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解读371期：不靠谱的姚氏通胀代价论

网易财经8月30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在吉林大学演讲时表示，“目前的通货膨胀，是我们为了战胜2008年金融危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姚式通胀代价论靠谱吗？

对抗金融危机，四万亿救市并非“不得不”采用的办法

政府救市只有短期效果，并非应对金融危机的妙药

所谓政府救市，即一国在陷入经济危机，总需求降低、增长疲软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以政府购买的形式拉动有效需求，进而帮助国家摆脱困境、实现经济复苏。大萧条时期，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政府救市理论，帮助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危机，但政府救市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灵丹妙用。

首先，政府救市理论本身就有缺陷，正如凯恩斯所说：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就是在马路上挖一个坑再用货币填上的话也会有效果。当然这种效果只是短期的、数据上的效果。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试图通过政府救市恢复经济增长，但这种措施只起到了短期的效果，当1997年日本政府开始减少公共建设规模以后，日本经济开始迅速衰退。

由此可见，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说，盲目推行政府救市，只能起到“强心针”的作用，短暂刺激经济的复苏，而并不能使经济真正摆脱危机。面对经济危机，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找出导致经济疲软、社会总需求降低的原因所在。

中国本应大规模减税，却因追求短期效果引发通胀和重复建设

在2008年发端自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之所以受到冲击，是因为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不足。2007年1至9月，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1%的历史高位。这说明，若想使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降到最小，应该调整需求结构，增大内需，具体的措施应该是通过减税把更多收入留在企业和老百姓手中，以增加民间消费。

但是民间消费短期内具有刚性，而刺激投资更加立竿见影，投资中又以房地产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短期效应更加明显。中国政府显然采取了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四万亿资金投资“铁公基”的确实现了“保八”目标，却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

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安然过关，是因为那时基础设施差、工业基础需要快速发展。但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工业产能已严重过剩，此时采用政府财政投资基建的方式，就会造成重复建设和严重浪费。而四万亿投资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令通货膨胀从2010年下半年以来屡创新高，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最沉重的负担之一。

即便政府救市，四万亿带来的通胀代价也不该由民企和消费者承受

政府救市的四万亿资金投入“铁公基”，从而带来了“国进民退”

从中国政府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资金用途中，基建是重中之重。根据发改委公布的投资清单，投资比重最大的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工程，达到15000亿元，占总投资的37.5%。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分得4000亿元，占总投资额的10%。

而拥有巨额新增信贷的“铁公基”领域，聚集着国有大中型企业，近90%的项目由它们承接。民企中只有少数大型民企得到一些信贷额度，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则望尘莫及；巨额信贷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而银行因为信贷额度限制，对于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更加惜贷,这使原来一直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造成新一轮的“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使得民企和消费者在承受通胀代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认为，“货币如蜜”，它会粘附在首先进入的领域，令这一领域的产品价格首先上涨，也就说，新增货币最早流入的行业是通胀最大的受益者；越晚被通胀波及的行业，受损失越大。

在中国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中，新增货币首先流入了“铁公基”领域，令这一领域的国企分享了货币超发的蛋糕；而民企因为鲜少有资格获得信贷额度，不等不成为通胀的被动承担者。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能从四万亿刺激计划中直接收益的机会更少。四万亿中，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民生事业发展的仅有1500亿元，不到总额度的4%。同时，现在的国企虽名为“全民所有制”，但民众却不能分享到国企的利润，国企在通胀早期获得的收益，只在企业内部分成，普通消费者只能被动承担物价上涨。

别拿保增长来掩饰政策失误，政府救市后遗症正酝酿新风险

四万亿并没有保增长，扩张后的紧缩导致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必须出台这样的刺激政策，保证就业水平，保障社会稳定。”然而四万亿只是保了国企的增长，保了国企员工的就业，却把民企放在了承担金融危机和通胀冲击的第一线。

四万亿刺激计划对国企的偏颇，已经对民企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四万亿之后，政府面对严峻通胀采取的挽救措施——全面的信贷紧缩，更把民企推向了崩溃边缘，今年年初，东南沿海多个地区出现了民企“倒闭潮”。

然而中国民企企业才是保证经济活力、吸纳社会就业的主力军。中国民营经济创造的财富，已经占据全国经济总量的60%，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其比重接近70％，每年还吸纳着8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可见。以“保就业、保增长”为名的政策，其实正起着相反的效果。

政府救市产生后遗症，正在酝酿“中国式”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已经是过去式，但政府救市的后遗症还在不断积聚。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的地方债规模约10.7万亿元，这其中约一半是2009年国家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举借的。部分地方仅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就已经高于100%，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

而在政府不断的信贷紧缩，以及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下，民营企业不得不求助于地下融资，民间高利贷由此产生巨大的市场。数据显示，温州的民间借贷年息处于24%左右的阶段性高位。最危险的是，一些国企和银行也已经涉足这一领域。

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还是民间高利贷的膨胀式发展，都在不断积聚金融风险。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认为，不良债权的出现必然会危及融资信用体制，导致整个社会出现资产价格下跌，引起信用机制瓦解，总需求减少……周而复始，进而出现经济危机。

结语：“姚式通胀代价论”只是为错误经济政策的辩白。通胀不是对抗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而是金融危机时期，错误的政府救市政策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逐渐加剧，并有可能带来“中国式”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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