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我国慈善存在严重的体制性缺陷

网易财经4月3日讯 2012博鳌亚洲论坛1日-3日在海南博鳌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慈善体制改革”论坛上表示，虽然我们的体制、法制建设中渗透着一种好像是极高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没有办法落实。所以这样一套法律也受文化理念的支撑，形成了非常严重的体制性缺陷。

王振耀认为中国慈善的限制既有体制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体制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法律是好心制定了最严格的法律。另外一个缺陷，可能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我们的政府行为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受到了社会理念的制约。你到现在为止可以看一看，我们中国政府中有几个市长夫人在做慈善？做了慈善之后大家对她的评价是什么？更不要说国家领导人一级能不能做慈善，或者退下来的领导人能不能做慈善？现在的风气、现在的习惯，现在的行为方式实际是大家都觉得他不能做慈善。

杨澜：谢谢，包括星云法师做了很多善行。我觉得慈善不仅仅是做一件好事那么简单，而是把人作为完整的整体去尊重，去爱，让他有尊严，同时有机会回馈给别人，而不只是被动的接受。把完整的人性关怀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体现在全球的慈善公益事业当中。中国的传统智慧提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不仅要给他鱼，还要教他钓鱼的方法。这是对慈善更多的要求，去年中国大陆遇到了一系列与慈善事业相关的信任危机，随着时间的流转，我们过滤其中一些情绪不理性的元素，这样的理性表现了我们过去慈善和公益体制存在什么制度性缺陷。这个问题王振耀院长肯定深有体会。

王振耀：我先向大家鞠躬，我来了以后以为座席只有一半，但我来到以后感到心里暖烘烘的，原来这个题受到这么大的关注，说明我们的慈善、公益面临非常大的转折期、转折点。当坐到这的时候，可能杨澜还不知道，我在休息室里面就向两位请教了很多，我的感受很深。你们知道安德鲁是很大的企业家，但他有一件事情是一个多月前，他的助手当时随着罗格贝勒家族，全球做慈善事业非常有名的家族来到北京，我们对话，我们知道全世界现在有一个非常高端的慈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只有几十家，对外不太公开，也不知道他全部的名字。他们这些人都是非常大的富豪，但决心做慈善，引领全球的慈善潮流。我很感慨，你可以想像，安德鲁就是其中一个。不仅是安德鲁，其实还有台湾的、香港的，我要向大家说的是，我们大陆有没有呢？还没有。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差距。

王振耀：第二个我要说的是觉培法师，我刚才向她请教。她介绍了国际佛光会的理念，你们知道它的会员有多少吗？全球会员300万。她说会员要缴费，信众可以随缘，每个月100元台币，用来划分为一半做当地的慈善，另外一半集中做更大范围的慈善，像这样的组织大陆有没有？没有。我们大陆慈善的差距应该说是相当大。大家知道，去年我们经历了非常不平凡的各种质疑，就是对着慈善组织，质疑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制造了一种很强烈的社会气氛，大家都需要透明、公开，那是因为慈善界有很多问题，但通过质疑大家发现，里面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问题，最终大家找到的原因是大家都不太会。

王振耀：另一方面很有意思的是，昨天的《参考消息》又公布了一条福布斯的调查，这个调查结果不知道大家作何感受。调查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一千多名亿万富豪做事情的比较，他发现中国和俄国的企业家，俄罗斯仅次于美国，亿万富豪排在第二位，中国是95位。他说中俄的企业家做慈善的少，欧美国家一半都建了基金会，俄罗斯26%，中国是7%。所以，我觉得这两组，就是这样的图景应该说反映出大陆的慈善是处在刚起步的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有体制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体制的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法律是好心制定了最严格的法律。很多人会问我，说是不是将来富豪依靠捐赠洗钱？我说别的地方好洗钱，但大陆不好洗钱。他说什么意思？我们的法律大家想一想，注册要主管单位，这首先就很难；还有每年的支出，公募基金会70%，非公募80%，比美国还高。美国没有公募、非公募，只有一个标准，大体上就是5%。行政费用只可以用当年支出的10%。大家想想，这样的计划、这样的安排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一套标准。就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社会还在争论为什么要用来做行政成本支出？慈善就应该是奉献。你们可以听一听，我们的体制、法制建设中渗透着一种好像是极高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没有办法落实。所以这样一套法律也受文化理念的支撑，形成了非常严重的体制性缺陷。

王振耀：另外一个缺陷，可能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我们的政府行为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受到了社会理念的制约。你到现在为止可以看一看，我们中国政府中有几个市长夫人在做慈善？做了慈善之后大家对她的评价是什么？更不要说国家领导人一级能不能做慈善，或者退下来的领导人能不能做慈善？现在的风气、现在的习惯，现在的行为方式实际是大家都觉得他不能做慈善。大家可以看一看，整个法律框架、整个社会习惯其实现在在严重制约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反思企业家行为方式的时候，我们看到企业家有一部分给我们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他和安德鲁不一样，安德鲁已经捐了很多。他的判断中国的企业家最大的慈善就是办好自己的企业。这个很占主流啊！我解决了就业，我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我不是慈善吗？但是，我想待会可以向安德鲁请教，国外的企业家，起码国际的标准不是这样！

王振耀：大家另外一个判断也很有意思，说中国还不到捐赠的时候，我们刚刚起步，所以说现在别着急。其实你不着急，因为你的企业进入全世界，到处在做生意，因为我们缺乏捐赠，我们和国际社会上很多经营市场，在那里打开市场的行为方式上和当地产生了很多的冲突。其实到现在为止，经过去年的深刻反思，我们都知道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慈善，政府的整个公信力、社会品位的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都是很难的，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路，没有慈善我们照样可以快速发展呢？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潮流，到处对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说“不”！大家越来越喜欢用的词，就是希望我们都是一个地球，我们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就是做慈善。

王振耀：其实“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前提升的重大需要，或者说基本需要。我觉得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来反思体制问题，我们来反思文化问题，我们可能会更快的迈过一个转折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