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全球变局中的中国转变

网易财经讯 “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论坛”于2011年1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变局中的中国转变。在2010中国经济年度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演讲实录如下:

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论坛（上午）

时间：2010年1月18日上午

地点：中国大饭店

芮成钢：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上午好。

谢颖颖：大家早上好。

芮成钢：我是财经频道的主持人芮成钢。

谢颖颖：我是财经频道的主持人谢颖颖，今天非常高兴大家的光临。这里是CCTV中国经济论坛的开幕式，这一次我们要为CCTV年度论坛拉开帷幕，本届年度论坛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将会对2010年的中国经济进行梳理，同时会对2011年的中国经济进行展望。

芮成钢：首先还是请允许我为各位隆重介绍莅临中国年度论坛的各位领导和各位嘉宾，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保部部长杨志明，欢迎您。

谢颖颖：欢迎杨部长。

芮成钢：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前主席普罗迪。

谢颖颖：欢迎。

芮成钢：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谢颖颖：欢迎您。

芮成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

谢颖颖：欢迎李先生。再次欢迎各位尊敬的领导和嘉宾。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21世纪新的十年已经过去，我们将进入下一个十年，去年当中我们看到全球经济风云变幻，历经种种大事，中国和世界穿行在巨大的挑战中，而面对国内和国外巨大的压力，中国经济的航船始终在平稳当中奋力前行，回望2010年，我们写下了非常艰辛的答卷。

芮成钢：如果让我们用一个最准确的词汇概括和描绘此时此刻的中国经济就是“转变”，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在转变、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转变。与此同时，全球的经济格局也在转变，正如今天的主题所说的，全球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所以今天的主题讨论在这个转变时刻，一起来寻找中国经济最需要求解问题的答案。

谢颖颖：今天的论坛当中会进行分别不同的论坛，上午会进行一些论坛的演讲，下午也有。这次邀请到国家相关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行业领袖，还有国内外的经济组织机构人士来共同参与这次的论坛。这次我们会非常期待思想的飞扬，还有智慧的碰撞。

芮成钢：特别荣幸告诉大家，从2011年开始，每年12月12日，我们都会举办今天论坛的活动。

2010年CCTV中国经济论坛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有不同的内容，今天上午由经济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嘉宾发表主旨演讲，主题是“全球变局中的中国转变”，分论坛是“内生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挑战”，下午第一场论坛的主题是“农业的深度修炼”，第二场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金融的市场变革”，同步举行的闭门会议的主题是“企业家生态天花板”。

谢颖颖：马上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请演讲嘉宾发表主旨演讲，第一位是来自于国务院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副部长杨志明先生，题目是“全球变局中的中国转变”，有请杨先生。

杨志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上午好！

在经济全球化中，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民工成长为一支新兴的劳动大军，进城务工经商和就地就近务工的农民工已经达到2.3亿人，尤其是他们在应对挑战、应对困难面前，表现出坚韧不拔的品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他们面对岗位收入相对减少，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如今跨越金融危机中，他们积极进去，努力拼搏，为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也可以说，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用勤劳和智慧盖起了星罗棋布的高楼大厦，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道路桥梁，生产了畅销世界的名优产品，支撑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服务，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改革发展增添了活力。在世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发展道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规律。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起飞，快速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镇快速转移的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带动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另一方面，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向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了乡镇企业，开创了以从事二三产业为主的就地进工厂的就业局面。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需求旺盛，一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开创了农村劳动力离乡进工厂的新局面。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尤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中，农民工无论是数量还是素质，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开创了农村劳动力进厂又进城新的发展时期。

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7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丰富了新一代产业工人奉献、坚韧、勇于承担的优秀品德。新生代农民工拉着拉杆箱进城，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蛇皮袋进城，在诉求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可以说，他们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转变为进城融入城市发展，由以往要求仅仅支付工资，向要求参加社会保险转变，向以往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向要求分享企业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转变。他们的追求也开始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的谋生向追求归宿感延伸，由忍耐坚持向追求权益平等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中国10年、20年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有利于加快生产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民工在二三产业和东中西部合理的布局与转移，促进他们从体力型向技术型转变，有条件的成长为技师，优秀的还可以成长为高级技师，来支撑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发展和权益保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发展和保障权益的政策措施，在扩大就业，加强技能培训，保障劳动报酬，参加社会保险，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在世界变局中，在我们“十二五”的发展中，还面临着就业难、融入城市难和维护权益难等突出问题的挑战。“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将注重从制度建设上解决农民工遇到的这些突出问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融入城市，有尊严的生活，朝着“十一五”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进城有工作，上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报酬有保障，生产有安全，参保有办法，住宿有改善，维权有渠道，生活有文化，发展有目标，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由普工向技工转变，由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营造全社会尊重、关爱农民工的良好氛围。

农民工已经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出一道亮丽的独特景观，我们也应该为农民工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发展之日，将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取得实效之日。谢谢。

我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谢谢！

芮成钢：好，谢谢杨志明副部长的精彩的演讲，杨志明副部长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其实我想还不仅仅是农民工，这一段时间我们财经频道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2010年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一年，1980年出生的人2010年满30岁，再过10年，1990年出生的人满30岁，意味着再过十年，整个中国社会中最具劳动力、影响力、创造力，同时也是最具消费力的人群都是80后出生的，所以这一点会在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中国的经济，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转变，就是一种时代的力量。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第二位演讲嘉宾，我们有请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前主席普罗迪先生为我们谈谈他眼中的中国。

普罗迪：非常感谢！

我在这里非常高兴的、荣幸的能够和大家在一起，并且能和大家交流一些自己的观点，关于在全球变局中的中国的一些转变。

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下半叶，权利主要是集中于两个强国当中，随着苏联的倒塌，就意味着所有的权利都集中在美国那里去了，尤其是关于在军事的角度而言，美国是唯一的大国，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占到了全球军事支出的50%以上。可是在全球的经济局势当中则是有所不同，有越来越多的角色，他们在经济的舞台上活跃着，尤其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的主要的力量从美国和欧洲向亚洲地区转移，尤其是转移到了中国。这种经济上的转变，它事实上标志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转变，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的地球经济的重新的一个平衡。

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全球以及政治的局势已经变成了多元化了，那么美国在1950年的时候占到全球GDP的50%左右，今天只占到20%左右。但是无论如何，他如果和世界上第二大GDP的经济体相比，他仍然是第二大的三倍左右的经济总量，也就意味着很长时间内，美国仍然是第一大国，但是这种趋势将会逐步改变。也就是说美国整个的GDP所占的总量在世界经济当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且现在整个西方国家在经济当中的总量在全球GDP当中也在逐渐下降，尤其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清晰，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发展是减缓了，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则是增快了。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已经越来越集中到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整个的全球的一些政治的责任方面的一些变化，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下面我就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些不稳定。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如果大家回忆一下一战以后美国的一些情况的话，当时的美国应该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国，但是它还不习惯于自己在第一大国这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一战以后的20年之后，美国所承担的角色是非常稳定的，在很多的情况下，美国他们不愿意承担他本应该承担的角色，现在很多西方的评论家，他们也有对中国同样的担心，他们特别担心中国不愿意承担自己现在的这种大国的角色，就像是美国在一战之后20年所做出的那样的事情一样。他们觉得中国现在似乎是更加的变成了民主主义，并且关注于自己的利益，并且愿意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中国内部的事情，而不关心自己作为大国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种评论是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在的情景，比这些人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非常快的经济体，我们必须要同时意识到，他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他自己内部也有非常多的不平衡的问题，尽管我们现在看到了中国的贫困的人口是逐日的下降，而且中国的经济它的发展也是非常有活力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的许多的地区，还有许多的经济的部门，它仍然是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必须要认可到的一点就是，中国它既是一个发达国家，而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自己的领导人和学者对中国的一个定义，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同时面临着两个重大的挑战，一个就是平衡的国内发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自己在国际上逐步重要的，所承担的一个大国的角色。

我觉得这就如同是要演奏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会，如果想要把这个音乐会搞好的话，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多的乐器，能够做非常协调的演奏。这意味着我们不光是要有非常高超的经济技巧，同时也要有政治意愿。

在另外的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他内部的许多的挑战在于，要改善人民的民生，而同时要用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对于全体公民进行很好的教育。这些内部的要求对中国而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将都是他们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非常显然的是，现在中国的这种政策，因为它的国家的整个国土面积的广阔，以及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重要角色的话，很显然，他都将会对全球产生重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中国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了，一方面，要满足自己的内部的发展，以及有机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要能够把自己非常好的融入到整个国际的经济当中。对于中国的政府的决策而言，他们所做出的任何决策，可能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人民币的汇率变化，可能就会对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中国所面临的这两个重大挑战，一个是自己的发展，另外的一个是全球的责任，我想对于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而言是非常重大的责任。现在这个责任已经摆到了所有的政治领导人，以及我们的企业家，还有所有的中国的公民面前，中国必须要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也应该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支柱。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好的了解，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两个目标和挑战，它们是彼此相关的，而不是排他的一个关系。如果想要达到这双重的目标的话，中国必须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向外界来解释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国内挑战的艰难性，因为所有的这些挑战有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他们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这些内部挑战根本就不算什么，中国应该能够轻而易举的达到中国非常好的向西方世界来解释这一点，这是非常艰难的责任。

同时，中国也应该非常理解他自己的发展，对整个世界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大多数时候是一个积极的影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也可能带来一些有麻烦的影响和负面的影响。究竟中国今后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全球的领导者呢？我觉得中国应该能够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自己的政治意愿，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比如说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全球的环境问题、气侯变暖等等，这样的话，中国的贡献才能够使得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并且使得整个全球达到一个社会的平衡。我们也特别希望中国能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的社会当中去。这个任务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和欧洲，和美国一起，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发展的推动力，他们也将是能够帮助最贫困的国家摆脱贫困的最好的推动力，比如像非洲一些国家，他们根本还没解决吃饭的问题。当然，如果想做到这一点，所有的这几个大的经济体，他们必须要和国际组织来共同一起进行工作。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就能够满足以及应对目前全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挑战，只有协作，只有以多边的角度共同协作，才能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所有的这些复杂的问题。所以，这完全取决于究竟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角色。

现在中国的角色已经是非常的伟大了，而且我们觉得这种角色将会是与日俱增的，所以我特别有信心，中国将会有勇气能够承担他本应该承担的这些责任，尤其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实力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我的演讲，谢谢！

芮成钢：非常感谢普罗迪先生给我们所做的非常有意义、非常精彩的演讲，他给我们讲了全球变局当中的转变。现在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在门口准备了同传设备，但是我发现现场70%的观众朋友们都选择了直接聆听略带优雅的意大利口音的英语，这也是一种转变，稍候论坛中可能还有很多国际级的重量级的嘉宾，大家如果觉得需要用同传设备，可以到门口领取。

刚才普罗迪先生说到一些特别重要的话题，在全球变局当中，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他特别提到了一些历史的变化，当权利和影响力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现在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亚洲移动，从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发生这样的转变，这个时候往往会导致很多角色的变化，比如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的地位、他所承担的责任都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世界对中国往往也有一些期望值，但是普罗迪先生深刻理解到，虽然中国往往被描述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迅速成长的经济体，但中国有很多内部挑战，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西方媒体、西方政治家，包括经济学家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所以中国在对外传播的时候，应该更多向世界说清楚中国面临的本国的挑战，如果世界永远看到的都是中国的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总看到那些最光鲜、最灿烂、最眩目的一面，看不到中国可能依然面临很多严峻挑战的问题，对中国就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所以中国要考虑到方式、方法和侧重点。同时中国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的影响，我记得今年我们可能很快又要去达沃斯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的报道了，我们去年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虽然说我们中国在自己跟国外沟通的时候，我们往往强调，我们不管多大的经济数字，除以13亿，都很小，GDP或者什么数字，一算人均数量都很小，但是中国经济的总量确实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确实是从很多数据，或者从某个角度来看，超过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以总量的形式呈现。虽然我们自己看到了困难，但是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和体量已经摆在那了，所以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对世界的影响，这也是普罗迪先生刚才强调的一个重点。所以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和维护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两者同时存在，中国一方面要把自己的经济问题、挑战解决好，但是同时也要和世界各国的经济体一起，完成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大国应该完成的使命，在这点上他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这两天，在胡主席访美的大背景下，这也是被热议的问题，昨天国际论坛先驱报上基辛格登了一篇文章，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需要一套新的概念，来概括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过去我们有的时候用合作竞争等等，基辛格博士说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理解、概括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刚才普罗迪先生提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今天早晨的又一个关于国际的开篇演讲。

谢颖颖：再次谢谢普罗迪先生。

今天刚才成钢说到了，1月18日，今天胡主席启程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和碰撞，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再次谢谢普罗迪先生给我们带来刚才这样的主旨演讲。

接下来有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有请尹先生。

尹中卿：各位来宾，上午好，很高兴参加2010CCTV中国经济年度论坛。

2011年元旦刚刚过去，农历辛卯年春节即将来临，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向各位来宾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过去100年，特别是建党9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探寻国家强盛、国民富足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32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的增长速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00多美元增加到2010年接近4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第一、第二步目标，城乡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人类消除贫困史上的一个契机。

回顾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波澜壮阔，在非典和禽流感疫情蔓延，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和玉树地震，以及旱灾、水灾次第发生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既有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格局，也有高增长、高物价的过热场面，更因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造成的经济增速急剧下滑，通胀与通缩轮番登场，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双重压力的考验。经过全国各族人民3650天的努力奋斗，我们紧紧抓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难得机遇，顺利完成了“十五”、“十一五”两个五年规划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2001年-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以上，比世界同期水平快了8.2个百分点。经济总量从世界第七位上升到第二位，2001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我们的GDP达到39万多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占整个世界总量的比重提高到了8.5%，超过了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1年翻了两番。2003年突破了1000美元，2006年突破了2000美元，2008年突破了3000美元，粮食产量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连续七年连续增产，总产量连续四年超过1万亿斤。钢、煤、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2010年接近3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货物出口总额达到1.6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从2001年的210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2.84万亿美元，连续五年雄居世界首位。全国财政收入从2001年的1.6万亿，增加到去年的8万多亿，接近9万亿。年均增长超过20%，十年期间翻了两番。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事业显著进步，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37%提高到现在的47%，年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十年提高了十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800多元，增长到17000多元，年均实际增长1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300元增加到5000多元，年均实际增长8%以上。农村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9000多万，下降到现在的3500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现在的3.8%。私人汽车拥有量从600多万辆，增加到现在的5000多万辆，移动电话用户从原来的近1亿户，增加到现在的8亿多户。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也有所增加，去年推进了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我们的投票权上升到世界第三位，推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也上升到第三位。

可以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过去十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走下坡路，迄今为止，引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西方发达国家许多金融机构还有大量损失尚未挽回，美国、欧洲、日本的失业率都在10%以上，企业开工仍然不足。美国经济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还很不稳定，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一再拖累着欧洲经济的复苏。日本经济自1991年开始的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全面金融危机，导致近20年来长期的经济萧条，至今没有太大的恢复。发达经济体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能在低位徘徊。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中心和重心已经发生过多次更替，但每次都是在西方世界内部转移。先进，欧美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当今世界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仿佛突然发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伴随着经济增长重心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转移，世界性权利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尽管中国兴起，并不等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架构和文化价值取代西方的霸权地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2年年来领先全球的经济增长率，新中国成立61年来积累起来的经济分量，中国因素将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变局中最主要的影响力之一，一定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世界格局。

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也面临新的挑战，面对中国地位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一些国家并不甘心逐渐衰落。随着我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分量和地位的上升，针对我国的国际压力也明显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强化，人民币升值压力日趋加重，热钱大量流入，加上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在度过国际金融危机最艰难的阶段之后，对中国突出贡献的赞誉，也有同舟共济、共度危机的承诺还信誓旦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迫不急待地围堵中国，撇开政治、军事外交不说，单是在经济上就有许多动作。近来，西方发达国家把货币贬值作为促进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继欧元大幅贬值之后，美元也大幅贬值，日本强力干预汇市，货币战一触即发。

不久前，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强迫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威胁将向中国征收27.5%的关税。两个月前，美国再次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企图通过美元的贬值，赖帐赚钱。由于美元既是国内货币，又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货币、交易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元贬值肯定造成全球通货膨胀。虽然美国声称要靠贬值美元来平衡进出口，但心里想的其实是冲消美国所欠债务。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要迎难而上，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欠债风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从强调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重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大”全面分析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目前国务院正在编制这个规划纲要，今年三月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将要批准这个规划。“十二五”时期不仅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结构重构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之年，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全面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主动适应各族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要求，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直面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创造出一个大国长达半个世纪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谢谢大家！

芮成钢：谢谢尹主任的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对中国此时此刻的经济地位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此消彼涨的这样一种格局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有请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李稻葵先生，给我们具体解析一下他眼中的中国下一步的制度革新的话题，他的题目是“期待新的改革元年”，我们有请李稻葵先生。

李稻葵：各位中外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对我来讲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我们世界级的政治家，跟我们国家的最重要的决策部门的一线的几位领导，一起来同台的发言，对我来讲不仅非常荣幸，而且确实也感到有点不适应。我自己自从记事以来，从来没离开过学校，我自己就是一个学者，作为一名学者，我最希望干的事情，我最想干的事情，就是在每天的早晨，能够静下心来，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今天这个大场面，这么多的镜头，这么多的灯光，确实让我感到不适应。

我经常想，想什么问题呢？如果我有时间静下来思考的话，我想10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如果给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的来自于各个部门的领导，来自于各个行业、各个专业的学者，来评价，来写今天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如何的书写今天的历史。我想两件事情，可能他们一定会讲。第一件事就是2011年，中国的整体的经济形势，按照中国自己的历史标准来看，是少有的好。你看，远的不说，就和13年前的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相比，今天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成为世界上大的商业银行。今天我们的国有企业，整个的利润达到了两万亿人民币，而13年前，整体的国有企业是亏损的，有1000万的职工要下岗。12年前，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左右，而2010年，根据我个人的测算，至少能够到10%，甚至于10.3%。所以从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的指标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应该说是整体情况非常好的，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后人一定会这么些，这是比较客观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的后人也会讲，今天的中国经济，2011年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又是非常少见的，非常少见的复杂，非常难得的多，非常的多，国际的因素刚刚我们的意大利的前总理，我们非常尊敬的政治家普罗迪先生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来自于人大财经委的领导也讲得非常清楚，国际上由于出现了金融危机，大家对中国的成长、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疑，有各种各样的担忧，这是客观的存在。国际上其他的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已经恐怕不太允许我们国家继续采取以出口拉动型的增长为主要的发展方式了，这是来自于国际的因素。

国内的因素，我们的后人也一定会讲，今天的中国社会，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来看，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我们的年轻人从19岁-24岁，25%的年轻人上着大学，他们有自己的诉求，他们有知识，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又赶上了互联网这场革命。所以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观点层出不穷，他们对政府的各种政策提出建议，甚至于批评，对于像我们这种学者提出的批评更是非常的尖锐。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学者，至少我个人作为学者，感到压力非常大，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讲的每一句话，我脑子里都有网民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于一些谩骂。但是我想作为学者，我无所谓，如果网民们能够把他们对政策，对政府的一些不同的意见，转移到对我们这些学者的批评来讲，那我们作为学者，也完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责任，我们替政府的某些政策来担当一些批评，这也是完全应该的，无所谓，学者无所谓，我顶多不上网就完了，不看就完了，不要紧的。

不管怎么讲，今天中国的社会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况，怎么办？中国的经济该如何的发展，我想我们的社会绝大部分的决策者们，绝大部分的学者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形势判断是非常的精准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我们非常知道必须不断变革，必须不断发展，必须改变过去我们依赖进口，依赖投资，依赖物质消耗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非常清晰。该怎么变呢？我想在此我们应该非常简单回顾一下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有很多很多。作为一个学者，在我看来，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就是一条，那就是持续的改革，不断的求新，不断的变革。为什么这么讲？中国经济在它起飞的初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全球经济发达国家的1%。今天，经过了30年的发展，我们的人均GDP仍然只有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什么意思呢？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有巨大的赶超的空间，不用担心我们的企业学不会国外的商业模式，不用担心我们的企业找不到、学不到国外的新技术，不用担心我们的年轻人学不懂外语，几年下来，年轻人全懂外语了。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

关键是什么？由于差距很大，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阶段抓住制约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约束进行改革，不需要全面的每一个地方都搞对，我们的经济制度不需要百分之一百的能够最有效率，不需要百分之一百的跟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国家一样合理，不需要，只要在每一个阶段抓住我们最致命的，影响我们发展的最关键的瓶颈问题，我们的经济就能发展。

回想30年前，我们不就是抓住了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农业生产的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不就这么一件事情吗？推动了中国经济长达五六年的发展。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不就抓住了国有企业改革这么一个牛鼻子进行不断推进吗？到了90年代，我们又抓住了当时的商业银行改革，抓住了当时的税制改革，每一个阶段不就干对了两三件事情，甚至一件事情，经济就发展了吗？所以在我看来非常简单，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不需要全方位的把我们的制度跟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进行一一比较，说这个不行，要改，那个不行，要改，的确，我们的经济制度需要改革，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有抓住一件事情，只要把这个改革搞对了，有一点突破，我们的经济就能够成长五年、十年。

那么今天，中国经济是不是碰到了制度的瓶颈呢？在我看来，确实碰到了一些制度的瓶颈，尽管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是非常好的。今天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很多，百姓的抱怨也很多，我们的企业家们的意见也很多，在我看来，一件事情如果能抓住，作为突破口的话，我们的制度能够有创新，我们的经济发展还能够持续10年、20年，在我看来这个突破口是什么？就是当前房地产发展的体制，当前房地产的发展体制不要小看，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事实上它是个很小的金融问题，我不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房地产的发展，对我们的金融体系带来多大冲击，没什么了不起的。它本身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房地产这个部门，这个产业上，集中了至少三件大事，我们现在需要解决。

一，就是城市化的问题。如果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的话，我们的农民工怎么能够变成城市的居民呢？农民工怎么买得起房子，怎么租得起房子呢？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会大大的打折扣，城市化进程打折扣，我们未来发展的潜力肯定就不能够完全释放出来。

第二，关于收入分配。如果大家目前把高收入的阶层的存款都转成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话，实际上它夸大了、放大了我们的收入分配，乃至于财富分配的差距，这是涉及到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如何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同时，房地产这个产业，也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根本的，可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地方财政的问题，房地产的价格为什么持续高涨？从直接的角度来看，50%，甚至50%以上的房价不就是土地出让金吗？不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收的针对房地产发展的税吗？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财政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么一个发展模式，它本质上使得现在的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来控制地产价格的上涨，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地产价格下降或者增长放缓，土地出让的资金的增长速度就会下降，土地出让资金下降，会影响地方的建设，地方建设的下降，会影响地方GDP，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带出来。所以房地产这个产业集中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的种种矛盾。所以我想，我呼吁，我们的新改革应该抓住一个突破口，应该从房地产这个产业来作为突破口，来突破，怎么改？为什么这么改？先说为什么这么改，原因很简单，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些改革的话，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最具有号召力。我们的年轻人刚刚我谈到25%读过大学，互联网革命使得他们有了自己的发言权。我们的年轻人，我相信最支持这个改革，我相信任何局部的利益集团都无法阻止这场新的改革。所以为什么要从房地产这个地方作为突破口。

第二，该怎么改。在我看来最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地方的财政入手，把地方政府从经营土地，把土地出让获得出让资金，然后搞开发，转成什么？转成由地方政府经营手中长期只有的房地产的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型的政府，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融资，融资之后结合自己的土地，来开发自己的房地产，长期持有。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现在状况来看，长期持有这些房地产一定能够使得地方政府获得长期的稳固的、良性的财政收入。

同时，也要呼吁，中央政府多给地方政府一些没有限制的、没有约束条件的转移支付，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的和他自己的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挂钩，而不要跟当地的GDP增长挂钩，这样从本质上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这些我想是房地产这个重要的产业所需要进行的改革。

同时，在我看来，房产税这项改革应该推行，但是不要把房产税寄予过高的期望，房产税本身在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下很难达到放缓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是投资者，房地产产业投资者对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这个预期是以10%为单位的，而房地产的税顶多以1%为单位，1%是上限，通过征收每年1%为上限的房地产税，来控制老百姓每年10%以上的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显然是自不量力的。所以房地产税不能指望它能够短期内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但是我还是要呼吁，房地产税可以推出，税率很低很低，我呼吁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千分之一的税率，扩大税基，关键是这笔钱要交给基层政府来用，交给区政府来用，由区政府来直接为本地的业主提供，我称之为“超级物业服务”，扫街、治安、水的治理、环境的治理等等，并且定期向本地业主进行汇报，进行沟通。通过这个方式，我们也能够开始启动一个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房地产这个行业在我看来，一方面聚集了百姓最大的关注，甚至于关切，甚至于抱怨。同时，也是聚集了我们改革的期望。我衷心的期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么一个机遇，在未来一段时间进行突破。

最开始我谈到100年后我们的后人如何评价今天的历史，我希望10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回顾今天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会这么写，中国经济在上个世纪的头20年、头30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经济、中国社会起飞的坚实的基础，在那个时代，我们有一批决策者们头脑非常清醒，没有被当时的宏观经济指标的这么一个非常良好的状况所迷惑，他们抓住了机遇，抓住了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积极推动了改革，从而为中国经济那个时候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让我们一块期待，期待新的改革元年。谢谢各位！

谢颖颖：非常谢谢李稻葵先生，李稻葵先生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假象未来，回顾过去的方式，回顾了刚才期待新改革元年的演讲。今天上午四位嘉宾开幕式的演讲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体会到在2011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可能会有更多的激情了活力。

芮成钢：而且刚才李稻葵教授的演讲也很好的为我们下一场主题论坛做了一个注脚，就是中国的下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制度的创新和制度的保证，而且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做一两件正确的事情和正确的选择。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主论坛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对刚刚过去的2010年再进行进一步的回顾和总结，对已经到来的2011年再进行一些预测和展望。接下来就请允许我为大家请上接下来主论坛的各位嘉宾，再次有请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有请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员的副院长王一鸣，再次有请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有请杜克大学商学院院长布莱尔·谢波德，有请。我也有请我的同事陈伟鸿来主持这场主题论坛，有请。

陈伟鸿：谢谢两位同事，成钢和颖颖，更要谢谢此刻正在现场参加中国经济年会的各位领导和各位来宾，再次用掌声来欢迎大家，谢谢各位，谢谢。

每年在岁末年初的这个时刻，中央电视台的财经频道都会为各位奉献上这样一场思想的盛宴，因为我们有来自各界的最顶级的嘉宾，所以我们的思想盛宴的含金量才会越来越高。此刻台上的四位嘉宾就带着他们对世界经济这一年来发展的关注，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们即将为各位呈现出什么样的智慧，他们对世界经济的解读又会如何。我想对于今天在座的各位在这一刻而言，这些都是一个迷，而且都是我们每个人期待去解读的一个迷雾。所以我想在稍候的时间，几位来宾将会用他们智慧的语言，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世界经济。

作为不断在创新当中的中国经济年会，我们今天论坛上其实有很多的创新之举，稍候的论坛会不会有一些您所认定的创新呢？我们待会儿也和大家一块来用创新的方式来接近我们寻找的世界经济发展轨迹。

今天在现场，我看到有很多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大家都是中国经济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我也希望在稍候论坛的进行当中，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来发表各位的观点，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现场的几位嘉宾来说一说你们对稍候的论坛的期待。现场有没有话筒，企业家代表好不好，蒋锡培先生，来。

蒋锡培：参加这样的论坛非常开心，非常高兴，每年只要有机会，都会来参加，确实见到了这么重量级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还有企业家们。我希望每一次来都是收获很多，无论从观念上也好，思想上也好，还有对外部的了解，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把握等等，哪怕是给我们实际经营当中有一些具体的指导，都是非常有收获，我希望我们的企业都做得比较远，而且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也珍惜每一次机会。

陈伟鸿：谢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分努力符合大家的需求，谢谢您。稍候时间正式开始我们的论坛，一块关注我们的大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