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一鸣：关于青春的梦想和人生的梦想

地点：深圳大学

时间：2011年3月31日  19：00

地点：深圳大学科技楼一号报告厅

主办单位：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共青团深圳大学委员会、未来中国助学联盟

协办：深大青年杂志社

路一鸣：

从名校的最佳辨手到央视十佳主持人，从三星智力快车到一鸣论道，在唇枪舌战的对抗里，他辩驳着人心的价值逻辑。

在善恶美丑的较量中，他试图拨开遮蔽道德良知的乌云，古今多少年，都付笑谈中。

路一鸣的快意人生，等待与您共同分享。

主持人：再次欢迎大家走进领军人物大讲堂。

今晚走进我们深大的这位领军人物是辽宁沈阳人，个头不高，可是看起来温文尔雅，剔透的智慧和精到的幽默，透过他妙语连珠的语言散发出无数的光芒，也感染了很多人。1999年国际大辩论会上他脱颖而出，同时最佳辨手的头衔也让他拥有了走进中央电视台的敲门砖。可以说从道德观察，到一鸣论道，一路走来让我们作为观众也习惯了，似乎需要这样一个形象，为我们搭建起人与社会沟通的桥梁了。接下来掌声有请路一鸣老师。

路一鸣：同学们好。主持人对光比较敏感，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黑，看不清我的脸，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人真的会变老。我感谢未来中国竟然找到我当年参加比赛的视频。有的人认为很容易在网上就能下载下来，有人认为1999年到现在已经12年了，对我来说是旧社会了，竟然还能找到。相比之下，大家发现我变得比以前胖了，头发比以前少了。幸好我生命中的体验又丰富了，为了装下体验我又扩展了一些。这个题目《论道·梦想》是同学们给我写的。我10年前就听说过深圳大学，当时没有敢进来，听说是一个很多学生都开着汽车来上学的学校，而我所在的大学，当时连BB机都很少见，所以当时没有进来，这是我10年之后第二次来深圳，今天终于来到深圳大学了，看到深圳大学的同学们依然脸上洋溢着纯朴的表情，我很欣慰。

题目太大了，这个题目对我来说确实太难，我恐怕也没有资格在这里以论道的方式给大家讲述关于青春的梦想和人生的梦想。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个人的体验出发，我们未来中国的使命、口号叫做“传递思想、分享生命”，传递思想，不敢当，因为我知道很多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有思想，他们的思想的深度、广度、观察社会的敏锐度，迎接困难的勇气都不比其他人差。而梦想我还有一些体会，我是1992年进入大学的，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还没有出生，出生了还不会说话，说什么还不清楚。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训练和培养之后，有多少人能清楚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表达什么。关于梦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道”，一般来讲，它是指车轨、轨迹，引申出来的说法是规律。而“梦想”，天马行空、五花八门，每一个人都不同，你有你的梦想要拿奖学金，我有我自己的梦想开车，我们宿舍的老三有一个梦想要追那个学院的女同学。每一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有相同的规律可找吗？表面上看都没有，相同的是，我们面对梦想的时候要抱什么样的姿态，这恐怕是我能和大家分享的。我知道现场有一些来自深圳大学辩论队的同学，可能很想和我现场过过招，一会儿大概会有机会。大家可能对我参加辩论赛时候的视频有很多的了解，大家刚刚参加辩论赛的同学都会拿从前的视频来看他们怎么进行辩论。

谈我的经历，那就从大家熟悉的辩论赛开始。大家未必知道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1996年就经过全校的海选，我们西安交大刚接触辩论的时候也是对辩论一无所知，看蒋昌建的辩论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辩论，我当时是和他学的，后来终于和他一样了，再后来面对新一批的辨手的时候，我显得比他年轻。这个辩论的训练非常的艰苦，我们当时是集训封闭培训两个半月，每天从早上6：30起床开始，做早课、发声、形体、演讲，到7：30早餐，8：30开始听上午的讲座，学校那个时候会给我们请很多的老师，讲文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法律的等，以主题报告的形式给我们讲课，每一天都如此。下午做思维反应的训练，有抓漏的训练，有一对一训练，有发散的训练，有一对强的训练。大概到5：00左右休息，中午大概有2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上午的讲座大概11：30结束，下午2：00开始做训练，到5：30下午课结束，吃晚饭，晚上7：00开始做模拟比赛的训练。训练完之后，主教练进行点评、队友点评，大概到10：00每天训练安排的科目就结束了，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留在训练室里面，和教练继续讨论，或者自己看书，11：30回到自己的宿舍睡觉。每一天都如此，参加一场比赛两个半月。1996年我们参加过第二届全国名校大专辩论会，在上海举办的，1998年我们参加全国大专辩论会，是为第二年的辩论会进行选拔，1999年我们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前前后后参加了3次比赛，所有的队员都停课，每天都吃住在一起，搬离了宿舍，每一天的脑力强度非常大。我记得1996年比赛的时候是研究生一年级，到1999年比赛的时候已经是博士一年级了。这四年的时间里，我总共有7个月的时间一直在接受辩论的训练，到1999年那一次的时候，参加完那个比赛我称了一下体重掉了8斤肉。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我就是因为辩论赛被中央电视台看中了，后来我参加完比赛就回学校了，因为已经落了很多课程了，我已经在读博士了，一开始老老实实的研究课题，泡图书馆，半年以后中央电视台要创办一个新的节目，大家在上高中的时候还看过叫做“三星智力快车”，我是第一任的主持人。大概主持了一年多，希望我去试一试，试完之后觉得可以继续做主持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然后每个月就坐飞机到北京，录完节目再飞回去。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太简单了，面对中学生给他们解答问题，这个是能够找到一个在中学生心目中有分量的主持人，刚好我刚拿了最佳辨手，那时候学生对我很尊敬，那就让我当主持人了。我是学管理的，我已经在西安的一家公司做管理了，我一直认为自己会成为公司的好的白领，那会学管理的同学们一般也愿意到企业去。有一些公司在1998年参加完全国的辩论会之后就开始邀请我去他们的企业了，包括很有名的企业。可是那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主持人，我们西安交大在我之前还没有出过主持人，那时候有人立志在交大这样的工科学校里当主持人的话，那就是不入流的，大家会认为你不好好学习。可是我做了主持人之后我发现这个工作更能刺激我，因为我年轻，那会当然比在座的各位老一些，但是比我现在年轻多了，那是2000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追求卓越》的书，管理类的同学大概读过，那时候我刚好在读，那里面介绍了在美国已经历经百年的公司，他们都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就是“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从他们内心的兴趣出发去做”“如果只做自己擅长做，而并不喜欢做的，恐怕做不到卓越的份上”“如果又自己喜欢，又擅长，那就能达到卓越的高度”，这时候我就开始修正自己人生的目标，我是不是喜欢做白领？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喜欢做主持人？我能确定，我的能力和支持是否支持我做一个优秀的白领？说不定还行，那是不是能支持我做卓越的主持人？我当时很有信心。

所以后来我没有去任何一家企业面试过，也放弃了当时兼职的那家公司助理的职务，就专心致志的做主持人。我从《三星智力快车》当时是属于中少青中心，到了经济中心，我是毛遂自荐的，我主动的给他们发邮件，就问我是否可以做主持人，他们同意了，然后觉得我还可以，那就留下来试用了。那时候有两个节目，一个是《商业名家》，一个叫《对话》，第一个已经没有了，第二个还有，我2003年担任《对话》的主持人，做了3年半的时候，2006年底的时侯我调到CCTV12，当时由于这个频道的转型新设置的很多的栏目，需要很多的主持人，我就进入了《道德观察》栏目，在《道德观察》工作两年之后，我就开始筹备《论道》这个节目。大家看我拍这个宣传片的当天，我是在录影棚里，当天刚好是我爱人临产的时候，很纠结，为了自己工作的梦想是要继续留在现场，还是要考虑家人的体验和感受，要回到产房去？最后我把主要的正面的镜头拍完之后，我把衣服脱下来给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同事，剩下的就让他当替身来拍，后来用的都是我自己拍的镜头。这样的一条轨迹发展下来，大家觉得，哎，路老师您看您多顺利啊。深大也有传媒类的专业，现在我们要去一个媒体是很难的，更别说是中央电视台了，更别说一去就当主持人了，所以你真正是赶上好时候了。

我们说一下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些主持人在屏幕上那么风光、光鲜。我刚到经济部的时候，就是财经频道做企业家访谈，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我又是一个最佳辨手，我又学管理的，和企业家访谈肯定没有问题。第一期的时候差一点被枪毙，总是被嘉宾打乱我的访谈。第一次的惨痛的教训回来之后很沮丧，为什么控制不了嘉宾？后来我明白了，我只是有书本上的知识，没有更多的实践，所以我没有办法和嘉宾在对等的平台上和嘉宾进行交流，我在嘉宾的眼里什么都不是，问的问题都很幼稚。因为我没有时间参与企业的实践、读更多的书、和更多的人交流。所以我就有了偏激的想法，不要小看我，所以后来我和嘉宾谈的时候，都有争强好胜的劲在里面，有些嘉宾经常被我问得谈不上来，我就很欣喜，觉得我问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回答。后来我认为这也不对，这个是从辩论手的角度来谈的，不是应有的态度。一个好的主持人应该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嘉宾多发言、多讲话，最后让嘉宾感到我最强，不是主持人最强。

当我的事业进入了正常的轨道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三年的时间超过白岩松。那时候他的节目大家都在看，中央电视台涌现出了一个会说人话的主持人。那时候我不服，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有超过人家。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两年之后，我们台里的主管、主持人出镜部门接到了观众的举报信，有观众反映路一鸣这个主持人太难看了，实在是有辱中央电视台的名声，还有一些其他不知道哪来的消息都安在我身上了。后来我就被禁止出镜了，有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吧。我又很沮丧，怎么会这样呢？没有影儿的事，也不给我申辩的机会。当个人面对一个组织的时候，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当我渡过了这段尴尬的镇痛期之后，我面临了更严格的工作要求。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后面有一个备用的主持人。我就在后面，当节目录完之后，观众都走了，嘉宾还留着，这个时候就说要试用一下新的主持人，刚才的主持人下去，我上去。我把刚才的话题和刚才的人重说一遍，说不了人家那么长，一个节目只有40分钟，只是给我一个试的机会，20到15分钟，也要采访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都是工作人员，冒充观众看你的表现。这段视频留下来，拿给专家和领导看，如果他们认为你行，那你就可以当这个主持人；如果他们认为你不行，那就算了。那如果认为你比刚才的主持人好，那刚才的主持人就下去，你留下。我在台下挑战过台上的人，我在台上的时候，经历过3次这样的挑战，台下有人坐着，主持完之后，坐在底下，下面的人上来就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人谈话，所幸我都挺过去了，所以我才坐实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位置。

到了新的岗位上做《道德观察》，我以前是做财经节目的，坐我对面的人身价少说有5000万，500万的都坐不到台子上，只能坐在第一排。我觉得自己是精英，我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别人算什么。你们关心什么？盐是否涨价了？还哪有卖的？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我们关心的是明天谁可以上市，华尔街的人现在又玩什么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怎么忽悠我们？怎么应对他们？我们谈的是这样的话题。到了《道德观察》之后，马上就变了，面对的话题和内容，以及观众都和以前财经频道不一样了。这是生活在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世界里面的一群人，他们很困苦、很窘迫，很多人也很绝望，他们的收入一辈子也赶不上我在财经频道的采访的那些人一个月的收入，但是他们的品质打动了我。有一次，我们在春节的时候把曾经的嘉宾都请到了现场做访谈，我们请了甘肃陇西的一对夫妇。丈夫要换肾，没有肾源，妻子就拉着丈夫做配型，结果发现妻子的肾可以换给丈夫，但是也得交手术费，没有钱。两口子平时是在街边煮饺子卖的，没什么钱。妻子见到街上凡是有红十字牌子的门，进去就给人家跪下，希望他们能帮帮自己。后来打动了一家大医院的医生，说可以帮他们做这个手术，但是费用的减免我说的不算，但是院方不愿意。后来被一个民营医院知道了，说好，我给你提供手术的平台，就是张大夫可以来我这给他们做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后来我问这个丈夫，说你妻子挨个去跪，你知道吗？他说自己刚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怎么知道的呢？就是每一天给我打洗脚水，发现她蹲不下去，她的膝盖全烂了，才知道她出去跪了很多天。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震撼，人生竟然可以苦难到如此地步。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台附近很普通的招待所，就是现在的快捷酒店，很简单的设施，中午叫他们下来吃饭，吃完饭我买了水果送到他们的屋里，夫妻俩在休息。他们看到我也很紧张，我见到他们也很忐忑。我问他们我是否可以为他们做什么，虽然有接待他们的同事，但我很愿意帮助他们，后来妻子说了一句话，“我们很好，住在这里就跟住在天堂一样。” 我站在门口都傻了，这样一个在我们眼里太普通的条件，在他们那就已经成为天堂了。我们经常和服务员打架，菜上的慢了，菜做的咸了，碗没有刷干净，不满足，不满足我们现今生活的所得。还是有抱怨，我怎么还不如白岩松，重大的事件都派他去，为什么没有派我去呢？可是我们忘了我们这个世界里生活的另一类人，他们和我们比起来穷尽一生可能也无法体验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幸福。不是因为这样的比较让我们觉得优越，而是一下子提醒了我们这些人，让我们反思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我们珍惜过吗？我们是不是总是把眼睛看我们没有获得的东西。为什么核辐射没有飘到中国的时候，大家都抢盐，但是到了中国的时候，大家都不紧张了，这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怕死，这个是怕自己比别人先死。万一盐真的管用呢，他们家有，我们家没有，那我就比他们先死，在这个时候就失去了判断和控制能力，所以行为就变得疯狂了。

我参加辩论赛的时候想拿冠军，所以我付出巨大的努力。做主持人的时候，我想做到卓越，我这辈子都想当主持人，没拿它当饭碗，它是我毕生的事业，我想像美国的拉里金一样，他站在台上说出的话一言九鼎，大家都听。把每一个工作都做好，在工作中体会现在的生活，用纵横两个坐标来评价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过宏大的梦想。以我为案例，分析一下梦想和我们现实生活的联系有多紧密，是近还是远？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过特别高远的梦想，我为自己设定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目标，这个梦想和现实有什么关系？一是和你的性格有关系，你做的是否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如果做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不能给你带来快乐，你就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创造的完成你的工作，你就没有办法实现在众人的竞争当中凸显你独树一帜的地位。二是，和你的抗击打的能力有关系，我在经济频道工作到2003年之后，三年之后，《商业名家》的节目突然停了，我就没有节目做了，那年我刚刚结婚，休完婚假回到中央电视台，被通知我的节目停了，没有活干了，没有钱赚了。我就天天在家待着。别人打电话问我：“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做饭。”我每天做家务。有人劝我说，你有那么好的资质，有那么好的条件，你换一个企业，到企业里做新闻发言人，收入也很高的，也有很有名的企业和我谈。我说我不去，我就想当主持人，我扛着，我扛了1年，12个月，我每个月只领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当时是1760，我刚结婚就领这个工资。过了一年我还在死扛着，我非要当主持人不可。到最后还是等到了一个加入新岗位的机会。这个和一个人的梦想和性格有关系，我就认准这个，八匹马都拉不回来，都在自己的目标上，这个是和抗击打的能力有关。比如说你想创业，现在的大学生对创业很感兴趣，但是创业的路上，一将功成万骨枯，不成功的人也不能站在这个上面来，那他就成了默默无闻的人。但这样的人身上没有梦想的影子吗？有，他们对梦想的执着一点也不亚于成功的人。还有老男孩儿唱的：“梦想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但是，放弃不丢人，因为你不会永远为了梦想付出你生活的全部代价。如果一个年轻人说自己没有激情、没有梦想、没有目标，那才叫人瞧不起。如果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还是对自己的梦想那么的狂热，甘愿放弃自己在生活中的很多责任，不是世俗的负担，是责任，那这个人就有点不着四六。所以同学们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是对梦想的热情、激情的荷尔蒙指数是最高的时候了。到了中年的时候，你会慢慢看清楚自己脚下的路，会踏踏实实的一步步的往前走。

梦想还和一个人的价值取向有关系。你做的事你很愿意，你也很有能力，但要看是否是这个社会需要的，但如果是不需要的，那你梦想实现的价值就不大。你就喜欢弹玻璃球，比谁弹的都准，可惜这个社会没有弹球大赛。我就喜欢挣钱，我就是要获得单笔收入投入产出比的最大，那这样的人没戏。现货永远不如期货来得诱人。你追求的目标、你工作的成效实现之后，原来看上去特别光鲜的东西，其实都是贴在外面的一层皮，它会自然的贴在你身上。比如说很多人参加选秀，一开始我不理解，甚至很讨厌，出名有这么重要吗？后来慢慢选秀的内容、性质也变了，他们不是为了出名，只是为了有展示自己的舞台。可以，生命的多样性展现出来。刚开始的选秀都是为了出名，他们为了出名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这是我们梦想当中不应该有的元素，做函数的话，应该不包含这些东西，应该包含自己的理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主动的去选择一个岗位，全情的投入你才会获得更大的目标。当你的视野也开阔了，你的经验也丰富了，你会发现，你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慢慢的居然离你越来越近了，而这些东西是你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设立的梦想，但他们离这个目标没有变得越来越近，比你还差得远。

所以当梦想和轨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条一定之规，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如果把“道”讲成规律的话，那我想对梦想和现实明确的判断和做好每一步当下的事情，这恐怕是让我们和梦想越来越近的一条途径。这世界上有捷径吗？没有，你有多大的目标，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是学工科的，我觉得个人的经历、人生成长、梦想奋斗这样的案例的话，这算是一个不完全的归纳。梦想在我眼里没有充分的条件，要实现梦想没有充分的条件，但是它的必要条件是你必须踏踏实实的走好脚下的路。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路老师，其实说实话，今天晚上来做主持人的主持，压力真的挺大的。但是我在今天晚上讲座开始之前，我家里的长辈给我打电话，特意说了一句话，你今天晚上是带着三代人的梦想来见路老师的。昨天晚上在网上看了路老师的微博，我就发信息，我说你在来之前深大已经轰动了，我一发放就出现了一条红字，说我没有被加入关注。那接下来如果你想和路老师过过招的话，就有这样的机会。时间交给路老师。

学生：之前小的时候经常看您的《道德观察》，印象非常深刻。一鸣老师有一句话在最后的时候说“我是路一鸣”，我印象深刻，这说明道德观察给我们传递了一种姿态，也说明你在和我们观众传递一种姿态，所以基于这些我认为您也是负责任的主持人。所以我咨询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关于道德方面的，因为您也是长期做《道德观察》，所以您以这样的视角看一下当下中国的道德生态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当今需要用道德的东西，我们用了法律，那需要用法律的东西，我们用了道德。这样的东西对中国是一种灾难。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新闻自由的，在中国，我想我们的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我们都是正面报道为主，有人调侃说我们中国人是乐观的民族，不报道负面的消息，我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您在央视做了这么多年，是否有自己特别想说和想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体制您被约束了，不能说这样的话，您是否自己觉得已经沉默、习惯了，或者说您还是一直在挣扎？第三个问题不是我的，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问的，他不能到现场来，新闻记者被称之为新闻民工，您作为央视大牌的主持人，您是有地位，拿着金饭碗的人，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路一鸣：都是好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道德水准，确实比较混乱。我用这个词是因为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很多吃惊的问题都会出现，包括很多地方的子女不赡养父母，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有这样的人呢？还有对尊老爱幼的习惯秉持得很好的，在四川的一个镇上都有这样的传统，一个镇上的姊妹有六个人，母亲是老年痴呆症，一天他们的妈妈跑丢了，他们就受了千夫所指。过了半年，有一个老太太从外面溜达回来了，长的和他们的妈妈一模一样，他们的子女们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妈妈，我们家的在什么地方都能说得准，只有二儿媳妇说这个不是，妈妈的脸上有一个痣。一说不是，那有上百个人堵在他们家的门口，说妈妈回来了都不认。这样他们就养了半年，后来发现这个老太太真不是，后来这个老太太的子女也找到了他们家，发现自己的妈被他们养得这么好，最后他们把老太太送回了湖南。他们的妈最后都没有找到，他们和这个妈已经建立感情了，所以大家就一起养了。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所以说中国道德的现象现在还不能称之为灾难。大家喜欢在网络上发言，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网友还是朝着善的方向，只是没有理清楚自己的思路，发言有一些偏激，但是朝善的方向走的。深圳前一段时候有几个学生把一个老太太送回家，得了很多的奖励，大家就问这个奖励该不该？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扶起街边摔倒的人的时候，被惹上了官司。道德是一个人存在良心的支持，但是道德也需要法律的支持、需要经济的支持、需要整个社会道德认同的支持。我们谴责遗弃得了重病孩子的父母，那他真的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医治孩子了，怎么办？最后的问题是，我们的医疗体制健全吗？他们有第二种选择吗？我们是不是为了这个孩子逼着他们从道德的角度去承担做父母的无限义务呢？这恐怕就变成了一种不人道，道德变成了一种枷锁。道德需要法律的支持。把一个老太太扶起来就认为扶起来的人是把他撞倒的呢？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要相信人的心理是有善良的愿望的，但是这个条件要现实是需要有条件来支撑的，我觉得现在还不至于造成灾难。虽然我们不像西方社会有宗教来对抗现实的压力和窘迫，但是至少中国有记载以来的文化传统培养了我们对于善良的不自觉的追求和渴望，只要有条件，道德就像一粒种子，给它浇水、施肥，不要总给它闪电，那它自然会生根发芽。当然有个别的案例震撼我们内心道德的观念，但是我坚信，人心中的种子可以不发芽，但是它一定会存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在某一时刻，就算在胚胎状态，也会提醒和暗示我们去选择一个正常的、符合基本道德标准的人生，灾难恐怕都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道德水准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导致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新闻管制。我知道，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到哪都会被问这样的问题。新闻管制在中央电视台确实有，但这不是中央电视台独有的，也不是中国的媒体独有的，所有的媒体都会受它的老板的管制。在一个这样的媒体里面工作，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很多事情你看到了之后是不能直接在电视上做出反应和评论的，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做了一些节目是没有经过审查是不能播出的，这些节目就要被枪毙，那一定是这个节目不符合当下受众的承受和理解能力。我举一个例子，因为这样一解释，有人会说我成了走狗了，替他们辩护。那我举一个例子，安乐死合法吗？合理吗？符合人道吗？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尊重人性的选择，为什么这样的制度不能在中国实施和立法呢？因为中国的现实和条件不允许，一旦立法之后，很多不孝的子女，或者是过于心疼子女的老人会做出违心的选择。当一个事情突然面向公众之后，如果能预料到会引起社会的极端的负面的反应的话，这样的新闻恐怕就不是一个适合在大众媒体上播出的新闻。不过在专业的领域内是没有障碍的，是完全可以拿出来做讨论的。比如说我们去年频繁发生的跳楼事件、幼儿园门前的恶性事件。这样的事，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做都会提高发行量。但我们后来就接到了一条指示，不能讨论，也不能上电视。为什么？媒体有时候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引发社会的大讨论，这是媒体的任务之一，但是它没有料到社会给它的回应可能夹杂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态度，就是有人模仿，有人找到了发泄的路径。所以更广泛的领域来说，这个新闻我们受到了这样的管制，我觉得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这是基本的媒体伦理的要求，也值得我们反思我们为什么那么展现。地震的时候、512的时候，我们是否把更多血腥的画面展现给大家呢？我们没有，我们不能用这种刺激的屏幕来刺激观众感官上脆弱的神经。所以新闻审查，不光引发社会动乱的东西不能出去，当然也包括我所说的媒体伦理的界限的东西也是不能出去的。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民工。我想怎么界定这个民工呢？如果是体力劳动者、机械劳动，那恐怕我们还不是，我们还不停的在动脑子，我们在创造着节目。那你说从我们获得的保障和待遇上来说，那就要看和谁比，比我们报道中的从农村来打工的人肯定是强得多，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有获得完完全全的我们希望的那份保障。中央电视台最近几年的改革力度非常大，我们是实施《劳动法》很好的单位，它给所有的人基本的保障、法律规定的保险，该上的都上了，收入也不像以前非正式和正式的员工之间差距很大，也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电视民工的说法，我估计是从媒体圈里出去的，自诩为民工，我们工作很辛苦，上班没有点，说要做节目，可能熬三天的夜，出来之后可能都和木乃伊一样。但是有一段时间，节目没有，不着急播的话，就可以休息几天，弹性很大。没有一个民工可以端金饭碗，刚才我描述了自己的工作历程，大家认为这是金饭碗吗，这是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饭碗。所以我认为这个时代没有人拿金饭碗，连公务员都签合同了，如果考评不合格就要被淘汰了。大家都是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

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是否可以？

问：路老师您好，我是深圳大学的一名辨手，我想就我本职的工作交流一下。您刚才说到一个类比我觉得很感兴趣，说到打弹子球的类比，很多人自己的技术很好，可是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未必符合社会的需要，您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您那个时代，国际大专辩论赛是可以在中央一准黄金时间播出的，但是去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我们只能在少儿频道看到录播，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是我们的电视台，电视台的主持人、制片人在全国大专辩论赛中间，在一个学生很紧张的时候，打断了他，说她做得很紧张，让她重新做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深大的辩论队，我们去年参加了全国的辩论赛事，在以前我们看了路老师以前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很向往你们穿着笔挺的西服，或者是中山大学那样的中山装，我们认为着装是尊严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不得不穿着由某体育品牌赞助的T恤上台，而且那个T恤还很难看。再加上我们答辩论的历程中间，经常看到圈外人士给我们的抱怨，说比赛越来越难看，选手的人文素质越来越低，我们没有享受和美感。电视在举办辩论赛的时候，他们认为收视有问题，不能放在黄金时间看。那您有没有觉得辩论已经慢慢变成了像您说的打弹子球一样，不论我们多喜欢这个东西，它慢慢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的需要，变成了我们自娱自乐的东西呢？您刚才说您是看到蒋昌建的比赛成长的，但是我们是看着您的比赛成长的，那您可否给我们这些在自娱自乐中的后辈们一些指导？

路一鸣：我为你们鼓掌。确实现在条件很艰苦。一方面电视台觉得选手不能赢得观众的认同。不过这位同学没有看到比赛播出的全部，中央电视台4套节目，就在两会前和后每天上午的10：10，都在播出国际大专辩论会和之前的双星杯的辩论赛，它是全球播的，不是单放在少儿频道播出的。当年电视台也没有那么多的频道，观众也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多样化，湖南卫视也没有现在这么牛。所以在竞争之中，大家对品质的要求都在提高，这样就对现在的辨手提出了更严厉的要求，当年我们经过了那么严厉和严酷的训练，我们获得了那样比赛的效果，我们面对的对手有的准备的很充分，也有很烂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付出了很多，我们到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中央电视台愿意把决赛拿出来播出。

我去年的时候曾经去过马来西亚担任过一个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评委，我觉得辩论赛确实好看，他们设置了很多直接对抗的环节，不要四平八稳的，增强比赛的对抗性，很激烈，最后是四川大学在64所大学参加的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很不容易。最佳辨手也是川大的，这个同学曾经在6场比赛拿过最佳辨手。

这个社会是否需要辩论呢？我看需要，需要有思想、有信息量的辩论，不爱看总是有套路的、总是不愿意和对方短兵相接的，总是喜欢拿自己准备好的东西和对方辩论的。大家喜欢看现场的对抗、即兴的发言，大家会有享受。每一年春晚有那么多的小品，大家为什么能记住呢？恐怕还是我们自身的品质的问题。也有一部分观众分流的问题，观众现在的选择太多了，连看电视的人都越来越少了，有多少人看新闻？除了发生重大的事情才看画面，大家都在网上看，还看微博，还可以看到电视上听不到的话，多痛快。所以说辩论赛确实对参赛的选手们要求高了，观众的要求也高了，但是选手们还是应该秉持着自己感兴趣，自己有能力，我可以通过这个比赛来提高自己的能力，而且我比赛精彩的话，一定会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那就应该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至于有些电视台因为找了赞助的单位，让我们穿着T恤打辩论，我要是我们深圳大学辩论队的队长的话，我当年是西安交大的队长，我说可以。既然我们报名参加了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穿着你们的T恤比赛，那平时我们都要穿西装打领带。我穿T恤比赛说明我对辩论的热爱，我穿西装是因为我作为辨手有尊严。我们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学校给的赞助也很少，包括衣服和鞋子都是学校的一个校办企业给提供的，4个队员，1个替补，1个教练，7套衣服、7双鞋，一共5千块钱，我们的西装后来都作为纪念品珍存了，不能再穿，穿多了就成T恤了。

这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但是不是我们对辩论关注的最主要方面，希望大家能坚持下去。

问：谢谢路老师。我是想问一个问题，我大一的时候曾经是辩论队的，但是我后来和他们分道扬镳了，是因为一个小事情，就是抽到一个辩题，异地恋的问题，当时我在追一个外地的姑娘，所以就撤出了这个辩论。有些时候，包括路老师主持的很多节目，包括道德观察，路老师作为一个主持人势必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对新闻进行评点，但是在我们的国情和环境下，确实一定要有调性和方向性存在，当这个和自己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您也肯定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新闻稿上写的和自己想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路老师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及用什么姿态来面对这个问题。

路一鸣：这样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大家认为基本上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都是人家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刚好这位同学说我总在节目的时候说我是路一鸣，是因为我所有的评论和说的话都是我自己写的，编导也会写，但是他们写的东西我说不出口。刚开始也会比稿，制片人不放心，因为没有见过主持人写稿的，而且是评论性的新闻，我们就进行比稿，一比就用我这个了。比了几次之后，就说演播室的稿子都由我来决定。我一开始说这句话是想让观众明白，这些话是我说的话，我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后来就说习惯了，就总是我是路一鸣，天天见。大家可能认为我是炒作，每天都说大家就记住你了。其实我没有这样的意思，我愿意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如果碰到了节目本身的走向和我个人对事件的判断有冲突的时候，我会坐下来和这期当期节目的导演进行好好的沟通，和主编沟通，和制片人沟通，我还曾经和我们的主任沟通过，当我和制片人的观念也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去找主任。我说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完之后，我大概经历过10几次这样的事件，无一败绩，我是最佳辨手。但是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因为辩论辩不过我，被我干掉了，不是的，是因为你自身要对自己说的话有把握，如果有话会刺激观众的感官和神经的话，那我就把这些话说得很隐讳，那他们不是强按着我的头去做的，不是我想说的，那我就不干。

问：路老师您好，我想讨论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因为我是比较实际的人。我想讨论钱才的问题。两会的时候，有一个代表说农村里面的小孩应不应该上大学，当时引起过一段时间的轰动。我就在QQ上说，那个人是吃泥巴的。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感触比较深。但是我赞成他说出来的一些现象，就是农村的小孩满辛苦的考上了大学，由于很多的原因，他们也创业，也努力，最后拿到一点的工资，最后买不到房，买不到车，甚至连老婆都讨不到，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不知道钱才如何抉择。另外还有一个老师讲了一句话，我是大一艺术学院，我们面临着选专业这件事情，我经过很多考虑，决定选一个星期的创意策划和创意管理。老师说了一句话，对这个专业的看法，这个专业是他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什么，这个专业搞什么搞，一点文化内涵都没有，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对这句话也很赞同。但是对我来说，钱对我很重要，相对于才学的话，我选这个专业，我想多赚一点钱这样的考虑。但是我也赞同他的看法。第三个是贴身、接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大学自由的时间很多，但是大家都把它花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也定量这样的度，到底该摆在哪里，我很喜欢国画，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的支持，以及我上大学的费用家里还不知道能不能支持。但是坚持下来之后，觉得自己的劳动都成为了便宜的劳动力，就想把时间和金钱省下来，积累一些资本，以后可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以后是未知数，你怎么保证未来，你怎么保证到社会赚到钱，得到应得的回报。我觉得不公平。特别是对穷人家的小孩，一涉及到这上面的话，就感觉大有金钱和没有金钱的巨大的差别。个人成长的环境对整个人的影响很重要，所以最后我放弃了设计这条路，选择了创意策划。所以请您讲一下大学生在钱和才上如何把握这个度。

路一鸣：掌声很热烈，可能代表了很多同学的心声。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家里给我的支持也不是很多，也是要通过自己来做一些兼职，我在学校里倒卖过贺年片，去批发市场，回来摆地摊，一张赚两毛钱，全卖了赚了10块钱，因为是两个人合伙卖的，一人10块钱，很高兴到食堂买了小炒，就剩5块了。

钱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确实要去打工，让我们过得没有后顾之忧，这可能是学校教育体制的问题，给我们的支持还不多。但是这只能是保证我们的衣食无忧，但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好能选择很感兴趣，又能有一部分收入的兼职。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感兴趣什么，但是要不断去试。我卖过明信片，我在公司也做过兼职，在试的过程中，才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说你喜欢国画，这个能培养一个人的艺术气质。但是这个不是你最后选择。所以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总是在不断的有一些暗示给我们，你看一下你离它有多远，是否有可能达到这个地步，如果没有的话，画画成为我的业余爱好也不错。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有艺术气质，让自己在工作中有可能能派到其他的用处。在学校做兼职的时候，你能对社会有更广泛的了解，对自身有更深切的体验。我能不能拉下这个脸，是否受得了这个苦，这个恐怕也是自我验证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就很容易确定自己的位置，然后再寻找自己目标的时候就能更实际一点。所以在钱和才之间，钱肯定是必要的，如果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肯定要打工赚钱，打工的时候肯定有几个选择去选，不可能只有一个，你肯定会找到一个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慢慢你就可能在这个行业中慢慢成长起来，将来会成为你的职业也不一定没有可能。这不是矛盾和对立的，这个要自我调整。

至于农村的孩子是否要上大学，我觉得这个代表的话是一个节选，不是原意，如果是原意的话，那我不同意。农村的孩子不上大学，那凭什么享受他们的幸福人生。我们在汉朝的时候就有科举，就是让穷人有享受幸福人生的机会。我想这个是媒体上做了一个节选，一个代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很怀疑，也太令人吃惊了。谢谢。

问：谢谢路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先表达我对您的敬意，从小看您的《道德观察》长大，家里人都佩服您。刚才您提到了湖南卫视，现在的生活中湖南卫视作为地方电视台的话，收视率是非常高的。我在家里看湖南卫视的时候，爸妈都会骂我，说那个电视台的人都是疯子，那你就是颠子。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的青少年关注更多的是湖南卫视。从小学4、5年级到初中生看的都是湖南卫视，没有看中央电视台，那您如何看待湖南卫视这样的纯娱乐性的电视台，您觉得这将是我们中国青少年当中一部分的文化趋向和思想上的一个潮流，就是不关注时事，而关注娱乐的多，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路一鸣：问题简单，但是回答起来很复杂。为什么以娱乐为主的卫视在中国可以大行其道，一个国家电视台在它面前，在收视率的评价上偶尔会不如它？

第一，收视率是评价一个媒体品质多大份额的标准？第二它代表了人们生活中哪些变化？我们生活的压力太大了，白领的压力大，农民工压力大，学生的压力也很大，所以电视本身一开始就具有娱乐功能，放在家里的客厅里，是作为娱乐的画面给我们，之后才有了新闻和时事评论，在美国的电视上我们看的最多的也是时事新闻和娱乐。所以湖南卫视这样的情形生逢其时。另外也是刚才那位同学提到的新闻管制还很严格，既不敏感又讨观众的喜欢，他们的选择自然是娱乐。孩子们喜欢看湖南卫视这一类娱乐为主的频道，这是人类的天性，大家都喜欢放松，我们应该感到惋惜的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偶尔不如湖南卫视，而是他为什么只能选择一个以娱乐为主的电视频道？他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其他频道能打动他、能吸引他？凡是在网上看过电视的都知道，人家那些国家，还有探索频道等等的频道为什么我们没有？难道他们只有娱乐吗？他们的娱乐可能比我们的还恶俗，我们把他们的恶俗都删掉，把我们能接受的留下来。我对他们现场的把控能力也很佩服，但是可惜我们缺少更多的其他吸引观众的节目和频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不够好。这和我们社会发展的阶段又有关系，这是高速发展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是竞争的压力逼得人们喘不过气的时代。这个时代综艺和娱乐的节目自然会赢得人们的心。但是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之后，我相信更多小众化的选择、品质化的选择就会自动的在市场上出现，而我们相应的播出机制、传播机制、市场的营销机制都会有创新和改变，那时候我们就不会担心娱乐致死、娱乐影响下一代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想的是他们在娱乐那方面做得很好很好了，那我们在非娱乐方面做得是否很好很好？如果不是，那就不能只是愤怒于大家没有品位，净看垃圾节目，它超过了我们，那我们就更应该反思，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

谢谢。

问：我是法学院辩论队，也是校辩论队的成员。我和我父母都被路老师的睿智所折服。我的父母以前也看过您的辩论赛也非常佩服你。我只有一个问题，我是学法律的，路老师看这个社会可能更多是通过道德的视角来看这个社会，但是我们学法律的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探讨的就是言论，尤其在中国的这样时代和社会，中国现实有非常多的负面问题，我在和父亲探讨的时候，他也会指责说你的眼里只有看到黑暗，但是我认为只有看到黑暗才能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所以请路老师指教一下，我们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的群体，尤其是学法律的大学生群体，我们在面对上访、言论、城管这些现实性的问题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样的态度、持着什么样的立场来面对这些问题，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解答。

路一鸣：很关心社会的问题，对社会很多的现象保持高度的敏感，这是一件好事。

你知道有上访，有知道暴力城管执法的，但也有暴力抗执法的。这些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了，所以你才知道这些事情。

这是在社会快速发展出现的现象，我们搞改革开放31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西方200年的市场经济，完成了大略大块的基础建设，包括制度基础化的建设，制度基础化的建设周期还有很长，基础化的建设已经完成了。30年浓缩发展的结果，相反的是否会浓缩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呢？一定会的，哪有完美的发展模式。所以在这样快速发展、浓缩化发展的过程中，诸多的矛盾聚集在一起表现出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不要觉得这是黑暗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些现象发生的背后，那里面确实有不公正的吗？有。都是不公正的吗？不都是。我见过上访的人。有些是公正的，但就是他们的情绪压不下去，他们是对社会抱着失望的态度，从其他的不公正现象中体验了这样氛围，因为这个社会都是不公正的，所以我这个事情一定是不公正的，我知道这样的真实的上访的案例。一个见义勇为的年轻人牺牲了，党和政府把抚恤金交到了孩子父母的手里，他们说不要，烈士的证书我留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尽快的抓住这个凶手，为我儿子报仇。这个要求是很合理的，也是符合人的基本情感的。但是你是学法律的，你知道，警察办案，不是都有百分之百的破案的，破案有本身的技术障碍。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还没有破，他们这对夫妻成了上访的专业户了，他们要求抓住凶手。这就是社会典型的矛盾，就是他们不信任一级机构和政府，总而导致了情绪上的诉求和表达。你把当地的专案组的成员都审查一遍，发现他们都很辛苦，也都尽力的破这个案子，但是他们确实没有线索，暂时还抓捕到嫌疑人。这种情况确实我也碰到过，所以这不都是黑暗，所以你们要了解他们的情绪是从哪来的。实际上你已经很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些社会上的现象，我觉得大家要做的是要找到这些现象的原因，要读更多的书，接触更多的社会生活。

谢谢。

问：谢谢路老师。我是一名学中文的学生，所以见到路老师很激动。刚才同学们问的都是经济、法律等面对现实的问题。我想问的是偏重文学方面的，经常看到老师，觉得老师身上都会散发出个人独特的魅力，我就想老师作为一名大学生，如何引导我们提升我们自身的内涵，希望大家老师的解答和指导。

路一鸣：多读历史的书、哲学的书、社会学的书、心理学的书，因为我都读过，虽然读得也不深，但是读完之后，确实个人有收获。多去体验这个社会，比如说兼职、参加社会活动，你都会看到你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反应，你都会不断检视自己学习的知识，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慢慢你就会找到自己的定位，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就会了解你自己，就知道你是你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不会迷盲，也不会偏激。就是这个办法。

问：首先我问一个轻松一点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看过路老师主持的双星杯的辩论赛的节目，政法大学对浙江大学的辩论，他们说到了到底男人累还是女人累，男人累因为男人要化妆，然后您说：“如果化妆会使男人更累的话，我想主持人是更累的职业。”我想问路老师是累不累？

路一鸣：我今天没有化妆，所以不累。

问：第二个问题我看到了您的百度百科，我看到您的座右铭是：“有很多没有想好”，那今天有没有特别想说的一句话送给大家。

第三个问题就刚才路老师也说到，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宗教信仰的障碍，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中国当今是否需要宗教信仰，因为我是本地人，大家听我普通话也听得出来了，我家很信风水，也很信宗教那些东西，刚好我信的也是道家。所以想问一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宗教，或者说需要一个宗教信仰的力量。

路一鸣：这是三个问题，我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第一个已经回答过了。第二个是要相信生活比我们想象的精彩，也比我们想象的残酷。

第三句话是中国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我们许多这个传统，但是我们一直都有文化信仰，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我们的根。

路一鸣：我保证我回答每一个问题都是一句话，我希望大家提问的时候不超过两句话。这样大家有多交流的机会。

问：黑格尔的一句话，国家是实现道德的精神，我们政府现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制度是不合理的，国家的公职人员有很多的道德腐败，那您做的道德观察是不是不给力？

路一鸣：不做道德观察就更不给力了。

问：最想说的是以前我做过法律援助的工作，很多上访者都是法律途径都走完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最后只能把北京市的新闻媒体的方式给他们，希望媒体可以暴光。您怎么看待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和法律工作者的任务开始重叠，就是目前这样的法制状况，让我觉得法制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要靠人肉搜索，靠新闻暴光？

路一鸣：这是媒体的本身职责之一，我们要做的是发现社会的伤口，而不是要撒一把盐。

问：我是您的老乡，我也是沈阳人。在我们家那边，我从小长大，长辈老师们都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梦想，我觉得我可能缺失这么个梦想，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和我经历一样，能否请您为我们学弟、学妹一些建议。

路一鸣：您听我下面的回答都是建议。

问：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是您大学所在地的人。首先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非常激动，大家也能看到。我是2008年对外汉语的学生，我的梦想是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从事播音和表演的方向，但是我的家人全部都不同意，怕进黑暗的演艺圈，我也没有参加艺考，就上了对外汉语了。我也担任过了对外汉语的主持人。我想说的是在我这个基础上，我已经大三了，如何像您一样当一个主持人。

路一鸣：播音主持不是演艺，我们是媒体，他们是演艺圈，接下来你应该参加深圳大学辩论队。

问：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个人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社会责任感意识薄弱的状态？第二个是您个人怎么通过媒体或者是通过个人努力去加深现在年轻人甚至大众对于社会责任感的意识？

路一鸣：多参与社会，知道这个社会真正需要什么，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责任感，如果只在网络上发帖攻击别人，在微博人发表偏激的言论，这不叫负责任，叫宣泄。

问：那您如何引导现在的年轻人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通过微博针对一件事情发表自己的想法，没有想到他们的想法会对这个事情有影响。

路一鸣：他们说的东西没有人听就得到了教训，他们说的话，和他们要看到和得到的目标是相反的，那他们就会理性了，人都是跌跌撞撞成长的。

问：首先您是我最喜欢的辩论手。第二个是获得最佳辨手您认为是人生的财富，还是人生的包袱？

路一鸣：一个有财富的人怎么看待他的财富呢？装在兜里天天数，就是包袱；如果觉得是自己的曾经的一段经历，很有信心背靠这个经历来面对困难的话，那这就是财富，不是包袱。

问：我知道您很喜欢看书，我也喜欢。我问一个看书时候看到的问题，就是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里面有一个观点“印象种族”，我很有感触。中央电视台原来做过一个节目，一个外籍人士他有艾滋病，他自己知道，他知道之后还在中国待，还和很多的女孩子有关系，有的女孩子就被感染了。中央电视台请这些女孩子上节目，那这些女孩子就说他们自己愿意。这不符合观念，这是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崇洋媚外，我们不会这样说，但是也是这样做的。我想问您，因为您有两个身份，您的回答会让我满意，第一个是您是辨手，第二个您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希望您从辨手的公正态度来说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另外您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你对你们曾经做过的这个节目，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国家台，作为一个大台，应该如何带领、如何引导、如何感受、如何处身这个时代、这个中国？

路一鸣：不会因为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您就认为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了吧？没有这么严重。我相信您描述的这个片断只是一部分。以中央电视台的审查标准的话，单单有一段这样的采访的话，是不够实力播出的，因为没有一个态度。不可能请一个女孩儿发言，就像有人攻击说让李刚上电视，为什么受害者家属没有上电视？其实我们也让家属上电视了，只是大家没有记住这个。后来有人把这个事情在网络上放大之后，刚刚接触这个事件的人，没有发现受害者的家属也在发言，而且认为中央电视台让谁上去发言，就支持谁。我们还播出过萨达姆的镜头呢，这都是片段性的，让这些的人接受采访，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媒体的职责之一，就是发现这个社会的伤口在哪里，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对这个社会的纷繁复杂的现象，恐怕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还没有办法全部回答，我也没有看到过这些所有现象的本质在哪里，我人生的经历也是有限的。对同学们来说，你们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你们应该多看几本书，这就是受过辩论的好处，不会轻易的接受一方的观点，你准备的时候要考虑对方说什么，在自己的头脑中先做比较和对抗，慢慢你会明显你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会更加清晰一点。

问：路老师您好。我是陕西人。近年非常热播的节目就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我的感受是，对这个节目持否定的态度，经过20分钟的短暂接触，就选择了伴侣和婚姻，那这个基础是否牢固？第二个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健康的婚姻观？

路一鸣：我不能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告诉你们正确的婚姻观是什么。每一个人对婚姻都有不同的定义，有些电视节目把这些定义展现出来给大家看。看到之后不舒服了，挑战了大家的道德底线了，这也是好事，让大家知道，还有人有这样的价值观。就是因为中国的媒体一般来说都具有权威，中央电视台有全国的垄断地位，所以大家就认为谁上了电视就是这个机构在支持他。未必，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让这个观点充分的展示，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在工作当中，对嘉宾的言行做一些调整，也是我们的义务。不能他说什么就让他播什么，如果说脏话呢？是不是真的能被这个社会所认同？恐怕这也是对电视让的一个职业道德、职业素质的要求。所以《非诚勿扰》这个节目无可厚非，用20分钟的时间来找到人生的伴侣，那你怎么知道他找的就是人生伴侣呢？许多人质疑嘉宾的言论，我们主管部门已经让他们改进了，这个节目还存在，但不再刺激我们的神经了，刺激之后也很好，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问：关于梦想，我想请问您和白岩松相比，您最大的优势在哪里？除了您是最佳辨手。另外您什么时候可以超过白岩松？您是否愿意当我们辩论队的荣誉教练？最后一句话是感谢您的到来。

路一鸣：我现在不想超越白岩松了，我超越不了他，他也超越不了我，我和他有不同的风格。都是喜欢做新闻的评论，但是因为他比我走得早，他在这方面确实比我成熟，他把握话题的圆融度比我更富有经验。但是他没有我这么受深大的喜欢。他的话没有我犀利，所以他超越不了我。所以梦想是可以调整的，当初的梦想已经不是现在的梦想了，我把我的优势发挥到最大，最好就很满足了。

至于做深大的荣誉教练，我可能不能担负这样的名称和职位，我没有更多的机会来给大家做指导，除非是赶上了我又去主持大专辩论会，大家又去现场了。我主持的全国的辩论赛，评委下去之后，我都会做边外的评委，我会告诉他们双方的弱势在什么地方。我谢谢深圳大学的美意，如果你们将来拿到奖项之后，说曾经受过路一鸣的指导，我也很高兴。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路一鸣老师。其实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好象只要自己一开口，精彩的程度就大大折扣了，所以还是很有压力。

在今天论坛开始之前我们看了一段视频，其中有一句话“大家看到了人的肉体受制于客观，从而追求精神上无限的驰骋的空间”，这也是路一鸣老师当年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也可以作为我们论道最后的注解了。

我们通过今天的活动，就是找回自己的心性，找会自己是非真假便的能力，就是在根本上夺回自己生存发展的主动权。

接下来有请深大青年的同学为我们路一鸣老师献上我们精心准备的纪念品。也像师妹说的一样，希望路一鸣老师和中央电视台的优秀主持人走进深大，我们深大的同学们渴求着你们的教诲。深大欢迎您，谢谢路一鸣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