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戴笠

2012-04-17 11:24:20 来源: 南都周刊(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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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戴笠

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记者_黄修毅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2年蒋介石密令戴笠与其他党内成员秘密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中华复兴社”,其中戴笠担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自独立。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2年蒋介石密令戴笠与其他党内成员秘密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中华复兴社”,其中戴笠担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自独立。

1942年与美国合组“中美特种技术所”(简称“中美合作所”)。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2年蒋介石密令戴笠与其他党内成员秘密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中华复兴社”,其中戴笠担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自独立。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记者_黄修毅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

“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庆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戴笠年表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2年蒋介石密令戴笠与其他党内成员秘密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中华复兴社”,其中戴笠担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自独立。

1942年与美国合组“中美特种技术所”(简称“中美合作所”)。

1946年3月17日,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雷电交加,途中在南京西郊的戴山困雨沟处失事,机毁人亡。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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