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者王长田:光线传媒的十亿个掌声

2011-09-02 08:27:54 来源: 商界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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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田曾说要打造中国时代华纳,几乎没有人信;他坚持不做奖项交易,要将音乐风云榜打造成中国格莱美,也几乎没有人信。他似乎总是憋了一嗓子。如今光线传媒风光上市,12年,王长田“熬”出了掌声一片。

我们赶到的时候,王长田正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这是2011年8月5号,北京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此前的一天,光线传媒登陆创业板,开盘价为70.88元,较发行价52.5元大涨35%,光线传媒创下80亿元市值,王长田身家也飙升到41亿元,成为民营电视制作领域的第一富豪。

光线上市,是王长田一个公开的梦。13年前,当他从可以确定的传媒生涯转向不确定的创业之路时,很多人都为其捏把汗。王长田面临的不确定,既是电视业制播分离从趋势到落地的过程,也是企业发展是通过不断融资迅速催大、还是精打细算按自身逻辑成长的抉择过程。

在做《娱乐现场》时,王长田说要打造中国的时代华纳,几乎没有人信;他坚持不做奖项交易,要将音乐风云榜打造成中国的格莱美,也几乎没有人信。他似乎总是憋了一嗓子。

13年来,民营电视行业实在像是一片稚嫩的草原,既要承受市场的马蹄,更要面临政策的风云突变。包括光线传媒、欢乐传媒、派格太合、唐龙国际在内的民营电视四大门派,有三家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而另一边,老被外界拿来与自己比较的华谊兄弟通过融资高速发展,而光线则因为王长田对公司价值的坚持数次与资本擦肩而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长田选择了非常“轴”的一条路。他坚持传媒娱乐的工业化的理念,而华谊则紧扣人和资本。虽然两条路殊途同归,但今天资本市场对光线的追捧,让王长田13年来的精打细算以及对自身商业模式的务实打造有了回报。

今天的光线传媒股权集中,基本规避了“与明星分手”所带来的管理风险;集电视节目制作与广告、演艺活动、影视剧制作与发行于一体的业务矩阵,协同效应非常明显。而光线每天的节目制作量共计6个小时,也让王长田成为一个没有电视台的“民间电视台台长”。

——王长田的故事,是一个文化人对商业实践和商业理想坚持的故事。

上篇:

去做记者吧!

2011年7月17日,王长田从梦中惊醒——又是那个场景。

初中的时候,自己被一群小流氓围堵搜钱,小流氓还强迫年级上的三个漂亮女生和他们厮混。王长田说,在梦里他始终和小流氓们交战厮杀,拼尽全力。而这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跟随了他很多年。

那时候,王长田从大连农村插班到县城中学。“当时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孤苦,很弱小。城里孩子们知道的看到的,我都不知道,虽然我学习成绩是班里最好的。”“那次身上五毛钱,被小流氓拿走四毛,剩下一毛放到我口袋里,说看你学习成绩好,给你留一点。”

“我属于那种内心的英雄主义者”,这是多年后王长田自己眼中的王长田。而在别人眼里,他温和、寡言,不够强悍,乃至缺乏企业家特有的那种征服欲。凡此种种王长田听在耳里,扔在风中,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必要向全世界开放吗?没有必要。

“我七八岁的时候就会做火枪,开始是打火柴的,十岁时做成带枪管装火药的,12岁时改成粗枪管换弹壳的,可以伤人打鸟。那时去邻村看露天电影时我会带着火枪,不断幻想遇到阶级敌人的情形。我的小手指还留有当年装枪走火造成的伤疤。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搞清这一经历对我一生有何影响,到现在仍是个疑问。”这是王长田某天偶然发出的一条微博。

40岁前,王长田遍读西方传媒链上所有大鳄的传记,他总能从中找到梦想被轻轻划燃的感觉,比如他曾推崇维亚康姆集团的雷石东,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娱乐帝国里的商业智慧令他唏嘘;而40岁后,王长田不再读这些。“中国的传媒娱乐产业,与西方有着太多不同,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

光线的路自1998年起,13年跋涉长途,穿越荒漠,王长田自比为骆驼。“娱乐圈大哥做关系,天才做项目,玩家搞演员,骗子搞资本运作,既不是大哥又不是玩家也不是骗子的只好做骆驼。”

“骆驼”王长田是记者出身,记者之路自1988年正式启程,而王长田所受的职业启蒙却要追溯到更早以前。他的小学语文老师是名知青,自己一辈子扎根农村却希望学生去看更大的世界;中学的语文老师是名文青,理想主义情怀甚浓;高中的语文老师有些愤青,希望学生能够做一些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事。当然,三位老师都说过一句相同的话:王长田,你以后就去当记者吧!

他真去了。1984年,王长田顺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多年以后,那个入学代码为“8432”的复旦新闻系84级的学生们登上了这个国家的传媒舞台,其中包括《解放日报》的总编辑裘新,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曹国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轲等,甚至当年的指导员张力奋,也都离开校园出任FT中文网总编辑……

如今,他们还会时不时聚会。

躁动

年轻时面临的选择看似纵横交错,回过头看,路其实都是单向的。

有些路你天生就没有兴趣,有些路你想走时为时已晚,还有的路,你已经走了一半,才发现此路不通。多年后,当王长田被看作新闻人职业生涯转型的代表之一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每一步冒险中的机会成本。

1988年,大学毕业的王长田本准备去中新社,殊不知被同学串了后门。最终,他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负责对外新闻宣传和内部资料整理。虽然工作单位挂着“新闻”两个字,但工作内容毕竟和一线记者差距太大。在那里,王长田呆了一年零八个月。

一年零八个月后,王长田偶然看到了《中华工商时报》的创刊号,相比当时刻板的经济报道,《中华工商时报》显得轻松可读。王长田上午看了报纸,下午便找到报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放着中央机关的铁饭碗不要,偏要跳去一张新创刊的报纸当记者,这是王长田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冒险”。

在报社,这位初来乍到的记者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很难记住人名,二是算账的能力非常强,对各种经济数据过目不忘。“记不住人名在一个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时代很悲惨,当然我一直不认为关系是最重要的,这跟我的个性有关。”在报社,王长田偏好“雷达表的中国攻略”,以及EMS与DHL之间的商战类作品,3年后他升任市场新闻部副主任。

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热潮,1993年,一批更贴近读者的综合性都市报开始崛起,媒体竞争变得激烈。此时的王长田经不住“下海潮”的拍打,他婉拒报社领导劝阻,竟然跑去东北卖起了涂料。放着工作不干,偏要跑去“练摊”,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冒险”。

涂料卖了半年,王长田又重新回到报社,他还是习惯媒体的生活方式。只是时间很快又将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岔路口:第一条路通向香港,报社正在筹备收购一张香港报纸;第二条路通向仕途,为某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做秘书;第三条路则是突然出现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北京电视台的副台长吴天锡。

听说吴天锡要办一档全新的新闻栏目,王长田又按捺不住了。这是1995年,王长田的第三次“冒险”。也是因为这次冒险,王长田从纸质媒体转型电视媒体,从此踏上“不归路”。

1995 年,王长田住进了北京崇文门的一家小旅馆。旅馆住了一个月,《北京特快》终于推出。因为节奏快、信息量大,一改颂歌式的新闻报道方式,该栏目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最优秀的电视新闻栏目。

回过头看,王长田首先愿意去了解市场真正喜欢和需要什么,进而不客气地打破约定模式制造有销售力的内容;其次,他也身患媒体人“这山望着那山高”的通病,新的浪潮打来,新的躁动便起。

当然,“躁动”这词,如果干差了叫浮躁,干好了便叫有激情……

下篇:

强行起飞,空中加油

传媒人创业为何难以成功?有人说记者看似见多识广遍地兄弟,创业初期朋友们可能会支持几单生意,但很快以同类成熟公司标准来要求你,换言之,关系不代表可持续的生产力;

其次,越是在传媒领域干得风生水起,越是习惯于文人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与商场是不兼容的。

1998年7月,王长田和北京电视台彻底地脱离了关系。他拿出10万块钱与当时在《北京特快》时认识的四位朋友,成立了一家名为北京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的公司。5位合伙人都有经济新闻背景,又懂得电视运营,因此一开始选择了做策划和出售创意。

1998年前后,策划业确实处于高热状态。专业的不专业的策划人脸上都挂着一副夸张表情,以云山雾罩的奇思妙想行走江湖,当时北京电视台的咖啡厅,总是被一群又一群的制片人和策划人围聚。

只是,做策划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在经历几次投标失败后,四位合伙人相继离开公司,剩下王长田一人苦苦支撑。而此时,传统的电视制播模式的弊病已显而易见,电视台自己花很多投入去生产节目,可随着频道越来越多,节目时间越来越长,整体运作显得捉襟见肘。

大势所趋,但政策风险仍在,敢不敢赌?最终,王长田决定针对当时极度欠缺的娱乐资讯类节目,制作酝酿多时的《中国娱乐报道》(《娱乐现场》前身)。《中国娱乐报道》参考美国的“节目辛迪加”模式,自己制作节目,自己做发行销售。光线此举,是中国电视制播分离历史中最早的探索。

许崇智 本文来源:商界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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