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25日讯 第三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开幕，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吴晓灵认为，中国的经济在2012年速度放缓是必然的趋势。她认为，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周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政府投资能力受限，内需增长乏力，使得经济增长动力有了一定的减缓，因而说明年中国经济的减缓是必然的，只不过看减缓到什么程度，乐观的说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9%的速度，悲观的说是要达到8%以下，大部分人说在8.5%左右。
她表示，制度改革的红利在30年当中，中国已经享受完了，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不能够靠我们原有的结构推动，而应该靠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更新。
吴晓灵认为，目前应该着力于调整各项政策，鼓励实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还没有到一个高水平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的实业非常的困难，很多的人不愿意在实业投资，都到房地产、股票这些行业去投资了，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们应该形成结构性减税政策，来鼓励实业的发展，鼓励技术的创新。
对于2012年的政策选择，她认为，明年会比较多的动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因为过去中央银行被动的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明年外汇占款的增幅过小或者是下降，中央银行必须要通过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使货币转向。如果明年连续几次出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不意味着政策的转项。而如果要是推进利率市场化，首先要放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最后才能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
此外，她还表示，明年应该加大汇率的灵活性，最近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些波动，有下降的时候，有贬值的时候，市场就表示了担心了恐慌，其实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汇率上下波动，有灵活性。之所以现在贷款减少和汇率贬值，是因为有大量的资金要变现，回去到欧美市场自救。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不确定性的看法，“我想市场上有太多有看空，市场和汇率有升有降，这正是市场正常的一种反应，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恐慌。”她表示道。
她提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更好的推进我们利率的市场化，让这些市场化的工具在配取资源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下是吴晓灵的发言实录：
吴晓灵：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化危为机，稳中求进。
第一个，我认为全球经济是与制度改革同步的艰难复苏的时期，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自1971年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大爆发。我有一张图，可以非常形象的看出来40多年以来世界的经济贸易结构的发展变化，主要是1969年之前全球的国际贸易顺差和逆差都是非常小的，基本是在这个线轴的中线这儿。但是到了1979、1989、1999、2009年整个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急剧的扩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是因为1969年之后，1971年美元宣布和黄金脱钩，脱钩之后，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失去了实物的制约。60年代，由于美国在越战当中消耗过大，形成了美国的财务和贸易赤字，于是在海外积聚了大量的美元，于是当别的国家拿着黄金去兑换美元的时候，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1973年，牙买加会议承认了这个制约。
新兴市场国家进入到全球化的阶段，这样就给制造业在全球布局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原则，把制造业从欧美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可以降低市场成本，失去了货币的约束，又有了廉价劳动力的条件，就使得近十年以来，世界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说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国家，而发达国家他们是高端的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比较发达，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在2000年之后，在科技股票泡沫破灭了以后，和现在一样，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他们用积极财政政策鼓励不能买房的人来买房，使得金融机构大力的发展，刺激按揭贷款。而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了几的低利率，在低利率的环境下，金融业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创造了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于是形成了金融的泡沫。
在信用货币的制度下，各国的财政和货币制度也失去了制约。这个是2008年之前世界的经济发展的轨迹，到了2008年这个泡沫破灭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无一例外的都采取了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的政策，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是积累了近四十来矛盾的总导火索。
当今世界继续实行财政货币的双扩张政策难以为继，各国政府和全球的政治家都面临着严肃财经纪律，平衡民意，维持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三难选择。这个过程大家都看到了，欧元的崩溃对于欧盟和全球都是灾难，维护欧元是欧洲的愿望，欧盟在加强财政基础方面努力。大家都知道欧洲的国家主权债务，他们的危机会拖累银行，引发银行的危机，而银行的危机又会拖累实体经济的发展，大家如果想救这些国家的债权债务，不自己努力严肃自己的财经纪律，其他国家是很难出手的。欧盟之所以不肯发欧盟债，主要的原因是希望通过努力，来迫使各个国家严肃的财经纪律。希腊和意大利无一不把技术官僚推上了前台，而且在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各国的老百姓看到了如果不严肃财经纪律，国家的财政是难以为继的，应该说在严肃财经纪律，统一财政的方向来推动欧盟的发展，形成的共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美国已经开始从法律层面完善金监管制度和改善财政状况，尽管美国的两党在减赤的方法上有争论，但是要减少赤字，或者是不能过渡扩张国家的财政，这一点是共同的。而且他们有一个机制，即使是两党不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最终会启动自动减赤的机制，就是说会等比例的减少各项支出。
我们可以看到，危机推动了欧美的制度性改革，他们尽是困难的，但是他们都在进行制度性的改革。因而我说，世界是一个和改革同步的艰难的时期。
第二，中国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在2012年速度放缓是必然的趋势，我前一阶段说是大概率事件，现在来看是必然。增速在全球来看是快的，财政赤字和物价是可控的。为什么我们的速度是必然要减缓的呢？这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周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经济在两党的政府博弈中复苏，但是速度是非常低的，而且美国的居民和政府都要修复他的资产负债表，居民要提高储蓄率，政府要压缩赤字。欧洲陷入了轻微的衰退，新兴市场国家受欧美的拖累增速是在减缓的。
本来我有两张中金公司做的非常好的图，一张图表示了中国经济几十年以来的潜在增长率，一张是中国入世之后的红利的曲线增长图。其实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三个波峰，这三个波峰是伴随着中国制度性改革带来的。第一个波峰是80年代，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第二个波峰是小平南巡讲话之，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明确。第三个波峰是2000年中国入世。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速度已经在下滑，中国进入了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的阶段，但是由于外来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启动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于是把我们下滑的趋势马上抬起来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红利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达到了高峰。中国经济没有外来的冲击，自身的经济也遇到了结构性的调整。就是说我们制度改革的红利在30年当中，我们已经享受完了，下一轮的经济增长不能够靠我们原有的结构推动，而应该靠制度的变革和技术的更新。
贸易的减少实际上对就业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落实“十二五”规划，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会使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要经历一个调整和淘汰的过程。房地产的调控、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的调整，会减少投资的拉动力，房地产的调控不会松，会鼓励自住房，高铁不会完全停止，但是我们要保短期之内能够形成生产力的，而且确实能够有效益的。
政府投资能力受限，内需增长乏力，使得经济增长动力有了一定的减缓，因而说明年中国经济的减缓是必然的，只不过看减缓到什么程度，乐观的说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9%的速度，悲观的说是要达到8%以下，大部分人说在8.5%左右。
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平稳过渡，稳中求进是正确的选择。中国有发展的余地，中国在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有前途的经济，因为中国还面临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这些人口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要把中国的发展潜力发挥好，我们必须要做好制度性的改革和技术的创新，而且要进行我们的结构和改革，要把我们的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的能力动员起来，这样才能开辟13亿人口内需的消费市场，这些都需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而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是确定了一个正确的政策，稳中求进。
刚才杨伟民副主任已经把稳中求进中的三进讲了，我个人认为在改革当中，首要应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焕发发展动力，提振消费。到了今天，我们更应该把国民收入的分配搞好，我们国民收入的分配和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不能够让所有的人共享改革的成果，那么就难以发挥下一步生产的动力，因而我们应该在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在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的份额方面，下大力气。着力点应该在财政改革，因为我们的一次分配改革有居民的收入比例是下降的，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本来份额应该上升，但是非常可惜，我们在二次分配之后，居民的份额是继续下降的，因而我们在二次分配上，多下功夫，是有余地的。只有居民富起来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加大消费，才能启动13亿人的市场。
我们应该着力于调整各项政策，鼓励实业发展，鼓励科技创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还没有到一个高水平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的实业非常的困难，很多的人不愿意在实业投资，都到房地产、股票这些行业去投资了，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们应该形成结构性减税政策，来鼓励实业的发展，鼓励技术的创新。
完善公共财政、科学界定政府边界和职能。政府不是万能的，西方国家在市场自由化方面做的太过渡了，因而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加大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但是不要忘记，中国是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我们政府的支配能力和干预能力强于市场的能力。30年改革的成就，得益于我们发挥了市场的主动性，我们的政府在减政放权是改革焕发动力的很重要的外部环境，在未来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在未来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政府应该更多的提出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这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政府直接到第一线来发展经济。如果要是能够科学的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能够更好的焕发市场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更好。
当前，在结构调整的困难时期，所有的工作都要进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就要把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安排好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上，只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和就业好了，那么我们社会的稳定就做到了。
2012年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实践证明，过渡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财政政策确定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我想明年会比较多的动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因为过去中央银行被动的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如果明年外汇占款的增幅过小或者是下降，中央银行必须要通过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使货币转向，如果明年连续几次出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不意味着政策的转项。如果要是推进利率市场化，首先要放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最后才能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
明年应该加大汇率的灵活性，最近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些波动，有下降的时候，有贬值的时候，很就表示了担心了恐慌，其实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汇率上下波动，有灵活性。之所以现在贷款减少和汇率贬值，是因为有大量的资金要变现，回去到欧美市场自救。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不确定性的看法，我想市场上有太多有看空，市场和汇率有升有降，这正是市场正常的一种反应，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恐慌。
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更好的推进我们利率的市场化，让这些市场化的工具在配取资源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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