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悦”工人新时代来了

在中国中山，如果王金燕（音译）是一个具有高中学历的失业工人，她的求职简历大概是这样写的：“职位要求： 薪酬优渥；工作轻松，车间有空调；周末休假；宿舍有无线网络和洗衣机；外加一个体恤工人的老板。”

最近几天的下午，王女士在这个制造业重镇的大街上都能遇到一长溜的招工者，今年25岁的她并不急于找到东家。 一家内衣工厂开出条件，他们为员工提供伙食津贴以及其他额外福利。 而另一家热水器生厂商则承诺每天工作时间为七个半小时。“如果你能胜任，你可以来我们这儿负责监工，不需要整天站着。”一位替鞋厂招工的妇女自卖自夸。

对此，王女士眼中并未闪出一丝感兴趣的光彩，她“砰”的一声打开一把遮阳伞，使自己免受南国阳光的炙烤。“他们总是言过其实，”她转身离开，说道，“而且我才不去做鞋，受不了胶水那股味儿。”

像王女士这种自信且自重的工人，对中国珠三角的制造业已经构成一种巨大的挑战。曾几何时，来自中国偏远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曾让这里的车间人满为患，劳工荒仿佛天方夜谭。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开始复苏，而那些返乡的劳工却在自家附近找到了工作，并无打算回到这里，致使中山这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形势发生逆转：工人供不应求，工厂必须为招到新工人互相竞争，并且还要为防止工人流失提供更多优惠的条件。

这种形势增加了工人与工厂讨价还价的底气，上个月的本田工人罢工事件便是明证，而这样的罢工事件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 南方的罢工潮也波及到了中国北方的天津，丰田在那儿的一家工厂以及另一家日资电子制造厂因为罢工事件而陷入停产。

尽管这些罢工最终都以厂方同意提高工资而最终平息，但工厂老板以及劳务专家都从这些罢工事件中看出一个早就被人口专家预言过的现实： 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口已经达到巅峰，在未来12内，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会下降三分之一，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中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中山，很多工厂的工人还存在15%到20%的缺口，这迫使许多工厂的老板开着自己的宝马或奔驰在大街上巡弋，期望能够招到填补缺口的工人。

也许很难量化，但另一个新的现实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年轻工人，对自身工作条件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太愿意像任人使唤的机器人那样长时间的工作个不停，却只能拿到微不足道的低廉工资。

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郭玉华（音译）表示，新生代工人的教育水平更高，离开农村之后，他们对互联网以及城市的了解也更深入。 “他们想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他们不想再回去当农民。”郭女士如是说道，中国2亿3千万流动人口便是她的研究领域。

中国的出口业受到了更为直接的冲击，而出口产值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一。 香港产业联合会有3000个加盟成员，这些工厂雇佣了超过300万的工人。联合会的副会长刘展灏表示，他已经向工厂主提出了建议，内容包括：提高工资，更人道地对待员工，并倾听工人的呼声。

“年轻的一代和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一直受到家庭的佑护，不想‘吃苦’。”

“吃苦”这个词，曾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但对中山的年轻工人而言，“吃苦”并不是他们想要继承的光荣。

为了避免吃苦，张金方（音译）这位时年28岁、非常健谈的青年人，高中毕业后来到中山打工，他已经换了很多工作，去过的工厂已经有一打了。 “有时候，我工作了几周就不干了，因为工作太苦或是太无聊，”他说这话时，正在一家露天餐馆吃饭， “钱当然重要，但不让自己生活得太累也很重要。”

张先生组装纸板箱一个月能挣260美元（约合1800元），但每个月都几乎没有积蓄。这也是年轻工人和上一辈一个显著的区别，他们不喜欢存钱。 按照西方的标准，张先生工作相当卖力——一周工作六天，有时候还要加班。他每个月用五分之一的薪水支付一套公寓的房租，因为他不想睡工厂宿舍的光板床也不想忍受工厂的作息时间。 他的梦想是： 开办一家自己的工厂。 “不过就目前而言，我想找一份在空调房里办公的工作。”他说。

促使工人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从2004年到200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了300万，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拥有了更多雄心勃勃、乐观且知晓自己权利的年轻劳动力。这一观点来自中国产业关系学院的劳务专家林燕玲（音译）。 这些人能更熟练地使用高新科技——手机、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他们之间能够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团结在一起。 “当他们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更敢于奋起反抗。”她说。

彩虹色的指甲油、染成紫红色的头发，梁雅丽并不符合中国工人的固有形象。 梁雅丽出生于海南的农民家庭，今年22岁，此刻受雇于一家锁具工厂，她的工作就是包装成品。

她和两个朋友合租一套公寓，吃饭大都下馆子，星期六晚在酒吧跳舞或是去KTV唱歌。 晚上睡觉前，她有时会玩一玩“开心农场”这样的电脑游戏。

和许多在中山打工的人不同，雅丽知道那些罢工事件，这可能是因为上个月本田工人罢工发生的地点离她的工厂不远。 她对罢工者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不过她也表示没有兴趣追随他们。 “我们老板人不错，工作也很轻松，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她说。

梁雅丽的同事，27岁的李静玲（音译）点头表示同意，并称她们公司会在工人间组织体育活动，并允许工人在周六穿便装上班。 当话题转向她的父母，李女士说自己为他们难过。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说， “不管婚姻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会放手。 而对我们来说，婚姻和工作一样，如果变得糟糕，我们就换。”

回到那一长溜的招工站点，午后强烈的阳光已经让求职者的人数变得稀疏，只有一些态度粗暴的人在那儿纠缠不清。

向青（音译）是一位22岁的招工者，她正为富妮莱内衣厂招募工人，在遮阳棚下，她显得无精打采又楚楚可怜。 她的工厂正常情况下需要2700名工人，而现在还缺700人。 虽然尽力吆喝，她也不得不承认招募“爱厂如家”的工人已经越来越难了。

向女士抱怨太多年轻人不愿吃苦，“他们都被宠坏了，缺乏耐性。”她说。接受完我们的采访，她又回过头阅读自己的消遣，一本叫做《Beauty》的女性杂志。

来自：《纽约时报》 翻译：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