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程伟谈城市转型

2010年10月12日，《福布斯》中文版第七次发布了中国大陆最佳城市榜。经过历年的城市调研和分析，尤其是和诸多城市的对话，《福布斯》中文版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包括市长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金融危机迫使中国的城市化正在进入转型期，城市的经济、发展逐渐由依赖资源、外部市场、政府大规模地投资打动和土地增长，转向依靠企业创新、国内市场向智慧型规模转变。而且中国的交通建设，也在改变产业、技术、人才、资本、信息、财富，他们的流向仍在不断地分化和重组。
    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的几十年仍然会持续地扩大和深入，但是城市的发展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方面正面临着挑战，城市本身也正在从不仅仅是一个永不停歇地经济发动机而转向一个能够提供生活品质的公共家园，低碳成为城市发展的前提。所有的变化将在《福布斯》中文版城市榜单排名中出现，7年来的榜单数据更加权威、丰富，指标体系更加完善。

以下是国务院国资委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哈佛高级访问学者程伟的演讲：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尤其是媒体朋友们，今天很高兴，因为9月27号回国，第一次和大家来讨论发展问题，感谢组委会给我这个机会，我在美国1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研究城市发展经济逻辑的轨道是什么。围绕这个话题，过程中我今天这个话题特别重要，因为大家知道，城市的话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且城市的产生是人类进步的标致，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的定位和发展路径的选择当然也是不同的。围绕着这一个话题，我们思考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最有活力，真正有改革桥头堡之称的就是我们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型城市和一些具有很强的竞争活力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推动，当然和历史的沿革二元结构存在。今天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话题，世界是不是平的，城市的发展、路径、城市竞争能力的阶段和体系是不是平的。

这本书是日本的作家《世界是平的》基于世界的畅通，物流、人才流、资金流的流动导致世界是平的，但是哈弗大学讲城市规划的课程第一堂课讲城市未必是平的，真正全球竞争能力的几个点，一个是北美，尤其是美国的东西海岸，欧洲、德国和日本，美国是第一梯队，德国和日本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是北京、上海、台湾和印度。他说除了这三梯队以外，我们很难发现第四个梯队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城市和地区。他核心的逻辑基于两条。

第一条是效率，第二条是福利。效率和福利就是城市评价的永恒主题，我不知道福布斯讨论商业评论的指标体系是什么，讨论完这个话题之后，我做了一个PPT，我不按照PPT来讲，我特别想提到几个问题。我在国外访谈和中间回国也访谈了很多地区。我想讨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城市户口问题。

国庆节期间我到湖北老家，和很多的政委书记讨论过农村的发展问题，核心就是户口问题，杭州市领导提到了，我很欣慰，拿农村的宅基地换城市的商品房，我家里是农村，我亲眼地感觉到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作为农民工回去之后目标就是建房子，给子女结婚用。但是我认为到今天发展到现阶段，那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浪费，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城市不给我提供户口，我孩子的教育、医疗问题得不到保障。不管是什么城市一定要分层级，不可能全杭州全是高级人才，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产业功能来支撑，如果没有城市的竞争力也会下降。产业功能的支撑来源于什么？农民工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呢？

第一个问题下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如何给我们一些在我们这个地方居住的非城市户口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这个问题曾经和一个市长讨论过，我们和MIT的黄亚生（音）也讨论过，他说你算GDP的时候把农民工算进去，但是算人均GDP的时候为什么不算？这个居民在你这里买房子和租房子提供了税收，他们的培训政府有没有必要支撑？培养一批固定化的产业工人。

第二个问题，房地产问题，房地产问题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美国和中国都一样，中国的房地产转型面临三大挑战，上海提出了物业税，物业税问题当然很重要，当然要和税收的支付问题相衔接，如果不和教育、医疗挂钩，老百姓交物业税的积极性有多高？

第三个问题，遗产税，中国出现那么多的“啃老族”，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管理层收购的时候，甚至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的话题，如果第一代人很强，第二代、第三代真正面临啃老族，是不是城市发展和老百姓福利下降的悲哀。

第三个思考的话题是福利房的问题，无疑很重要，但是福利房资金的来源从哪里来？房地产的问题是财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三，公共服务的质量，现在大家感到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水价、电价、媒体价，和房地产的价格也有异曲同工之处，能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通过企业来提高全球的竞争力，创造很多的税收来源，通过二次分配养活当地居民水平的提高。水价、气价、房价上升的时候，企业的竞争力从哪里来呢？我们考虑到我们是高科技人才，他也要吃喝睡。

第三个小问题是定价问题，公共服务的定价早在70年代全世界研究很透了，涉及到一个政府转型的问题，如何使一个政府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水价，地方政府又是投资主体，也是社会责任，比如说贫民窟供水的问题，地方政府如何定位？在不同的阶段考量是不一样的。仅仅寄希望于地方政府政治领导性未必重要，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均衡的载体是如何体现老百姓的生存的载体。

我在哈弗的时候，骑车从查尔斯河边一直骑到海边，我骑到海边的时候根本不用下自行车，因为建了一条很漂亮的斜坡下来的自行车通道，我们当年探讨过杭州的问题、武汉东湖的问题和天津海河的问题。我当时说这个话题说，城市的建设和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你到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的规划过程中，老百姓进入公共设施的一定是最便利的道路，中国的城市发展，尤其是小区研究都是一个一个花园，这些规划设计的源头在哪里？

我采访了哈弗的艾伦教授，他说50年以前哈弗这一条河是一条臭水沟，但是来源于居民委员会来据测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一部分资金的使用来源，我特别希望看到中国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的公共服务领域定价的管理委员会。

第四个问题是科研创新的问题，是科教兴国很重要的话题，中国面临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千年计划、百年计划，我们希望引进10个像钱学森这样的人进来。我们是否建立了评审机制、监督机制？这样的机制比前者更重要，17家政府的招标都不是很深，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分类的管理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面对的挑战往往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不要在于形式。关于教育和医疗的问题，我和卫生部经常在交流，这和税收制度挂钩，医行关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医生的评价，希望建立一种医生为病人着想的制度，那仅仅是一个梦。好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家的卫生费用很高，那是历史的沿革，但是核心的是建立了一套医生的保险制度和监督制度，如何使医生不受医院的建立为目标，而是以病人的服务为终极目标。

我想说三点，第一，地方政府的转型；第二，城市的分级将会成为一种趋势，第一梯队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金华不可能成为北京市和上海市，多数人的城市，大多数的地区300万人，GDP是上海的两倍，它靠高科技和教育产业支撑。华尔街基金公司占美国基金公司的1/2，而波斯顿的基金公司占美国基金公司另外东海岸的1/2。这里我们来了很多投资公司的朋友，如果杭州市能成为风险投资和产业基金的摇篮，杭州市的基金投资能力有多强？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