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德明：不要给国企过多政策负担

网易 财经3月讯 网易 财经《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霍德明。中国大陆的经济奇迹吸引了他，使他从台湾举家迁往北京，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他怎么看中国楼市中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国企改革问题上，他为何呼吁向撒切尔夫人学习？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表示，房价远没达到合理价位。引发舆论对“合理房价”的热烈讨论。霍德明教授却为合理房价的争论注入理性冷静的声音。他指出，把统计学意义上的住房平均价格作为评判“合理房价”的基础以及提出房价收入比之类的标准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房子、居民收入千差万别，统计学上的平均概念并不能真实表达房地产中的结构问题。至于计算出来的“合理房价”更是武断任意而没有科学意义的：“所以刚刚你提到的说北京房价计算出来是4900多块钱是合理的，我想那可能是很多老百姓愿意听到的话，但是我看起来那是蛮无稽之谈的”。

针对楼市，霍德明认为，房价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一方面中央政府不希望房价涨得太高，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看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走不下去。这是一个两难，但他同时又强调，这种博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必须经历的过程，“不要害怕中央跟地方的博弈”。

国企承载了过多政策负担，比如：劳工福利负担、国家财政负担，它们降低了国企的效益，损害了市场的竞争。霍德明呼吁国企甩脱这些负担。此外，他认为不能过多强调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并以此为理由限制行业的自由竞争。

霍德明还呼吁中国要向“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学习，以强硬的政治决心推动国企改革，而这种改革将会启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银行暴利备受社会舆论诟病，霍德明教授解释道，这是由于存贷利差导致的，存款利率由政府规定，不能随行就市自由浮动，而贷款利率可以由市场决定。这种巨大的存贷利差造就了银行巨额利润。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不要给国企过多政策负担

网易财经：您认为金融改革，以及国企的一些改革，它的关键点在哪？

霍德明：你提的问题很大，国企改革我们先讲好了。尤其是这个让我想起大概一、两个月以前，我看到李荣融先生，就是前一任国资委的主任，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听起来蛮悚动的。他说在他上任之前呢，国企是在亏本的，亏欠的，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对国企都非常不谅解，都在骂；等到他上任2003年上任以后，到2011年下任了，在他的手里国企都变得赚钱了，这个时候社会大众骂得更凶。所以李荣融就说了，2003年以前很多国企是垄断的，在亏钱，你们在骂；今天国企赚钱了，还在垄断之下，也是在，更骂，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国企改革到底是垄断好，还是放松好；是要他赚钱好呢，还是要他不赚钱好呢？

怎么讲呢？2003年以前是朱镕基先生当总理，他当总理的时候，大家如果今天还记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国企改革。为什么在朱镕基上任总理以后，他要强调这个国企改革呢？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国企它虽然是国家拥有的，但是它负有很多的政策负担。政策负担什么意思？以前的国企要负担什么？它的员工的生活，所以它有就业的负担，你不能随便把人开掉了。国企在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以后，它还有一个叫做财务的负担，就是要替国家赚钱，国企赚了钱都要上缴给国家，国家才有钱花。

实际上在1998年以前，很多国企一方面要赚钱，可是一方面也要花钱，因为要支付这些人的生老病死，就业负担这个成本的消耗非常大，所以大部分国企都在亏钱。对于朱镕基来讲，他那个时候喊出的口号就是抓大放小，大国企我不能让它倒，毕竟很多就业人的，要倒了的话就完蛋了，社会不稳定了。但是不要忘记了，几万家的小国企，地方国企全部都让他走路、关门了。当然，这个就是说，在2003年，朱镕基2003年下任，就国资委刚刚成立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国企这个就业政策负担，被朱镕基基本上清掉了。现在你总没有听过国企需要替这个下岗农民工要解决生活问题，国企是不管这个就业的，国企只管它自己赚不赚钱。所以大的环境我们说，当朱镕基把国企的就业负担拿掉，政策负担拿掉以后，国企其实就从一个亏钱的这个时代就转变了。所以应该是说，在以前的国企虽然是垄断，它是亏钱，亏钱是因为就业负担太重了。赚钱，它在赚钱，不过赚的钱不够付那个就业的事。

2003年以后李荣融上台了，他面临的国企是国企不要替那些旧的那些人就业负担了，甚至还要雇更多的新的人进来了，他这个整个改变体制的国企体制之下，他当然可以正大光明的赚钱去。而且更何况在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用什么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加重了国企在这方面垄断的势力。所以你想想看，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联通这些，就是三家瓜分的天下，而在这个垄断的环境之下，国企之所以能够赚钱，而且他又不需要负担所谓的就业的这个政策压力的话，我想这个应该还是蛮容易理解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政府要赋予这个国企一些正常企业经营以外的政策负担，我要强调政策负担。举几个比较好想象的例子就是，问一问自己，每一个我们学经济的人都会说IBM有没有政策负担？波音公司有没有政策负担，我想想看IBM大概没有什么政策负担。它是美国公司，美国政府从来没告诉它说你该雇多少人，还是要替我这个政府要挣多少钱，没有吧？波音公司也没有，它虽然是造飞机的，很有名的全世界的飞机公司，美国政府也没有给它任何政策负担。它就是个企业，企业怎么赚钱是它自己的事。但是你不要给它加一些政策负担，因为你一旦给它加了政策负担以后，它就会扭曲了，更何况，当你给它加这个政策负担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可以想到，国企你给它政策负担，给这个中国移动好了，说你每年要给我赚100亿、1000亿的这么一个盈余来。因为国家要花这个钱，那这个中国移动肯定就会跟国家要商量了。今天外面有民企在那儿跟我竞争，一竞争之下，我就赚不到1000亿了。您老是不是能想个办法，来搞一点什么垄断啊。或者是，当然不要讲垄断，就说“为了国家战略需要”，把那个民企我能够把它并吞掉，这样我才能赚到1000亿。如果是这样子跟这个政府来商量，国企跟政府来商量的话，我觉得政府在这上面很容易就会说好吧好吧，因为我的政策负担，我要你所达到的政策负担的这个层级是比较高的嘛。只要你要，只要政府对于国企有这么一个政策包袱，政策负担的话，国企就很难脱离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化的经营，市场面对经营的这种经营。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很多国企改革，很多人讲说是要怎么样限制高管的薪水，怎么样甚至要查他里面的账是怎么回事，那都是很支微细节的事情。你永远可以在那上面做很多文章。但是在我看来那都不是根本，真正的根本是什么？国企改革我们必须要强调，有一些国企，如果真的认为它是跟国家的安全、战略甚至生存有关系的话，那我就要很清楚地告诉老百姓说，这个东西是你不能碰的，因为国家战略需要。但是我想这种大的帽子少戴，文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谁都可以给人家安一个帽子，把他打死了，今天如果再去到处给人家戴帽子，用国家安全或者国家战略，一般老百姓听不懂这个话，那是蛮痛苦的。

对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不是不能用，但是要尽量缩减它的范围。甚至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公司，有个企业是为了国家安全成立的，好，那对不起，你就经营这个行业，你不要一方面又在造大飞机，一方面又在买房地产，那就不对了嘛。买房地产谁需要你国家的资金投入，或者任何国企来投资呢？这根本就是不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国企改革上，如果这个大的方向，的确是可以保留一些国企，这些国企它必须承担政策负担，甚至亏钱它也得做，除此之外根本就是放开一切的竞争。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国企改革的，我的一个很简单，或者是说中心的思想。

但是对于金融改革，我刚刚也大概提到了，去年2011年，大概最为人所垢病的就是银行暴利了，银行赚得满坑满谷，但是中小企业哇哇叫，老百姓也不高兴，为什么？因为银行现在赚得太多了。去年也不怎么好的一个经济，银行还赚那么多，难怪社会上感觉不公平。民生银行看到数字是赚了260亿嘛，还有其他银行赚得盆满钵满。

网易财经：对，民生银行的行长还说不好意思。

霍德明：洪崎说赚得他都不好意思，洪崎是老实人，我觉得为这句话就应该给他拍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