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财经10月讯 网易 财经《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他是岭南个性鲜明的学术、思想大家。他对晚清历史的反思总是切合现实中国的发展。他从历史中探求权利、市场、地方自治的奥秘。他眼里的晚清时代和北洋时代,是一个怎样的面貌??
袁伟时教授以他宽广的视野、睿智的见解成为岭南学界的重镇之一。他是哲学教授,却像经济学家那样“产权”不离口。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评说现实,他都非常强调保护产权的意义。
在晚清历史反思潮中,袁伟时的观点鲜明而尖锐,备受关注。比如,他认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搞自由经济,这一观点被广泛转载。在接受网易财经的采访时,袁伟时仍以自由经济作为审视的基点,畅谈了晚清的经济变革。
袁伟时认为,清政府在被打开大门以后,只是被动应对。在多次受挫之后,清政府终于产生了主动改革的意识。洋务运动只是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方大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这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比如,义和团运动之后,南方督抚的东南互保运动,就保存了中国经济的精华。东南互保是公然不奉清政府的诏令,但是事后慈禧太后对此并未责罚,而是加以表扬。
对晚清经济变革中,租界所起的作用,袁伟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租界引入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治理模式。地方治理向租界接轨,促进了民间自治的发展。袁伟时说:“好像1904年吧,当地的商人就提出来,我们华人居住区太落后了,应该跟租界接轨,应该学习他们好的东西。结果,当地的官员也支持,就以商会的领导人为主,就组织了上海城乡自治工程局。这样一个工程局,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就连警察的管理、消防的管理、工商的登记、还有城市的道路、电灯,所有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都由以商会为主的那些人去管理,那管得相当不错。这样的自治政府还有自己的武装,也就是商团,是整个地方就相当好的,也为后来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基本上是和平转移政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地方自治和商人的影响力扩大,是晚清变革中的显著现象。袁伟时说:“清末新政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强调,要地方自治,从最基层到省一级都要自治,要强调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比如当时跟外国谈判商约,就是通商的条约,要修改原来的通商条约,清政府盛宣怀他们就很清醒,他说这个应该听取商人的意见。”这对中国悠久的政府绝对控制经济的传统,是一个突破。
袁伟时说,“国家要富强的话,一定要依靠商人自己发展经济,不能再靠官僚控制,因为官僚办企业必然是腐败的,全世界没有多少官办企业是办得好的。但是这一条似乎现在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完全领会,还有些垄断企业继续在起作用,甚至有些很荒唐的事儿都做出来了。”
袁伟时评价清末新政的四大成就,是自由经济、现代教育、司法改革和地方自治。它的流传下去的宝贵遗产则是学自西方的现代法律体系。
以下为上半场部分访谈实录:
清末新政真正采用市场经济
网易财经:回头来看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在哪里?
袁伟时:我想清末新政有好几个成就是很突出的:第一个是经济自由,真真正正采用市场经济,这个首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第二个,教育体系彻底改革了,废除了科举,就是说推行新的教育体系,另外呢就让知识阶层上升的道路更加宽广,原来科举不过是选拔官员,那就还是这方面的作用应该继续发挥,除了这方面以外,开辟更多的选用知识阶层的渠道,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大革命,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改革。
第三方面的成就,是司法体系的改革。原来中国行政权和司法权是统一的,吸收现代文明,清末新政期间就建立了新的独立的司法系统,另外法律体系本身也废除了我们原来传统的中华法系,采用了西方的大陆法系,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第四个成就是推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预备立宪,那就是说各个地方从基层到省到中央,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应该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应该各个地方让它自治,通过9年的努力实现宪政,这些方面很清醒的一个认识。但是非常不幸,最后在应该实行宪政的时候没有当机立断,知识阶层、普通公民强烈的要求立即实行宪政,在1911年就开国会,但是清政府认为不行,要在1913年才开国会,那样的话不能当机立断的结果,由于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尖锐化,革命就爆发了。结果就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化,这里面带来的重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网易财经: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晚清的这一段社会变革给中国留下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袁伟时:最宝贵的遗产应该讲是它的一套法律制度,法律系统。它通过实行的新刑律,还有新民律。民律完成了草案,但是还没有完成立法,刑律就已经实行了。还有刑事、民事诉讼法这一套在民国阶段都保留下来了,以后不过是加以修改,但是这一条一直都是在实行。应该讲以后的法律都是修补,而不是彻底废除,我想这一方面的遗产是非常宝贵的,除掉这个以外就是教育,新的学堂,以后也是进一步的改革,而不是废除掉清末建立起来的新的教育体系,这两方面应该讲是最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