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房地产贷款和民间信贷等值得担忧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网易财经讯 “2011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于11月11-12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以“寻找真实的增长”为主题。

钱颖一表示，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些行业一些贷款类型，特别是牵扯到房地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地方融资平台、民间信贷、体制外循环等等，确实值得我们担忧。

以下是钱颖一发言全文：

钱颖一：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我赞同不少人的观点，当我们探讨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的时候，我们首先把中国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什么事情？讨论非常多的是关于中国的经济调整或者发展模式的转变。有趣的是不仅中国人谈的很多，现在外国人也谈的很多。他们谈这件事的时候，似乎以为中国的结构调整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帮助。我在这里不谈这个问题，尽管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谈另一个事情，不仅对中国非常重要，也是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这件事情就是财务纪律，财务纪律既包括了宏观的，也包括了微观。既有财政的，也有货币的，还有金融的。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财务纪律不仅是我们中国应该做好的事情，也应该是全球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石。如果我们从2008年以来的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中发现有什么共同特点的话，尽管他们的表现形式非常不同，起因也非常不一样，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不同层面财务纪律松弛，最终引发了具有全球性的危机。在美国财务纪律的松驰首先发生在微观，发生在家庭的房屋按揭，次级贷。之后是政府的救助，然后又有政府的赤字、政府债务等问题。在欧洲情况发生在宏观，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出的承诺和支持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财政能力，首先是政府的债务危机又威胁了银行系统甚至把欧元区都拖下了水，波及全球。虽然这两种情况发生机制非常不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它们共同的问题。

下面说一下中国，从目前的情况看上去似乎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潜在的危机仍然非常值得关注。先说财政，十年前，我们国家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一万多亿，今年会冲向十万亿，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政府会看到这样快速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当然这是名义的绝对值，如果与GDP相比的话，仍然是在过去每一年平均上升1%，十年前大约就是财政收入占GDP大约14%左右，十年后上升到25%左右，但是这里面在我们看到有很好的成绩同时我们要想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每年有赤字。这说明承诺和支出更多。第二在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仍然还有很多地方财政的矛盾，社会的矛盾等等。关键的问题是，今后十年还会继续吗，答案是肯定的，不可能再按照每年1%的速度增长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不可能每年再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总是有一个极限的。如果继续以过去支出的形式做事的话，显然是会有很大的危机。

第二，事实上M2与GDP之比在2003年达到150%的高峰之后的若干年接下来的五年都有所缓和下降，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但是2008年以后由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结果导致了较大幅度的反弹。这个趋势仍然再继续。从微观上看，应该说这里面有喜有忧，在有些方面我们的财务纪律非常严谨，比如家庭个人的房屋抵押贷款首付非常高，根据中国人的文化大家喜欢现金付款，越早付清越好，这与西方许多国家非常不同，做过压力测试，即使房价大幅度下降，这部分贷款对银行的影响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大，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方面，而是出现在其他方面，一些行业一些贷款类型，特别是牵扯到房地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地方融资平台、民间信贷、体制外循环等等，确实值得我们担忧。

前面从宏观从财政到货币到金融到微观都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往前看有很多值得担忧的。关于财务纪律这个问题，最早提出大概是32年前，1979年的时候，最早是研究计划经济问题的专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的，他起了名字“软预算约束”。这在20多年前的中国和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术语，并且被认为是计划经济中的非常严重问题。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计划经济已经终结，这个术语也越来越少听到了，但是计划经济时弥漫的软预算约束被遗传到市场经济，而且造成了全球性问题。软预算的根源是什么呢？当时的一个争论是，软预算约束与所有制有关，国有制企业更有可能是松驰的财务纪律，私有制企业不太会软预算约束。当时还研究了其他的问题原因，比如融资过于集中、企业规模太大、大而不倒等等，这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下，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照样产生软预算约束，如果政府过度承诺和不切实际的超越发展阶段的福利政策同样是导致财务纪律松弛的根源。

回到全球治理问题，救助是治标，根本的治理是要严肃财务纪律，不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不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要减少软预算约束，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发达国家，过去更多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美国的特殊性是因为美元的国际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它没有硬预算约束，它可以任意印钞票。希腊如果不在欧元区，早就该大幅度贬值，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就是想建立一个硬约束，硬预算约束的机制，比如为政府赤字与GDP之比设一个上限，比如3恩%，但是事与愿违，恰恰因为欧元只有货币的统一，没有财政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没有约束力，结果3恩%的上限成了一句空话。现在看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类似问题。

在我结束的时候我特别想提一句，这几年来我们也包括国外有很多批判华盛顿共识的意见，华盛顿共识有十多条，第一条是严肃财政纪律，所以在我们反思金融危机，思考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归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原则，那就是要有严格的财务纪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硬预算约束，根本上回归实事求是的道理，全球治理首先是各国的治理，各国的治理应该是实事求是，严格财务纪律，从根本上讲不能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做事，也不能超越实际支付能力的承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