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三大“民生陷阱”搅动整个世界

2011年，整个世界被“三大运动”搅得天翻地覆。“欧债危机”使得长期作为民生发展标杆或样板的发达国家疲惫不堪；“占领华尔街”运动让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焦头烂额；“阿拉伯之春”叫中东、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动荡不安、生灵涂炭。“三大运动”的焦点，实则折射出整个世界在民生保障与改善中的弊端，形成了搅动世界的“三大民生陷阱”，即广大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现代化，忽视民生发展造成“民生缺失陷阱”；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陷阱”；金融资本主义贪得无厌、撕裂社会而造成的“贫富分化陷阱”。“阿拉伯之春”的蔓延警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民生，加强民生保障的制度建设，消除“民生缺失陷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发展，已凸显过度福利的发展模式并非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模式；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则证明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会带来贫富分化。

2012年，是古老玛雅历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全世界20多个国家大选改朝换代的一年……尽管人们并不相信地球会真的毁灭，“世界末日”会真的到来，但伊核危机的恐惧，欧债危机的担忧，“阿拉伯之春”的升温，非洲灾荒与动荡的持续，“占领华尔街”的蔓延，资源的逐渐枯竭，环境的日益恶化，气候的日益变暖，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这一个个现实的民生问题，仍然让世界焦躁不安。

“民生缺失陷阱”发酵“阿拉伯之春”

2011年对于中东来说，注定是动荡不安的一年，肇始于2010年末的突尼斯街头骚乱引发的动荡演变为覆盖整个北非西亚的“阿拉伯之春”。继突尼斯民众推翻本·阿里政权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俘身亡，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也被逼至绝境，沙特、巴林、约旦、摩洛哥等王国也陷入政治动荡之中，整个中东呈现出地区性政权垮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系列事件的实质是亨廷顿所描述的“现代性获取的危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过度依靠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的话语，忽视保障民生的制度建设，因而落入“民生缺失陷阱”。

一个小贩何以引发“革命”

一切都得从突尼斯一个小贩的死亡说起。谁都不曾想到一个无名小贩的自焚会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一场“政治海啸”。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中南部省会城市西迪布吉德一名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只能靠摆摊为生的大学生穆罕默德·博阿齐齐在遭到城管粗暴执法后愤而自焚事件揭开了突尼斯大规模社会骚乱的序幕，并愈演愈烈。最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不得不宣布下台，终结了自己23年的强权统治，并于1月14号携全家仓皇逃往沙特，流落他乡。一时间，胜利以燎原之势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了“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民众抗议示威运动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此外，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埃及。突尼斯民众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埃及民众，他们认为“突尼斯民众能行，我们也能行”。于是2011年1月25日埃及青年也走上街头，爆发了30年来最大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埃及大批民众在多个城市发动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其中尤以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最为激烈，据称有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此次抗议，他们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并提出解决通货膨胀、增加就业、终止紧急状态法、获得自由和尊严等要求。2011年2月11日，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中东最强有力的总统穆巴拉克在其执政30年后也黯然下台，其躺在铁笼中接受审判的惨状震撼世界。

2月15日，中东民众街头抗议活动蔓延至北非国家利比亚，在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数百名示威者与警察和政府人员发生冲突，造成38人受伤。此后，卡扎菲政府武装对抗利比亚起义者，抗议活动升级演变成血腥冲突。3月19日，北约开始空袭利比亚，最终卡扎菲政权倒台，沙漠枭雄卡扎菲陈尸荒郊，其血肉模糊的惨状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自2011年2月16日起，也门的多个城市也相继爆发群众反政府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6月3号，动乱升级，位于首都萨那的总统府遭遇爆炸袭击，总统萨利赫及其他官员、军官受伤，第二天，总统携受伤的高官前往沙特阿拉伯疗伤。11月，萨利赫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委员会签署协议，同意移交权力。2012年2月27日，萨利赫正式向新任总统移交权力，结束34年执政生涯，成为走下神坛的第四位中东地区领导人。

一向社会稳定的叙利亚民众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也在3月中旬接踵而至，政府不得不于4月19号废除了长达48年的紧急状态法。接踵而来的是动乱不断，冲突加剧，叙利亚陷入内战的边缘，总统阿萨德前途未卜。

“我没打过他，我真的没有扇过他哪怕一巴掌。”在法庭上，女城管汉姆迪流着泪，一遍遍申诉着。她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我生活在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社区，这里禁止女人打男人。其次，我当时很害怕，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最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判决汉姆迪无罪释放。逝者已逝，讨论汉姆迪有没有打过布瓦吉吉，已经没有意义，要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一个小贩的死会引发突尼斯民众的强烈愤慨和反政府运动，继而如潮水般席卷整个中东，引发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

现代化滋生威权政体

缪尔达尔指出“现代化”已经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的知识阶层精英分子的理想和国教，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是二战后期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其追求现代化的主要内容。20世纪60、70年代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正是对现代化追求的集中体现。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更是威权政治滋生的温床。因为长期遭受外来侵略的历史和民族自尊被剥夺的感受更容易导致人们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救世主的出现。从形式上看，主要阿拉伯国家虽大致分为共和制和君主制，但无论采取何种政体，该地区多数国家都是由领导人长期执政甚至终身任职，且多为个人专权或家族政治，并严格控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生活，民主化程度普遍较低。在现在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中，君主制国家有8 个，占全世界君主国总数的1 /3，且都是君主拥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制或二元君主制。但不管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威权政治在阿拉伯世界都普遍存在，该地区的国家领导人或是君主大都总揽国家权力于一身，实行个人统治。突尼斯的本·阿里、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也门的萨利赫都相当于非世袭的君主，执政时间长达数十年，这与那些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或是十年左右的民主制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老人政治”现象在中东普遍存在。比如，突尼斯的本·阿里自1987年接任总统一职到被迫下台时已经用其铁腕统治了突尼斯23年；83岁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从其1981年上台到退出政治舞台也已在位30年；1978年上台的也门总统萨利赫也已掌权33年之久。他们不仅希望自己能够终身连任，而且还想安排自己的儿子继承他们的宝座，以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权家族化现象十分严重。

威权政治或是家族政治最大的副产品就是腐败。而今，政治腐败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在2011年11月30日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中指出，蔓延全球各地的抗议行动，很多是由腐败和经济危机引爆。在中东这次抗议浪潮中，推翻总统穆巴拉克而改朝换代的埃及排名第112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血腥镇压示威者而引发众怒的叙利亚居第129名，动荡不安的也门位居第164位，推翻政治强人卡扎菲独裁统治的利比亚为第168位。

民生关怀缺乏导致“阿拉伯之春”

威权政体的社会危害之一就是忽视民生发展与保障民生的制度建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名默默无闻的突尼斯小贩引发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海啸”绝非偶然，阿拉伯国家之所以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陷入如此动荡的局面，主要是因其内部积蓄已久的矛盾，这些发生街头暴乱的国家大多数面临着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失衡、民众失业、腐败盛行的问题。

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中东国家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加之又遭受发端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发展停滞，导致中东国家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联合国在一份阿拉伯国家发展报告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大大降低了中东地区的创造力，造成中东北非地区的失业人口高达500 万，失业率达14%，其中青年人的失业率更是接近25%。中东已成为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失业大军已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突尼斯民众游行示威中，他们最先提出的口号就是“反贫穷、反失业”。由于突尼斯国内资源有限，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和旅游业，欧盟是其出口的主要市场，作为突尼斯经济支柱产业的旅游业，每年产值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而外汇收入也占全国外汇总收入的19%。由此可见，旅游业在该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欧洲国家，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滞缓，进口减少，外出旅游人员也大幅减少。因此，突尼斯的出口和旅游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导致经济发展更加困难，对劳工的需求远远满足不了劳工的供给，数百万人找不到工作。突尼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14%，而据英国媒体报道，突尼斯年轻人的失业率实际上达到了惊人的52%。

在中东国家，失业相当普遍，在青年人中尤其如此。近年来，中东国家呈现出过度城市化、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人口项目的统计，1980～2008 年的近30 年中，中东地区的青年人口总量增长迅速，其中2000～2008 年的增长率高达30%以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将这种青年人口激增现象称为“青年膨胀”（Youth Bulge）。然而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同期人均GDP 的增长仅维持在约3%的水平，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青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情况加剧了青年人的就业压力，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2010 年2 月7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9 年阿拉伯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指出，阿拉伯各国的广泛挑战来自已经步入成年的阿拉伯各国青年人。在阿拉伯世界，超过50%的人口年龄低于24 岁，这些国家必须在2020 年之前创造出5100 万份新工作，才能避免失业率的上升。阿拉伯国家青年（15—29 岁）比例约占总人口的30%，而青年失业率高达30—50%。因此在中东发生动荡的国家中，青年人是反抗、游行示威和革命的主角，其中突尼斯近三分之一参与抗议的青年是为了表达对就业难的不满。据悉，每年突尼斯毕业大学生就有8万人，但却只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却连最基本养活自己的权利都得不到，对生活的无助无疑会加剧他们对政府的愤慨和仇恨，继而在博阿齐齐自燃事件的冲击下，街头示威抗议成为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并像流行病一样迅速蔓延至境遇相同的周边国家，中东地区的二三十岁年轻失业者是从突尼斯迅速扩散到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地的反政府示威的主要势力。15—29 岁的青年在中东各国总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5%，其失业率也高居两位数。

在埃及，根据政府人口委员会2009年统计, 30 岁以下的青年人占埃及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90%没有稳定的工作。2011年2月24号《金融时报》中文网刊载马丁·沃尔夫的评论指出：2011年，埃及将有一半人口不到25岁；36%的人口将在15至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最低目标是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因此，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影响部分中东北非国家社会安定的最大问题之一。

物价上涨

中东、北非国家大都属于资源性国家，该地区是目前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许多国家依赖其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通过石油出口和石油加工获得巨额财富，因此产业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很高，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也较脆弱。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各地蔓延，其影响力也进一步深入到更多的国家，中东大多数国家也难逃这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出口和国外投资大幅减少。那些石油受惠国，像埃及、叙利亚等，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需求锐减，石油输出相应减少，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人们的收入也随之减少。

屋漏偏逢连阴雨，经济滞缓，国民收入减少的同时，中东近年来基本消费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更是使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民生凋敝。中东阿拉伯国家大部分处于干旱地区，农业不发达，粮食不能实现自给，大都需要进口农产品。2010 年以来, 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世界性通货膨胀，世界粮食价格一路飙升，引发粮食危机。至2011年1月，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再创新高，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1月份粮价指数为230.7，连续7个月走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突尼斯国家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度高达50%，受2010 年恶劣天气的影响，突尼斯粮食歉收，产量骤减50%，加之，近期世界粮价冲高，突尼斯食物价格自2010 年中期开始持续上涨，而政府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不缩减财政支出计划，贫困人口所获补助有所减少，更加深了他们的生活窘况，最终民众为了粮食，为了生存，终于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因此有评论直呼其为“粮食暴动”。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均因物价上涨引发社会骚乱。近年来，埃及的通货膨胀率却高达10% 以上，一度还飙升至20%，2009 年埃及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超过18%。因此，对于中东的贫苦民众来说，生活必需品价格，尤其是粮价的暴涨，势必会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威胁到他们的生计，进而引起了他们的不安和恐慌，也加剧了他们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情绪，对政府的认可度不断下降。

贫富差距扩大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国家还普遍存在财富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少数利益集团垄断包括石油在内的国家资源，暴敛财富，而底层民众的收入却微乎其微，国家巨额收入进入掌权者及其家族手里而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惠及千万家百姓，导致国富民穷，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富人拥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穷人却越来越穷。即使像“人均收入为世界上最高国家之一”的沙特阿拉伯，其占人口总数1/4 的农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据统计，占埃及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占有社会财富的55%，他们或从政，或经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另外占人口20%的中产阶层，占有27%的社会财富；余下的占人口60%的低收入和贫困阶层，只拥有社会财富的18%。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引发了社会底层人民的不满，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一些民众希望变革给国家带来新的变化，改善经济状况。

此外，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贫困率也居高不下，阿拉伯世界1/3、埃及近1/2 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统计，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贫困率在28.6%—30%之间，埃及的贫困率为41%、也门的贫困率更是高达59.9%。例如在埃及，40%的百姓每天生活开支不到2 美元，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高物价、高失业与低收入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的基本生计难以得到保障，这为社会的动荡不安埋下了种子。

“阿拉伯之春”使人民逼近生存底线

由于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局势持续动荡，经济、社会和安全都遭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对百姓日常生活产生很大了影响。

经济状况堪忧

动荡不安的局势使中东地区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尤其是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家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创伤。

自2010年年底以来，局势不安的埃及局势已经给该国制造业、建筑业和旅游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比如，作为埃及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因国内社会动荡、治安混乱而使国外游客望而却步，境外游客数量大减。去年，埃及旅游收入高达12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11.3%，而今年该国旅游收入预计将不足100亿美元，比去年减少25亿美元以上。持续蔓延的动乱局势严重制约着埃及经济发展。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埃及经济增长速度由去年较大增幅的5.1%急剧跌落至今年的1.2%。埃及经济增长幅度在动乱中大大放慢。率先点燃革命战火的突尼斯也遭受了沉重打击。据初步估算，突尼斯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第纳尔（约合21.4亿美元），全国40%的企业停工减产，其旅游业同样因其不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蒙受重创，仅外国游客就锐减了三分之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突尼斯去年经济增速为3.1%，预测今年增速为零。

这场起因于物价和失业率“双高”的地区动荡反而进一步推动了物价和失业率的上升。据悉，埃及在2011年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到11.5%，创12个月来的新高，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了20.5%。在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的同时，埃及国内的失业状况也变得更糟。据官方数据显示，埃及3月份的旅游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60%，全年旅游业收入将同比下降25%。旅游业一直以来都是埃及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推动埃及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仅旅游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就约占全国就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旅游业的衰退无疑使其经济和就业状况雪上加霜。据统计，埃及实际失业率在15%至20%之间。

此外，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约旦等其他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因国内动乱不息的局势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经济发展不容乐观。比如，约旦2011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2.6%，同比2010年第三季度下降0.9%。约旦经济增长率滞缓的原因同样主要源于国内动乱对约旦经济及旅游业造成的重创。

社会治安混乱

中东动荡在许多国家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游行示威等事件频发，这场以改善民生、民权、追求社会公平和结束威权统治为主旋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其预想的结果，人们想要的安宁生活并没有出现，人们由“阿拉伯之春”逐渐进入“阿拉伯之冬”。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埃及陷入了政治与社会转型的诸多困扰中，旧有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成型，原有矛盾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如家常便饭，打砸抢烧、袭警越狱事件频频发生，宗教冲突不断升温，这些不安定因素严重威胁着埃及的社会治安。据外媒报道，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就至少发生了五起越狱事件，革命以来共24000名犯人越狱，其中8400仍在逃，6600件从政府军火库里盗走的武器流散各地。

2011年1月上旬，阿尔及利亚一些地区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破坏和抢劫商店，烧毁车辆。暴力活动造成至少3人死亡，约800人受伤，给商业机构造成重大财产损失，仅首都所在的阿尔及尔省商业机构损失就接近1300万美元。

卡扎菲死后，进入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如何进展一直迷雾化，国际社会担心利比亚会成为第二个伊拉克，局势难以恢复稳定，内战不断加剧引起的混乱甚至可能会导致利比亚走向“索马里化”的危险，使普通百姓处于终日不安的惶恐之中，白天甚至都不敢出行。

当前，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动荡仍未停止，该地区的未来仍然扑朔迷离。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社会秩序的混乱，使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加困难，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民众要求稳定、和平、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突尼斯九成以上民众渴望尽快恢复正常和稳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