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中美经贸关系取决于未来五年改革状况

网易财经讯 “2011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于11月11-12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以“寻找真实的增长”为主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很重要的思想库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表示，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经济未来五年的改革状况。

以下是李侃如发言全文：

李侃如：非常感谢，我感到非常荣幸，很高兴在财新峰会上发言，特别是能够在吴敬琏教授担任主持人的小节中进行讨论，我一直以来非常尊重他，我这边主要想谈的问题是美国大选的影响。刚才吴教授也讲到中国领导层也会变动，这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或中国都承认要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这样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十二五”已经勾画了改革的大方向，同时也勾画了中国的新发展方式。在美国大家一致的观点是要解决现在的预算赤字爆炸的问题。现在赤字问题还是可以控制住的，但是如果说看未来趋势，这个问题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变得非常大，除非能够马上加以解决。但是问题在于怎么解决？怎么处理预算赤字大家还没有一致。另外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别的国家的改革当中有很大的获益。其他国家也是要实施自己的经济改革，所以这对于市场的经济稳定性以及促进全球需求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成功地平衡其他经济体的种种表现。同时促进中国的出口，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希望在美国扩大出口的政策所在。美国经济以及美国货币会更加健康，中国会在这两者间进行更深入的投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经济未来五年的改革状况。

接下来我从两个国家不同的角度做一些坦诚的评述。首先看美国，在国民大选前，2012年11月大选前，在政治上决断让步是非常必要的，使得经济有所发展，实际上共和党也采取了有意图的战略来避免经济增长。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经济不增长的话，大家会在下次大选前谴责奥巴马，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共和党认为自己会在政治上优势，因为奥巴马政府会出现问题。美国经济到底怎么样？奥巴马本身无法被直接评判。如果从政治角度上、从经济发展角度上，如果经济不发展国民就会谴责奥巴马政府。另外新选的总统是由国家任命的，他需要对国民以及国家负责，所以应该更好地解决目前面临的财政问题。如果奥巴马重新当选，共和党控制国会，我们需要在两党之间谈判，两者之间作出让步，这样能够更好地处理财政面临的困难。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分级化比较严重，选举是上议院、下议院、众议院参与外都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2012年11月前作出任何重大举措，有可能的话也是2012年11月之后的事情。

我们再看看中国。我刚才说诚恳、坦率，这样才能促进大家双方的对话。我想“十二五”规划是非常棒的，提出了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但是它也需要重大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各个领域，以及政治体制的一些改革。这些改革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想变革当然要有成本，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已有的利益群体已经从中获得比较大的利益，但是激励机制也要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当地政府包括省市县等，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机制，而这些新的激励机制不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比如说快速的当地经济增长、房地产建设，我们要更大的鼓励服务业发展、改进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环境法，这在中国也和美国一样，领导换届之前的这一年是最艰难的一年，如果想改革的话这是最难的一年，因为现在大家关注的是领导换届的选举，而不仅仅是在大选前做一些具有争议的改革。在中国我也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2012年10月中国政府的一些变化，高层领导的换届以及3月的政府换届，都要沉淀一段时间尘埃落定以后再考虑政府的发展，所以这个阶段是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2014年初可能会有早期的改革措施。

在未来的12个月，在中国不太会有重大的经济改革，包括在美国都是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领导的换届在2012年晚些时候两国都要进行。在美国大选之后的经济最大挑战是什么？可能比之前的挑战要好一些，现在还太早了，不知道大选结果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选举的问题会比较重大，而且选举之后政府面临的压力比较大。中国政权的变更也是要做，而且政府列出了相关规划，在2014年的时候会有一些改革措施出台，那时候新的领导已经有一段时间可以做一些政策改革了。在美国那个时候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要比现在要高。因为就环境恶化还有财富分配等很多其他产品这些都是要耗费很多成本的。如果要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定要做的，但是在两个国家里面不会很快发生这个改革。

再回到我之前的评论，在每个国家里面这个改革都会推后，会使两个国家经贸关系更加紧张，所以需要在两个国家不断促进和解决这些问题。

吴敬琏：刚才李侃如先生的讲话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讨论空间和想象空间，总的来说是他对中美两国未来，政治周期结果如何、经济周期向哪个方向发展，似乎都有很大不确定性。不知道美国情况会怎么样，因为两党争执，两党之间似乎并没有形成很多共识，可能不确定性更大一些。中国也许不确定性没有美国那么大，因为它是共产党不同的世代的交替，但是确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上来以后就有大的改革动作，还是要等待稳定一段时候才有大的改革动作。

最近北京学术界的讨论是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新一届领导上来以后都要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再推出改革。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好，因为上来以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各种利益的格局已经固化了，即使中央作出一些决策部门和地方不一定按照中央的办法做，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有一部分人主张走比较激进的办法，上来就推出大的改革，所以这种意见现在看起来也有些迹象，因为各种各样的论坛以及网上对于什么是顶层设计，比如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应该怎么改，现在讨论很热烈而且相当具体，这就提供一种可能性，当政治的轮换完成以后很快就推出改革，有这样事例吗？中国过去有，那就是92年换届上来的党政领导，因为矛盾已经比较明显了，而且在民间和政府研究机构里已经做了很多研究。所以92年换届，93年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92年党代表大会对顶顶层设计作出了明确判断，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3年的《决定》是各个方面改革方案出台。94年执行93年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全面最有计划执行的最好的，特别是外汇改革、金融改革，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在90年代后期有一个高涨阶段。中国的崛起正是这一轮改革的积极后果。所以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想法都有，像刚才李侃如先生说的有很大不确定性，可能不那么好，也可能好，我们期待有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