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砖四国文字实录

下面请剩下两位从政府角度讲什么是前沿市场，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从金砖四国的经验是什么样呢？

Nguyne CAM TU：我也许从更宽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我们讲前沿市场，讲新兴市场，但是我想从我们国家一些更务实的经验。越南现在是什么样的市场，越南的经济体规模比较小，我们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才刚刚开始，25年前改革开放，采取的政策大家都知道，从越南感觉到发展速度非常低，在2010年，的我们才勉强摆脱了贫困国家的头衔，才迈入到联合国制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大家都对越南觉得增长潜力比较大，我们被定义为下一过十一国或者金钻十一国成员之一，大家认为我们的市场是前沿市场，不同研发机构对我们的定义都是这样。举例来说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把我们定义为，在2010年9月把我们认为是前沿市场，还做了定位。为什么摩根斯坦利对我们定位，定位的时候考虑什么特点呢？有几个要素。第一是我们的国家规模是中型国家，人口排在全球13位，排在日本和墨西哥之后。第二，我们现在人口66%都是是中年社会，还有我们国家有很多资源，我们是天然橡胶第三大生产国，在亚洲是第三大产油国，在东南亚是比较大的产煤国。我们国家增长率还可以，过去25年来平均增长率大概是6.5%，中国就是9%的速度。我们现在热烈能够达到6.5%左右的GDP增长率，所以位于中国、印度之后的速度，比如说汇丰银行，在2012年预测越南会达到7.5%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亚洲国家平均快50%。为什么会实现这么高的增长率，主要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举例来说，尽管在越南，我们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非常国际化，很开放，而且我们GDP的160%左右，我们是这个区域比较大的市场，也是WTO和东盟其他区域贸易组织的成员。包括美国、欧盟、俄罗斯的贸易额都很大。

我们还很重视建设法制体系，比如说为投资提供便利和保障。越南政府现在颁发了《投资法》。对资本来源不加区分，国内的资金和国际资金一律同仁对待，所以使得国际资金流入能够享有本地的待遇。还有一个要素是政府很关注进行行政改革，我们有长期的国家行政改革的方案和计划，减少繁文缛节，减少行政的程序。我们还花了大量的资金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且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运转，正是这些推动了增长的高速发展，这也是前沿市场的一些特点。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谢谢你对改革开放市场和法制建设的。我想你对投资领域怎么看，对牵引市场存在哪些投资机遇？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总得来说稳定很重要，没有稳定，我们就很难实现可持续性，就是稳定和可持续性是两大重要因素。不光是对我们，比如沙特阿拉伯来说，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两个要素也是重要的，对别的国家也是重要的。有的人们去投资是为了投机，为了让投资环境对人们有吸引力，我们沙特的气候比较恶劣，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我们沙特，现在来说面临很大的问题是彩票业，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的是不是很多人是通过在彩票中大奖来进行创业，而成为CEO的，在座各位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座各位可能通过长期的努力和远见卓识才实现的。我们有很多的资金，我们想进行有效的发展，在沙特，我们问题是如何在石油行业以外构建其他的支柱型行业，我们现在化工业发展也不错，并不是说沙特不是投资的好地方，实际上沙特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目的地。

刚才讲的投资，之所以在沙特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规模经济没有形成，但是这也正是机遇所在，我们有高校，我们有一些还没开采的市场份额，我们正在赶超金砖四国的水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从金砖四国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是增长太快，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有的时候会对国家的传统价值观、社会问题，社会构建，带来大规模的变革。有的时候要做出明智的决策会比较好，我们是依赖石油行业，来发展，这是我们的现状。我们也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作为国家来说，我们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合作，来去创建多样化的经济，不光是过渡的依赖石油行业，我们还是有机遇的，我们有政府的意愿，有私营部门也愿意参与，也许没有政府那么重视，他们也愿意参与。人们在不断加大对沙特的关注，我们作为新兴市场也受到投资者的。

前沿市场之所以叫前沿，是因为它是艰难的，有待开发的市场，这是特点。对我来说，我们家也是三代创业，我爷爷那代创业的时候也是艰难，白手起家刚刚开始的，这才叫前沿。沙特现在存在很多的投资机遇，希望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进一步关注。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我想邀请您讲一讲从中国角度来看，这些前沿市场，前沿国家是竞争者还是中国的合作方，而不是竞争对手，是互补方。

刘连舸：我们对前沿市场的理解，有几个特点，这几年发展速度比较快，GDP速度在6%，有的超过10%，但是总体经济水平，发展的水平，又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比如基础设施，比如说投资环境等等，相对来说，不那么先进或者不那么发达。

第二点这些国家有自己的优势，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发展愿望和动机，同时这些国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需要有外部的合作支持。这些国家比如说几位同事谈到的，在资源方面，在改革方面，都有很大的决心，很大的动作。本身原来的基础弱一点，所以国际的合作，外部方面的援助就显得比较重要。

第三点，市场应该说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但是不确定性，所谓的风险可能也比较高。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银行是管理风险的，作为投资人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有风险，必须要承担风险，否则不叫前沿发达国家。按照这样的理解，从中国过去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来看，我们第一点认识就是这些前沿市场国家的发言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整个经济发展，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发展是公平的，对改善世界的，包括财富的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享，都是非常必要的。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甚为大概有三十几个国家，他们各自的情况也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模式，比如投资人到这些国家去投资，我们有一个统一模式可以效仿，可以遵循。

第三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在过去发展当中，我们有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比如说怎么样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对环境的保护，怎么样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到公平，要讲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到公平，避免出现过大的收入差距等等。所以我们想中国进出口银行，我所在的机构，作为我们国家官方援助，对外援助的窗口，我们提供对这些前沿国家的业务规模正在不断地扩展。我们也知道这里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判断从长远看，风险和收益相比，我们要创造互惠共赢，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发展的，风险是可以克服的，通过金融创新，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来满足我们企业投资，包括这些国家发展的需要，我们会专门设计出一些产品，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通过这种来促进我们的共同发展。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刚才讲到怎么平衡，怎么去从增长获得平衡，获得社会的和谐等等，来看看新兴市场这么多国家，应对建构和谐社会，哪些国家做得好。

Tarun Khanna：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觉得有一些评论，人们觉得有的增长是有点太快了。从政策的角度来说，这一点不奇怪，我觉得不奇怪的意思是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认为GDP越高，就越好，而没有足够的考虑到环境的问题，也就是环境成本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社会对于成本的理解，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地全面，比如说现在大家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加碳税的问题，二氧化碳的排放肯定在计算GDP的时候，并不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还有哲学家，包括我在哈佛的老师，他们都提到了在GDP计算过程中，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当中，要考虑到人类发展的指数，不仅仅考虑到GDP的数字。我们如果从人类发展指数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不同的国家排名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在一些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有的地方认为高的，好的东西，在另外一些国家认为比例是比较低的，认为它是不好的。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那您怎么认为呢？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我完全同意刚才他所说的，但是我觉得在最近几天当中，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在讨论过程中，曾经说过银行当中，如果数字好，说明你的公司就好，他们也提到在有些公司它的增长速度是2.3%，这个数字就是不错的数字。我跟他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过程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年开会的主题，我们不停地听到大家的讨论，就是增长和有质量的增长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要把环境的问题考虑在内，这听起来好像是抽象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数字的问题，也许2.3%的数字是不错的数字，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在越南情况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讨论，是不是要考虑到健康的发展，是不是考虑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呢？

Nguyne CAM TU：在越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有很大的关注。上一次我也参加了一些会议，也意识到越南政府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越南并不是唯一的这样国家，我们是属于东盟国家，包括其他的东盟国家，我们都有这样的政策，必须能够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Jahangir Hajiyev：我也同意各位发言人所说的，在我们国家阿塞拜疆，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三四年之前，每一年大概是3%到5%左右，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呢？这要看你怎么样理解这个数字了。我们关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充分利用这个增长，我们又怎么样来开发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这个资源使我们国家其他部门，其他行业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又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阿塞拜疆的例子，我们在阿塞拜疆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但是政府非常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因为他们是新能源来源。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现在来看看来自听众的智慧。

印度观众：我这个问题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关系的。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丰富的资源，这些国家如果要进行投资的话，他们应该是在哪些领域进行投资呢？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我们主要投资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都是必须的，在我们国家这些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看一下去年的预算，大概是二千亿左右的预算，大概50%是进入了教育以及人力资源和医疗方面的发展，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数字。这个是政府对经济收入的安排，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行业，比如说IT，以服务为基础的行业等等，也得到了发展。

我们现在在沙特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需求，如果你需要就进行发展，不然的话，这个行业就会死掉。在利雅得，以前只有五万个家庭，现在人口达到了六百万左右。这个城市没有水，所以在这时候没有办法支持这么大的人口的基数了。我们的石油就是我们的水，我们没有那么多水，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了。所以在沙特阿拉伯，我们进行所有的投入，但是我们在农业上的投入不多，因为我们在那没有水，没有办法来支持农业的发展。

Jahangir Hajiyev：阿塞拜疆的农业发展，我们有自己的农业传统，我们在种植农作物，主要是有小麦等等。

提问：刚才在讨论问题当中，大家提到了人的问题，我们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提到了机会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在不同的国家，他们会有签证，有移民上的限制，但是在印度，我们有些人是在那，但是我们不能雇佣他，另外还有一些新的行业，比如说制造业，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服务行业。在沙特阿拉伯它的投资更多的是投入到了教育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问问我们要培训的话，进行哪一方面的培训，这样才能够和我们的发展要求相吻合的？

刘连舸：中国的发展，我们慢慢地认识到，当然这有一个过程，实际上人才问题，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和源泉。大家可以看到，在全球的市场上，中国特别在熟练劳动力层面，比如建高速公路，打隧道，修建机场等等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劳动力经过在国内市场的培训、发展、提高以后，当他们到其他国家投资的时候，确实带来了新的技术、技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来在外面投资，我们不但有融资方面的功能，还需要转移功能，进行智力的转移，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大量地雇佣当地的员工，首先就是培训，在这些新兴市场，最前沿这些国家，这点真的值得借鉴，首先有大量的培养人才，是一个保证。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的确如此，在中国的成功当中，的的确确是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Tarun Khanna：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好的。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尤其在大国当中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口基数非常大，大概有四亿人没有进入到主流当中，在这样国家当中非常重要的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技术工人，我们也不断地听到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工人。有其他制约的因素，就是在市场当中，还不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人才，我们现在需要知道对于人才的投资其实是最重要的投资，不仅仅是在印度，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其他的国家也如此，在沙特阿拉伯这点已经在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发展就是取决于人才，这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是考虑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问题。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我再补充一点，关于沙特阿拉伯，得到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当地的人才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这个公司，涉及到不的行业，我们需要国内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国际上的人才在沙特阿拉伯的劳动力大概是有七到八百万左右，其中大概四百万左右是来自国外，90%的沙特阿拉伯人是为政府工作，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在给公营部门工作，而不是给私营部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能够给人们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大概有10%左右的男性还是没有工作的，我现在还不是特别确定的是失业女性有多少，但是不管怎么样说，有这些深失业，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损失，另外我们还有大概650万国外的工人，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工作机会的问题，更多的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忽略关于人才的问题，从中国，从印度，还有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我们所学到的最大的经验就是在过去的40年发展当中，他们对于人才的重视。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刚才讲到怎么平衡，怎么去从增长获得平衡，获得社会的和谐等等，来看看新兴市场这么多国家，应对建构和谐社会，哪些国家做得好。

Tarun Khanna：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觉得有一些评论，人们觉得有的增长是有点太快了。从政策的角度来说，这一点不奇怪，我觉得不奇怪的意思是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认为GDP越高，就越好，而没有足够的考虑到环境的问题，也就是环境成本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社会对于成本的理解，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地全面，比如说现在大家考虑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加碳税的问题，二氧化碳的排放肯定在计算GDP的时候，并不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还有哲学家，包括我在哈佛的老师，他们都提到了在GDP计算过程中，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当中，要考虑到人类发展的指数，不仅仅考虑到GDP的数字。我们如果从人类发展指数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不同的国家排名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在一些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有的地方认为高的，好的东西，在另外一些国家认为比例是比较低的，认为它是不好的。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那您怎么认为呢？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我完全同意刚才他所说的，但是我觉得在最近几天当中，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在讨论过程中，曾经说过银行当中，如果数字好，说明你的公司就好，他们也提到在有些公司它的增长速度是2.3%，这个数字就是不错的数字。我跟他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过程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年开会的主题，我们不停地听到大家的讨论，就是增长和有质量的增长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要把环境的问题考虑在内，这听起来好像是抽象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数字的问题，也许2.3%的数字是不错的数字，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在越南情况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讨论，是不是要考虑到健康的发展，是不是考虑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呢？

Nguyne CAM TU：在越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有很大的关注。上一次我也参加了一些会议，也意识到越南政府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越南并不是唯一的这样国家，我们是属于东盟国家，包括其他的东盟国家，我们都有这样的政策，必须能够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Jahangir Hajiyev：我也同意各位发言人所说的，在我们国家阿塞拜疆，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三四年之前，每一年大概是3%到5%左右，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呢？这要看你怎么样理解这个数字了。我们关于增长的来源，主要是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充分利用这个增长，我们又怎么样来开发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这个资源使我们国家其他部门，其他行业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又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阿塞拜疆的例子，我们在阿塞拜疆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但是政府非常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因为他们是新能源来源。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现在来看看来自听众的智慧。

印度观众：我这个问题和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关系的。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丰富的资源，这些国家如果要进行投资的话，他们应该是在哪些领域进行投资呢？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我们主要投资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都是必须的，在我们国家这些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看一下去年的预算，大概是二千亿左右的预算，大概50%是进入了教育以及人力资源和医疗方面的发展，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数字。这个是政府对经济收入的安排，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行业，比如说IT，以服务为基础的行业等等，也得到了发展。

我们现在在沙特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需求，如果你需要就进行发展，不然的话，这个行业就会死掉。在利雅得，以前只有五万个家庭，现在人口达到了六百万左右。这个城市没有水，所以在这时候没有办法支持这么大的人口的基数了。我们的石油就是我们的水，我们没有那么多水，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再支持下去了。所以在沙特阿拉伯，我们进行所有的投入，但是我们在农业上的投入不多，因为我们在那没有水，没有办法来支持农业的发展。

Jahangir Hajiyev：阿塞拜疆的农业发展，我们有自己的农业传统，我们在种植农作物，主要是有小麦等等。

提问：刚才在讨论问题当中，大家提到了人的问题，我们提到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提到了机会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在不同的国家，他们会有签证，有移民上的限制，但是在印度，我们有些人是在那，但是我们不能雇佣他，另外还有一些新的行业，比如说制造业，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服务行业。在沙特阿拉伯它的投资更多的是投入到了教育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问问我们要培训的话，进行哪一方面的培训，这样才能够和我们的发展要求相吻合的？

刘连舸：中国的发展，我们慢慢地认识到，当然这有一个过程，实际上人才问题，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和源泉。大家可以看到，在全球的市场上，中国特别在熟练劳动力层面，比如建高速公路，打隧道，修建机场等等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劳动力经过在国内市场的培训、发展、提高以后，当他们到其他国家投资的时候，确实带来了新的技术、技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来在外面投资，我们不但有融资方面的功能，还需要转移功能，进行智力的转移，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大量地雇佣当地的员工，首先就是培训，在这些新兴市场，最前沿这些国家，这点真的值得借鉴，首先有大量的培养人才，是一个保证。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的确如此，在中国的成功当中，的的确确是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Tarun Khanna：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好的。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尤其在大国当中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口基数非常大，大概有四亿人没有进入到主流当中，在这样国家当中非常重要的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技术工人，我们也不断地听到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工人。有其他制约的因素，就是在市场当中，还不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人才，我们现在需要知道对于人才的投资其实是最重要的投资，不仅仅是在印度，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其他的国家也如此，在沙特阿拉伯这点已经在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发展就是取决于人才，这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是考虑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问题。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我再补充一点，关于沙特阿拉伯，得到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当地的人才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这个公司，涉及到不的行业，我们需要国内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国际上的人才在沙特阿拉伯的劳动力大概是有七到八百万左右，其中大概四百万左右是来自国外，90%的沙特阿拉伯人是为政府工作，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在给公营部门工作，而不是给私营部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能够给人们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大概有10%左右的男性还是没有工作的，我现在还不是特别确定的是失业女性有多少，但是不管怎么样说，有这些深失业，对国家来说是一个损失，另外我们还有大概650万国外的工人，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工作机会的问题，更多的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忽略关于人才的问题，从中国，从印度，还有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我们所学到的最大的经验就是在过去的40年发展当中，他们对于人才的重视。

DCG提问：刚才讲到中奖，赢彩票，最近由于商品价格上升，很多人炒股下注都像赢了彩票大奖一样，他们不光对商品的价格趋势来进行投机，还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进行投机。我的问题是你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怎么进行平衡和和谐的，比如说他们如何来掌握这种平衡，和中国如何竞争，中国不同的行业如何竞争。以越南为代表，你们如何与中国竞争，怎么平衡竞争关系？

Nguyne CAM TU：越南和中国合作的历史悠久，我们实际上不光是在与中国竞争，我们更多是在合作，我们觉得与中国竞争，总是努力去避免这种模式，因为中国的市场是廉价的劳工、廉价的产品。越南政府的政策是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到高品质产品的领域去。比如越南是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出口国，但是越南产品是中等质量的产品，做得很成功，在这方面开发得很成功。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从阿塞拜疆这边来看，怎么看待与中国的竞争干系？

Jahangir Hajiyev：与中国竞争很困难，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与中国竞争，比如阿塞拜疆的很多产品其实是来自中国，在中国制造，在中国生产，如何和中国竞争呢？我们更多是出口我们的产品到中国市场去。比如农业产品，中国的技术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出口烟草，阿塞拜疆的产品给中国市场提供，这就是一个益处，双方互补。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中国进出口银行肯定也支持了很多中国公司出口，生产很多产品，您怎么看？

刘连舸：实际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发展的优势，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问题的出现在于当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有同质化的时候比较同质，比如都有比较廉价的劳动力，或者都生产低端产品的时候这时怎么办？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在最初的阶段确实发生过，比如廉价的劳动力竞争得比较厉害，包括在欧洲，在中国文化传统看来很正常，我们周末营业，但是在欧洲周末饭店开业都要起诉你。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当你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肯定在那个阶段有你相适应的发展方式。比如今天在我们国内已经完全大家统一了认识，沿海地区一定要让出一部分产业转移到内部地区。在同外国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是秉承着这样一种原则，我们有比较优势的要发展。当我们要发生同质化的时候，目前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怎么用我们的经验，通过和其它国家的合作来转移这些知识，转移这些劳动力，通过培训真正让当地受益。我们一直认为当地如果不受益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合作。

Tarun Khanna：在此我们也许应该讨论其它另一个问题，比如说商品价格上升，比如有人讲了赚了钱该怎么办？刚才有发言人提到，很有意思，有的国家财长建立了一个稳定基金，比如一旦有了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就把这些资金存起来。建立这么一个基金在于发生饥荒、经济箫条的时候再拿出来使用。当然这就使得局限了当代的人，比如说你们经济富裕，有过多的资金、物质，不能够消费，要存起来，为下一代人考虑，这也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

刚才我们讲到如何发展其它的产业，沙特的代表也讲到，不光对沙特很困难，其实对很多国家都是同样的难题，对非洲国家来说某些资源很丰富，比如拿到赚的第一桶钞票，但是如何去发展其它行业，这是难题所在。所以，不是说中奖不中奖，能不能赚到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第一桶金更有效的运用于这个国家人力资源的培养和人力建设，如何用好第一桶金，这是一个问题。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刚才讲到资源丰富型的这些国家，他们总是发展资源行业。比如我们总是想赶超中国和印度，但是我们的行为模式总是向日本和美国学，我们的模式都是从美国学来的方式，这其实是我们今天难以前进的原因所在。今天人很多，沙特的劳工很多，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做，尤其对于资源丰富型的国家，比如沙特，我们过度依赖某一种资源，不像巴西，巴西有好几种（资源）。从沙特的角度来说，我们依赖石油、依赖黄金等等，比如贫困问题已经是过去的时候了，今天的沙特人们已经不了解贫困的概念，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现象。

提问：我来自印度，我想问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先生，沙特的经济是依赖石油、天然气这两个产品，如果你的经济都依赖于这两个产品的价格，比如油价波动很大，一百美金一桶、四十美金一桶，毫无疑问就会为你的经济带来不同状态的问题。如果这些资源贫瘠或者枯竭了，你该怎么办？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你说得没错，我不知道我的观点算是悲观还是乐观，但是我认为石油这个资源会在枯竭之前就会找寻到其它的解决方案，因为我总觉得大家都在大力开发其它的替代能源，有的时候各国石油储备量有的是高估，有的是低估了。如果石油资源明天就枯竭了，对沙特肯定是历史很严峻的问题。离我们想要实现的状态还远着呢，不光是经济发展，而且还是人们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比如人们现在讲的是政治发展，比如中东政治的发展与改革，我们没有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能够去坚守和开拓进行社会改革，也就是说没有这么一个经济能够让我们熬过社会改革的时期，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

你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如果社会过程中又出现很多动荡，这有很多问题。比如不光是政党，不光是政治问题。今天中国就是一个好例子，一种有指导性指导的增长政策能够为全国带来益处，新加坡就是一个好例子，新加坡就是很短的时期通过奋斗，通过努力，心情工作，很快实现了经济增长，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例子。

提问：刚才我讲到超越金砖四国，看到这个题目，一个大的贸易来源渠道就是在这些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也就是南南贸易，但是先是看到数字，南南贸易量令人吃惊还非常小。我们都听到中国银行想去欧洲、美国投资，或者我们看到在不同的行业都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南南贸易、南南之间发展不起来，比如阿塞拜疆把烟草卖到越南，越南给沙特出口，为什么这个出口量上不去呢？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问得好，从刘先生先开始，从进出口银行的角度讲一讲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刘连舸：主要问题是首先从大的方面来看，经济发展的程度，从历史上看是这样，无论是贸易还是相互的投资都是在相互的经济体之间进行，后起的包括原来新兴的包括金砖四国，在最初的时候，如果倒退到十年前，中国的贸易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盈余、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我说的第一个概念是需要时间、需要发育这个市场。

第二点，现在南南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好象是需要一些观念上的突破，比如说中国经历过，在改革最初阶段，当我们需要对外投资让利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些经济特区，把这个利让给投资者的时候，国内的争论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变，要谋求共同的发展，必须有所付出。我们注意到一些小的国家、新兴市场包括前沿，他们也有争论，怎么样真正放开这个市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决定，比较复杂。所以，放开市场很重要。

H.R.H Prince Bin Bandar Bin Sultan：刚才讲得很好，过去这几天参加这个论坛，我看到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你们不去中国投资，为什么中国不去沙特投资？实际上现在中国和沙特之间有投资。但是如果我态度乐观一些，让你感觉更好，实际上在我来开会之前，我们国内就有过这样的讨论，讲到如何在世界经济论坛这样一个地方去讨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各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市场准入门槛，也有一些国家形象问题。比如有的人觉得去沙特这个国家投资是不是安全，人们对沙特一些陈旧的想法和观念，那些观念其实并不准确。

在这里真正的问题还是监管和法制上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们不够了解去沙特投资会发生什么。一旦发生问题仲裁会是什么样的程序。人们甚至讨论会不会有些法律框架上的问题等等，没有一个实际的机制能够帮助我们吸收更多的外资。

沙特阿拉伯即使有吸收外资的行业，主要也好象是在石油和天然气这个行业。关于投资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我自己曾经在制定外事政策的部门工作，我一直希望能够促进这方面的工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如果能够合作，要比他们之间只是相互竞争会更好。

我们在贸易过程中，也许贸易的量不是特别大，比如只有10%左右，但是它可能具有作用，比如在我以前曾经是在哈佛商学院做过教授，当时我们曾经说过，你建一个公司可能从0开始，你把它比较成几十亿的公司。现在的情况就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在伦敦能做成，现在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像中国或者约翰内斯堡，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做成。你刚才提的问题的确是非常好的问题。

主持人David Schlesinger：这个问题还是要看成，要么是一半是空杯子或者这个杯子一半装了水，喜欢用这样的方式看它。不得不在这里结束，最后感谢各位参加今天下午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