把总部放在上海，上海有很多的人才，如果二三线城市缺乏人才，也使得这些跨国企业总部设置的时候产生一些问题。

David Schlesinger：

我想让大家考虑一下竞争力，以及每一个单独的国家，每一个个体国家，我们谈到区域性的竞争力，还有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我想问一下，这方面如果有进展的话，对企业是不是有更好的发展。

Mustapa Mohamed：

我来自东盟，我们中产阶级也是在不断的增长，GDP增长率是5-7%左右，我们也在不断的讨论，作为东盟的一个群体，我们实际上当然在成立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国家不断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东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建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集体，2015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东盟经济社区，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会具有更高的竞争性，对于企业也好，对于国家来说，比如说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有这些重大的经济体，他们也是非常愿意和我们打交道的，大家会主动的和我们合作，这也是过去几年中作为一个集体，东盟各国一起合作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外还有很多跨国企业也决定进入东盟市场，十五年前的时候，他们进入东南亚各国的时候更多的关注某一个国家，现在他们更多的关注六亿人口以及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整体来看，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考虑从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当然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2015年希望建立一个东盟的经济社区，当然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都是做出了承诺，做出了努力，作为马来西亚，我们也和欧盟各国常规性的进行会谈，同时也会不断的进行监测，希望2015年之前实现我们的东盟经济一体化，或者经济社区的概念。

赫勒·托宁·施密特：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从这个区域的合作我们怎么能够提高竞争力，这一点毫无疑问。作为最具有竞争力的区域，丹麦是欧盟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有竞争力呢，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你在社区里面，可能面临一定的压力，希望成为最好的，最有竞争力的。丹麦和瑞典之间，都是希望关系越来越好，比其他的国家关系还好，大家总是有这样的压力，希望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总是对自己进行衡量，看看和德国、瑞典以及英国，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竞争力怎么样，我们在不断的竞争。所以说在欧洲，大家总是把问题都归结为欧元的问题，或者说欧盟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其中我们应该学会一个教训，就是从欧盟债务危机学到的一个东西，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在每一个国家，你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来压缩预算，同时成为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这些都很重要，所以不要去指责危机是其他人的问题，我们要自己承担责任。

保罗·卡加梅：

说到这儿，我想说即便是欧盟这样的区域里面也可以看到各国的竞争力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意识到，每个国家都很重要，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区域集成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非洲，我们有五个国家的联盟一起合作，总共有1.4亿人口，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虽然说五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对于真正的实体经济规模而言，是有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另外，在这个区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任务或者工作重点，我想通过合作大家都能克服一些挑战，而且集体的力量要比每个国家单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应对这些挑战更加容易。所以说，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大家集成在一起，使整个区域也具有竞争力也是我们重要的使命，所以我想大家通过合作，通过联盟，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建立该区域的基础设施，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些挑战。随着我们不断的建设区域竞争力，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来促进本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成为整个大的有竞争力区域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业务，而在这个区域的各企业，以及区域外的企业业进行紧密的合作。所以我们也很重要的理解了如何在今天一体化的贸易环境中，如何能够相互帮助。

David Schlesinger：

几位发言人都讲了创新能力，创造力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挑战，怎么才能实现，改善创新，还是自发的就让它来自生自灭，还是作为一个区域，作为一个国家怎么才能更有创新力，更用创造力。

欧高敦：

我想首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台湾，新竹的科技园区在台湾发展的就不错，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制造基地，有很多全球五百强很多生产制造中心都建立在那里，这就是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共同发展科学技术，政府设立一个科技园区或者是政策，保护知识产权，吸引这些人来这个区域建立生产基地发展。在这里最重要的是透明、高效的企业经营环境，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环境，以及提供这样的地点，园区，与机场离得近等等基础设施都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发展越好，这样我觉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重视是很重要的，做到这一点才能吸引到，鼓励到这些公司来，所以对政府来说，保护知识产权才能真正的鼓励这些公司来这里发展，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当然我想还有其他的因素。

Mustapa Mohamed：

我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之间加强合作，这是我觉得瑞士和欧盟做得不错的，他们的模型值得借鉴，我们经常借鉴他们的模式作为一种标准来参照，来努力改善行业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还有鼓励创业精神，这也是很重要的，鼓励创业家们更多的进行创新。创新是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觉得可能是竞争力最最重要的要素了，比如说文化的学习，从年轻人文化的熏陶，养成等等，我的角度来说，竞争力的排名很有帮助，我们也很关注这个排名，在我们国家，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进行改革，怎么进行改革，我就想跟在座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认为创新是最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改善加强学术机构，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公司这方面也可以发挥辅助性的作用，可以向欧盟的公司学习。

贾蓓：

在瑞士，我刚刚讲了最重要的就是整个学术体制，刚才我也讲了这种专业、职业培训和学术培训双轨道，我觉得正是我们有了这个专业技术培训，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瑞士参加这个培训，留在了瑞士，为我们工作，促进了我们的发展。

第二就是学术界更好的合作，第二点在瑞士一直发展得都不错，并且一直都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支持一些项目，比如说如果有两家学术机构合作的项目我们都给予支持。还有就是学术机构如果有合作伙伴是企业的话，企业也会为这个项目提供一些融资和成本提供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在危机时间也有一些这样的项目，很多人都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要不然我们就在这场危机中成为败者，我们在这方面现在做了很多项目。

第三点，政府当然都在支持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应用型研究都是公司主导发挥作用。

第四点，鼓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合作，大企业手里通常有资本，中小企业，至少90%的中小企业，在瑞士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他们通常创新的点子比较多，有想法，但是他们没有资本，所以要跟大公司合作，这就是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瑞士在创新这方面的一个强项。

David Schlesinger：

好，我现在想请观众来参与一下，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麦克风，请一定要使用麦克风，首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问问题，谢谢！

提问：

第一个问题，我来自印度，两个问题，高税负，两位欧洲国家的女士，你们欧洲国家都这么高税负，但是又有竞争力，丹麦要想把竞争力提升到前十，你们要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第二问总统先生，你们是内陆国家，所以你们生产制造方面有挑战，比如说IT的服务能够帮助你们打造竞争力，你们会怎么做呢？

赫勒·托宁·施密特：

问得好，我们从12排到第10名这是我们的目标，我是一年前入驻办公室的，我觉得在欧洲当领导，人们评判你，你做决策的时候会不会对经济转型这方面做出些什么样的决策，这是一个评判的主要标准。去年我们做了决策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转型，进行了税务改革，还采纳了其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所以我觉得这些改革措施可以能够为我们赢得一定的优势，并且能够让我们从竞争力的排名上得到一定的提升，而且我们在想，当然这是我们今年的起点，明年我们会更好。

保罗·卡加梅：

我们是内陆国家没错，所以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很艰难，受限，尤其是发展竞争力，发展高投资，高附加价值的产额，我们集中在服务业，IT业，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要素，如何把学术界、私营公司在一起加强合作，再加上政府的支持，建立一些特区或者经济园区，我们与美国一座顶尖的大学有合作伙伴关系，他们来到卢旺达，帮我们建立一个园区，帮助培训我们的员工构建一定的能力，以前我们根本吸引不到这样的大学或者公司加入卢旺达进行发展，现在我们有一定的机构能力，有这样的园区，尤其我们瞄准的就是IT产业还有其他的技术。我们发现，这些公司他们会愿意来卢旺达进行投资了，所以这是这座大学的帮助，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这是我们的发展经验。

提问：

我是网易财经的记者，去年民企500强的利润不及五大行的七成，同时利润的增速同比回落67%，你怎么看待不及五大行这一问题，另外对民企的增速问题如何看待？

黄孟复：

中国民营企业的利润下降是因为中国所有企业的利润都在下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中国的民营企业利润下降水平和其他类型的企业，根据我们的数据，它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去年我们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金融企业利润太高，上市公司的年报显示，中国上市公司企业50%的利润都是金融企业拿走了，所以金融企业的高利润也压缩了其他行业的利润，再加上垄断行业的利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除了金融行业核垄断行业以外，其他的行业利润下降幅度是非常大的。今后总的趋势来看，情况在发生变化，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欧高敦：

我同意黄先生的看法，很多中国的大企业在过去两年内显示出他们异常高的利润率，比如说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的这些利润率，使得这些私营企业的利润率看起来不错，而且他们有时候享有高速的、快速的增长。现在需求发生了变化，情形会扭转。

提问：

我想请问一下黄主席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自己的制造工厂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正在逐渐丧失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应该引起重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必有过程，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用来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的非公36条，最终没有像我们预期那样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希望你能解答这两个问题。

黄孟复：

一个是制造业的问题，我刚才讲的国家竞争能力，第一个首先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一个国家都要找准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如果要找准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就能从全球化的发展中获得好处。过去这30多年，我们中国是找到了这个比较优势，那也就是制造业，所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30年来，我们号称是世界工厂，但是最近这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是越来越高，再加上一些制造业处于利润低端的制造业发生了困难，所以有一部分制造业，包括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这是正常的。总体上来看，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虽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是中国30多年来所形成的庞大的工业体系和配套体系，环境，为制造业的发展还是打下了基础。所以虽然像越南、柬埔寨、老挝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但是建立起整个工业配套体系还有很多年，所以中国在制造业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把重点发展方向转到了更高的，高人力资本的经济转型上来，相信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中国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比较竞争优势，那也就是我们的研发能力，因为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六百万左右的大学生，世界上第一，现在我们有全国五千多万的研究人员，这样的优势在今后十年中发挥出来以后，转型就能获得成功。

提问：

我来自剑桥大学，我想问在座所有成员，尤其是丹麦的这位首相，我们讲放松监管或者加强监管，过度监管这个问题到底会怎么样？

赫勒·托宁·施密特：

我觉得过度监管是很难衡量的概念，在我们国家，我们有很多监管，社会保障、医疗有很多的监管，环保方面有很多的监管，还有法律体系的监管，多年来我们对环境方面有很高的监管标准，这些公司必须要合规，丹麦的公司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投资研发，才能满足高标准的环境监管要求以及能效节能监管要求。但是因为过去多年来他们做出这样的努力，今天他们在全球这样的市场上是高度竞争，有竞争力的，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看看，你监管就强迫公司向一个积极的方向努力，使得他们在全球市场反而变得更有竞争力，同样在食品安全也是一样，我们监管要求很严，食品安全方面做得不错，所以现在我们农业的生产制造商，他们都在中国工作，或者在中国有业务，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得到认可，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技能能够借鉴，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应该过度担心这种监管问题，因为监管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的优势，为他们长期带来一些益处，为他们开拓新的业务机遇。

保罗·卡加梅：

有的人说监管的确能够促进创新，促进创业，企业的运营，他们能够加强这种高的标准，提高质量，同时人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期望值，他们会知道，会有一个相关的监管规则需要遵守，否则的话，就很难更好的了解有什么样的需求，怎样做一些产品的开发。所以说监管政策的确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对标准也好，质量也好，以及对整个领域建立可信度是非常好的，谢谢！

提问：

我来自中欧商学院，我也问几个问题，关于游戏的竞争规则发生变化，因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改变，新兴经济在不断的发展，各国以及市场之间现在平衡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可能现在业务环境和十年前相比是不一样的，您怎么想，你们觉得西方还是新兴的经济体他们有更好的作为？

Mustapa Mohamed：

整个变化是非常活跃的，监管也好，自由化也好，各国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进程还是朝着自由化的方向来发展，或者监管的放松，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放松。但是看一下关税壁垒的问题，大家都希望能够保护，这是各国的天性，但回到各国之间的平衡，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你们也知道，放松监管的过程，或者说在市场上更多的自由化，他是无法逆转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在整个过程中有起起伏伏，有挫折，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财务上的损失。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方向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需要市场力量来占主导地位，同时政府应该退居其后，让企业首当其冲，这是我认为的。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政治因素，其他的因素的确会在短期内发生一些影响，但是在未来，这些政治因素，政治力量将会退居其后。

David Schlesinger：

其他人还有想法吗，比如说未来十年会有怎样的变化。

黄孟复：

市场和监管根据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偏重，像中国，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间不是很长，以前计划经济的影响比较多，所以现在我们主要的方向应该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减少政府对于微观事物的干预。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很多年了，一些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的出现使西方政府逐步对于经济施加了一定的干预，所以我觉得不能够统一的标准来干预或者不干预，应该根据每个国家的特点，政府干预的深度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市场经济还是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为主。

赫勒·托宁·施密特：

有一点很确保，我们谈到这个竞争力的时候，之前我们也讨论了一些问题，国家竞争力，我们竞争力是需要向人力进行投资，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框架，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同时，建立一个均等机会，同时投资促进创新，除了在国内创新之外，还要在全球促进创新。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清晰的，政府需要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否则这样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首先市场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国家要积极鼓励投资，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需要提高竞争力。

贾蓓：

我完全同意，未来市场经济将会是主导力量，有时候如果国家不管，整个市场经济将会变得非常混乱，我们并不是要过度监管，也不是不要监管，应该是适度监管，如果有一些监管制度出台的时候，中小企业的制度，我们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为什么要实施相关的政策。如果说我们向中小企业征收更多的税收也好，提高他们的成本也好，他们就变得利润不强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动力来更好的发展。所以不管怎么样，每个国家需要在监管与不监管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提问：

我来自中国经济周刊，我想问一下黄孟复先生，你是否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将有利于充分的进行市场竞争，是否会成为盘活世界经济的关键，另外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谢谢！

黄孟复：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主要还是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来讲发展的比较成功，很多非公有制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现在国有经济又面临一个新的改革的问题，因为我们经济需要转型，不光是非公有制经济要转型，国有经济也要转型，国有经济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发挥国有经济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国有经济在中国保持一定的比例是适宜的，但是在很多经济性领域，国有经济应该有进有退。我的观点来看，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化，把国有企业变成国有资本控制常态的企业。

David Schlesinger：

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请诸位每人都考虑一下，未来你们觉得要花多长时间，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的时间，能够对发展中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前十或者前十五名的竞争力国家，您觉得要花多长时间呢？

黄孟复：

我不敢说其他的国家，就说中国吧，因为现在已经提出来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我的理解，应该是到前十名，或者是接近前十名，因为我们现在才二十几名，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如果我们能利用今后将近十年的时间，成功的转变我们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方向，我相信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但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目前我认为普遍的赶上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可能还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大的经济体，小的经济体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大的经济体困难更多一些。

赫勒·托宁·施密特：

中国如果说十年成为前十名我就不敢说了，肯定会成为前十名的，因为中国的确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能力，一旦做了决定能够实现。我觉得对话中有一点非常有趣，有人问了很多制造业开始离开中国到其他各个国家，因为其他国家的薪酬比较低，监管环境比较放松，原因很有意思，我们在自己家里这么讨论，我们的工作都被中国人抢走了，制造业也被中国人抢走了，这是多少年前大家的论调，但是现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的竞争环境中大家都需要不断的努力，的确有一些国家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迎头赶上。

保罗·卡加梅：

非洲的确还是有机会的，我们是有这样的远大目标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大家看一下世界经济论坛出的年报可以看到，卢旺达现在做得非常好，卢旺达能做到的，其他国家一样能做到。现在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排行提高到63，我们现在是400多，提高到63，但是我们会不断的努力。比如说在非洲，今年有三个国家，一个是南非，另外一个是毛里求斯，第三是卢旺达，这非洲境内排名前三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是在不断的改进自己的竞争力。所以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做，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实现竞争力的提升，所以在未来几年中，非洲国家将会有一些突破。

贾蓓：

我确信，一些亚洲以及非洲国家，在未来十年肯定能够排行往前提，问题是他们会把谁挤下来呢，如果大家都很有竞争力的话，可能就会有人被挤下来的。

Mustapa Mohamed：

大家在不断提升竞争力的时候，排行也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想成为具有竞争力国家，一定要有创新，一定要做很大的努力，我想东盟各国，我们自己的目标也是成为前十名，这样我们会改进教育，促进创新，促进我们企业的发展，同时更好的促进人才的发展，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在未来几年中我们会努力去做。

欧高敦：

我们谈到了人才，人才是最主要的动力，这次论坛上还有一个会议是关于教育的，去年上海的教育做得非常不错，是不是中国上海的竞争力是最高呢？也许上海可以成为全球前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上海为什么如此成功呢，主要是因为他人才非常好，所以我想未来十年中，中国还有亚洲其他国家，有可能成为前十名的国家，谢谢！

David Schlesinger：

谢谢，谢谢台上的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