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先生是中国金融学界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拜读夏斌先生的大作《中国金融战略》一书，收益匪浅。夏斌先生在该书中的讨论中囊括了当前中国金融中的几乎所有主要问题。没有对中国金融活动与发展的深入了解，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在心里做了一个测验：看看我是否能提出夏斌先生在该书中没有提出的重要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我提不出什么新问题。
夏斌先生显然试图在《金融战略》一书提出一个认识与分析中国金融问题和发展的理论框架。首先，夏斌借用帕金斯教授的话强调了中国金融研究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对于接受过西方博士项目培训的经济学家来说，主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中。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思考什么是对中国真正重要的问题，而并非什么是当时在西方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如果你根据在美国的经验认定你所应该做的解释，照搬哈佛经济学或麻省理工经济系最有名的五位经济学家的模型，那就错了。当然你可以这么做，而且这也有可能为你博得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但也有可能意味着你的研究对中国就不会那么重要了……中国经济学家想要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本身对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是不会有重大贡献的。”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条件赞同。
基于对于中国金融实践的任务，夏斌提出了金融 “四维系统”的概念，即金融系统是一个由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与涉外金融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基于“四维”系统性的思考，并结合中国的特点，夏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体系，我将在最后提出一些简单批评意见。下面先谈谈我对夏斌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的看法。简单来说，我对夏斌的各种大政方针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夏斌指出：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或者说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作为金融的总体战略方向，只能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对此我完全赞成。夏斌认为：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有四项：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对此，我也基本没有异义。
对于夏斌所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如战略过渡期内必须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必须仍然坚持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原则、大国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求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必须抓紧修正外汇管理的原则，我更是完全赞成。
夏斌对外汇储备使用的观点不但正确，而且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不少人认为，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向市场投放货币买来的，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动”。夏斌指出：殊不知，既然是央行投放货币买来的，为什么市场（包括政府）如果再用人民币（包括发债筹人民币）向央行购回，就不可以？就不能称为合理的市场行为？何况，如果市场主体用人民币向央行购汇，用于进口和境外投资，还可减少境内货币供应过多压力，提高国民净福利和企业竞争力，并不妨碍央行对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控制。夏斌接着谈到由“藏汇于朝”部分转向“藏汇于民”的问题。夏斌指出，决策者要相信，经历多年市场化历练的民间力量，在用汇收益上，并不亚于官方。而且，这一历史性的一步，是早晚必须迈出去的。同时，民间用汇的过程，又有利于国内货币供求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其储备风险分散在各经济主体，也有利于减轻国家集中承担风险。夏斌的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不过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企业和居民一开始就把外汇卖给了中央银行，为什么民不想藏汇于己？例如，农行上市筹集了二百亿美元后，为什么马不停蹄地把这些外汇统统卖给央行？ 答案很清楚：没有理性人希望平白遭受汇率损失。因而,所谓合理使用外汇储备的问题离不开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水平问题。
夏斌提出了我国对外金融政策的若干主张：
（1）应始终如一地支持IMF的改革，力争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支持IMF和联合国有关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SDR方案等议案。
（2）支持各区域货币、“货币同盟”的研究和发展。
（3）以各种方式，支持亚洲金融合作（包括“上合组织”），实现区域性风险救助机制。
（4）以人民币跨境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为推动力，通过中国央行与各国、各地区央行的货币互换合作，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寻求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多种途径。
（5）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投入更大的精力，牵头组织、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亚洲经济是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亚洲又是高储蓄、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通过发展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与金融战略的实现是有利的，而且可迂回制约主要国际货币滥发的现象。
（6）结合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用好中国对外的美元援助、美元贷款、用美元购买亚洲债券等活动，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发展，寻求在进一步推助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一体中的中国利益。
（7）支持国际组织关于全球“宏观审慎监管”和“全球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措施，减少杠杆效应，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同时要学会“以我为主”的思考，给中国经济发展多留些“空间”，不追求国际金融监管引领者的虚名。
这些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在中国金融改革方面，夏斌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但我对他提出的，中国要重视的不是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恰恰是“小而不能到”的问题的看法，有所保留。我以为，中国同样存在大而不倒的问题。而且可能比美国更严重。四大银行占压倒优势地位，不是一件好事。
在一篇评论中，不断对被评论文章表示赞同也不是一件好事。因而，我想简单谈一下对夏斌大作的一点遗憾之感。首先，以爱因斯坦所阐述的科学体系的标准看，夏斌的著作还不是一个分析的体系。讨论金融发展，既可以用假设演绎法也可以用历史方法。但夏斌的方法两者都不是，还是中国传统的“摆观点法”。其次，由于方法所决定，书中的一系列观点不能说已经得到证明，虽然我对这些观点都表示赞成。第三，与前两点相关，夏斌著作中定量分析显得比较薄弱。最后，中国学者还必须考虑同西方同行交流的问题。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的运行的了解是外国学者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如何让外国同行了解我们的观点呢？我们必须学会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话语体系。否则我们只能自说自话。没有交流和正面的辩论，我们的经济学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当然，我对夏斌著作的这点批评只不过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夏斌本来就没有打算按我说的这种方法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必须承认，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夏斌的方法论可能更具有合理性。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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