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9月15日讯 万宝盛华集团(ManpowerGroup)中国董事总经理袁建华今日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网易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经济形势比以往的各个时代更为复杂,这是比较中性的、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的复杂也未必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它说明中国和世界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同时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层次,这个阶段使得各种各样的决策比以往更为复杂、更为难做一些决定,其中就包括了人才和人力资本的决策。
袁建华认为,万宝盛华的确是感知到企业的变化,一个方面就是世界制造业格局的整体变化,包括制造业向越南、东南亚地区的一些转移,个别企业甚至转回到发达国家,甚至先进制造业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地区。制造业在整体世界上的布局,可能未必只影响一个某一个国家,但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抓住一些机遇,但是核心就是人力资本的质量。
他说,就像昨天总理所讲的,人力资本数量中国已经足够了,但是质量还没有达到,包括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甚至包括最基本的技工的培训以及教育体系的发展,这才是支撑人力资本质量的核心,而这些也是中国赢得未来制造业胜利的一个关键。
访谈实录:
网易财经:欢迎袁总参加我们网易财经的达沃斯专访,首先我们想谈的第一个话题是财富500强,现在排在财富500强的尤其位置比较靠前的都是能源、资源类的、重资产的公司,但是Manpower作为轻资产的服务咨询公司,很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到500强的企业,而且这些年的排名是不断靠前的。其实有人认为Manpower也是在经营一种资源,是经营人才,您能否谈一下Manpower是如何把人才当做一种资源来经营?又是怎样通过人才来赚钱的?
袁建华:关于排名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于这个企业的需求在不断的改变,因为这两天参加了一些活动,包括总理讲的一些关键的话,比如说关于人力资本的质量的提升,其实不光是中国,全世界也都是这样,所以当企业运营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数量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资源比如说资金、自然资源或者是其他一些特许资源,或许能够支持它一段时间的发展,但是什么能够支持它长久的发展?其实还是在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产业在二战以后出现,最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其他国家也都发展很快,因为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在今年1月份达沃斯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称之为人智时代。这些说明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这是为什么人力资源企业会越来越快的发展,因为企业需求、社会需求,这是根本。
网易财经:因为万宝盛华是为企业提供人才服务的,万宝盛华是怎么样管理自己的人才呢?
袁建华:其实人才是非常复杂的议题,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你的企业的策略和战略,就如同我们给我们的企业客户提供整体的人力资源解决策略一样,我们在管理自己的时候也是一套完整的体系。比如说我们对领导力的培训,我们一直非常有体系,首先以人为本,同时给人以合适的工作、合适的发展的机遇,同时这种人才的培养不光是在最高领袖层,一直到每个基层员工,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他的专业能力的提升,以及如何发展他自己在我们公司全职业生涯的规划,我们都是做得非常细致有效的。
去年我在参加美国的全球公司年度活动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位同志在Manpower44年了,这就说明我们这样的企业其实管理自己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也在积累如何给企业提供服务,我们从自己开始修养,然后给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网易财经:有一种观点说服务咨询业对外部经济环境是最为敏感的,企业在经营环境恶化的时候会首先考虑砍掉一部分外包的业务,然后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咨询公司有很大规模的裁员。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相当复杂的,您能否谈一下您对未来两年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预期?您觉得人口红利的消失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吗?
袁建华: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不过我很赞成你刚才有一个主题是说中国的经济形势比以往的各个时代更为复杂,我觉得这是比较中性的、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的复杂也未必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它说明中国和世界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同时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层次或者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使得各种各样的决策比以往更为复杂、更为难做一些决定。其中就包括了人才和人力资本的决策,过去企业未必把它摆在那么前面,但是现在人力资本的决策,包括今天早上我参加一个活动,提到两个点:一个叫做领军人物,领军人物谈了很多年,但是过去找一个商业机会实在太容易了,往往一个决定就能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现在领军人物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它在拓展市场的过程当中可能再也不是一个领导人来拍板了,而是一群人,甚至是一群能够快速融入市场发展的人,所以领军人物的概念也更加深化、更为复杂。
第二个层面就是关于人口红利,大家把它指向制造业,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人口红利这些方面的研究这几年非常热,我想具体的数据、科学理论我就不谈了,但是我谈一个现象,因为刚才你讲到我们是服务业,更能感知企业的一些变化,也没错,我们的确是感知到企业的变化,其实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世界制造业格局的整体变化,其实我觉得把制造业放在中国的框架来谈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制造业向越南、东南亚地区的一些转移,个别企业甚至转回到发达国家,甚至先进制造业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地区,它是什么概念?我觉得是制造业在整体世界上的布局,可能未必只影响一个某一个国家,但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抓住一些机遇,但是核心是什么?就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就像昨天总理所讲的,数量我们已经足够了,但是质量还没有达到,包括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甚至包括最基本的技工的培训以及教育体系的发展,这才是支撑人力资本质量的核心,而这些也是我们赢得未来制造业胜利的一个关键。
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其实人口红利很多指的是对企业人力资本资源的价格的衡量,但是在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现象。
袁建华:中西部地区近几年来制造业的转移非常的明显,其实它也是体现了人口红利,它在中国区域间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在人口红利方面未必像一些报道所讲的很快就会消失,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没有任何企业可以依赖于人口红利而长久的生存。所以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点,还是得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把数量变成质量,才是企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所以说这个趋势可能会延续不止几年甚至数数年,都会有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
网易财经:现在这样的人口结构其实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是一种契机对吗?
袁建华:应该这样讲,中国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像老龄化的加速、包括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人们在劳动力的迁徙上面越来越多的回到家乡,公司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这方面成本的提高和保障的全面的发展,其实它太复杂了,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体现的是社会、企业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不应该指望人口红利继续给你带来一个主要的推动力,而是说你如何适应这样的一个变革、提高你的技术水平、提高你的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的质量。
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客户甚至考虑到改善它的生产流水线的设置,甚至考虑到引进国外一些先进制造的技术甚至机器人的使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可能比我们来得会更早、更快,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制造业才会在新一轮的世界制造业的重新布局当中占有它应该有的席位。
网易财经:中国现在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情况,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避免由此产生的问题?
袁建华:其实老龄化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的明显,是不是老龄化就影响到就业的市场以及人力资本的质量?其实未必,它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平均受教育的时间,中国别看人口数量很多,但是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以及工作年限并不高,包括中国的退休年龄,在其他发达国家即使是退休或者是老年人,在整个就业市场当中、甚至整个社会当中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其实包括万宝盛华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服务,也就包含了如何使得老龄化人口继续在社会当中发挥它的劳动力结构的协调的作用,甚至它可以贡献更多的经验给到新入职场的劳动力人口。
所以老龄化要用两个角度来考虑,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过剩,或者说减少了一些适龄的劳动人口,但是你如果把它发挥到好的地方的话,其实反过来是对劳动力人口的一种补充。
网易财经:您对中等收入现有的命题怎么看待?有一种观点说中国因为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金,国际上也有这样一种现象,可能之前有一些发展非常的进入这样中等收入的陷阱,无法迈出这个坎儿,中国现在也到了这样一种阶段,您觉得中国应该怎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袁建华:这个议题很大,涉及到很多宏观经济的角度,我就从我熟悉的产业来讲。其实对于中等收入而言,我们更多想的是中产阶级,但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在中国缺乏的是对人才保护的环境,其实这种保护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税收、国家的政策方面,另外一个角度说企业如何看待人才?企业现在看待人才很多时候并不是作为一个资本的投入,大多数时候是作为成本和费用的支出,也就是说当这个人投入在企业当中,他带来的是成本的上升,当你反过来去看企业当中绝大多数的中层管理者或者中等收入者在企业当中发挥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它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当企业能够把这个角度发挥到它应该的重视程度的时候,其实对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他的工作的稳定度会增加,他的幸福感指数或者说他的收入的稳定性也会增加,而未必像现在的生活节奏那么紧迫,或者说对他家庭的压力那么大,因为人在中等收入这个层面的时候,他所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是最大的,社会的、家庭的各种方面的压力,社会的方面我想需要政府来协调,但是企业方面我希望所有的企业家能够关注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或者中等收入的人群,它关系着整个企业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关注他们。
网易财经:“十二五”规划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温总理强调要以人为本,要民富民先,您觉得怎么样完善收入分配的机制?
袁建华:这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按劳分配,其实不管是怎么样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或者提高人均收入的水平,如果我们回到平均分配时代的话,最后导致的是不公平,收入的高跟低是相对性的,它有对于社会的平均的生活水平,也有关于它对社会贡献的一个分配。所以我觉得提高收入水平核心的一点是说对于劳动者所作出的贡献给出公平、合理的一个回报,这个层面既有社会的角度,包括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国家对于最低收入者的保障,同时也来自于企业,企业对于劳动者合理的付出和贡献应该给予正确的、合理的报酬和保障,同时随着社会以及企业财富快速积累的过程,其实企业应该适当地去提高对劳动者的报酬和待遇水平,因为他们的确是企业当中付出最多的群体,也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本。
网易财经:您可能也注意到在09年的时候有一种逃离北上广这样一种潮流。
网易财经:但是最近又有媒体报道,有好多当初从北上广逃离出来的人又开始回到北上广,又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您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
袁建华:这些现象都是在数量上的一个研究,其实它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是工作的机会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其实我觉得在北上广也好,在其他的内陆或者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也好,这样的机会和机遇都是存在的。关键还是在于人才整体的宏观环境,其中包括几个点,第一个用逃离这个词说明什么?就是他的不安定,也就是说没有人保证他工作的权力;第二个是一个比较,也就是说在很多的工作环境当中,存在这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容易去比较,这个包括了什么?就是企业发展的整体规划,我们知道很多企业从北上广移到二线、三线城市,或者当地发展的企业他们对于人才的使用上面是不是跟他在一线城市的使用策略上、政策上保持了一致,当它不一致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才就会感觉到不公平的待遇,当他的能力想要更进一步发挥的时候,他就回到北上光,所以这也是一种因素;第三个也要看人才本身,其实随着企业的迁移或者产业布局重新的分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才所需要的技能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是不一样的,人们既不要盲目地都在北上广,同时也不应该盲目地回到其他的城市,因为每个城市所需要的人才的技能和范围是不一样的,因为去找到合适的地区、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因为现在区域和地域性对大多数就业人口而言还是很大的约束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不会轻易地挪用工作范围,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应该好好地去看清楚你想要去的地方是不是有你自己可以发挥的机会,能力能不能在那边得到一个提升,所以从人才的角度也应该去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就我所知人才到北上广以及北上广再到二线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均衡的发展,未必有逃离那么严重。
网易财经:也就是说您觉得目前人才在大城市的分配还没有到饱和,全国应该还是比较均衡的状态?
袁建华:换个角度来讲,并没有说北上广是饱和的,而是说北上广在某些领域已经是过剩或者是饱和了,在创新产业、新兴能源、新兴制造业或者一些服务业它的需求其实还远超过人才的供给。在一些城市需要的一些制造业转移之后、一些工厂的主要负责人甚至都找不到一些合适的人才,所以在这当中企业和人才两方面是要协调的,而且这样的缺口是结构性的缺口,所以我们有一些全球的调研报告,包括中国的,都显示出来这样一个人才的缺口很多时候是结构性缺失,这个结构性缺失是求职者和用人者之间的一种信息的不对称,也是一种社会劳动力分配的不完善导致的,所以我们这样的企业也正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
网易财经:但是很多人在选择就业区域的时候,可能不光光考虑的是工作本身,还会考虑到生活等各种方面,现在很多人愿意留在北京、愿意留在上海的原因,是因为北京、上海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比较集中,您认为今后是否应该改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分布,来推动人才结构性的均衡?
袁建华:刚才您讲的是从社会的层面、从政府的角度,我们作为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能够真的去推动这样一个资源的合理分配,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以及对人才转移当中的一个保护,我想对于企业的转型、对于人才的合理分配会有极大的推动力,如果从我的角度而言,我非常希望政府能够朝这方面多走一步。当然再回到企业本身而言,我们也希望企业在看待人才的时候,应该对待那种迁徙的人口、迁徙的人才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因为他们带来的可能是在本地人才圈子里面所没有的经验和知识,要多照顾他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