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财政部长盖特纳的两难局面

网易财经3月10日讯 约一年前，美国财长盖特纳访华时，中国刮起了一阵他的魅力之风。虽然盖特纳在访华之前爆出诸多对人民币的强硬语言，使众多的中国媒体的矛头咄咄地指向了他。但他那次抽时间访问了一趟北大，就让中国大众心软了，觉得他还是近三十年前在未名湖畔读中文的腼腆学生。在中国的人气有所攀升，盖特纳在美国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原因是其领导的财政部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如同抽在美国银行身上的大棒，一次又一次，有力、直击要害。被袭击者开始反击，如《纽约客》》文章指出“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把盖特纳的计划驳斥为含糊而不够充分的”。盖特纳也承认：“我们拯救了美国经济，但却似乎失去了民意。”但阻力能否让他停下改革的脚步？

阅读全文如下，原标题：能赊账（No Credit）

在人类新生事物的诞生榜上，奥巴马政府为稳定金融系统所推出的新计划，可以和巴比伦情育女神伊师塔、无烟雾香烟以及新配方可乐归入一个类别。去年2月10日，新上任的财政部长蒂莫西•F•盖特纳步入著名的财政部“现金“议事厅，就稀释银行有毒资产、迫使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及为美国陷于偿债漩涡的按揭业主提供救济等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建议。随着盖特纳的侃侃而谈应声而落的是道琼斯指数，当天收盘大跌382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把盖特纳的计划驳斥为含糊而不够充分的。“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结束了吗？”当时金融时报影响力巨大的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这样写道：“这个问题在平常时期有点不经，但现在可是非常时期。”

接下来的数周内，道指跌破6500点，而诸如银行间拆借利率等其他金融压力指标却在同期上涨，显示出外界对盖特纳计划的持续怀疑立场。从偏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到偏右的阿兰•格林斯潘和林德赛•葛莱汉姆都呼吁政府掌握对那些被普遍认为行将就木的银行要快刀斩乱麻，要掌握其控制权并进行破产重组。格林斯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理解，美国人现在面对的是百年一遇的挑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亚当•S•波森对时代周刊表示：“政府现在对银行业越是迟疑而不忍下手，那么在未来长时期内就越会带来更多麻烦并付出更高的成本。”09年3月白宫召开了一个冗长的会议，全美经济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萨默斯，对盖特纳及其下属施压，问及他们将银行国有化是否已经是逼不得已的最善之策了。盖特纳仍坚持辩称，匆忙接管本可以挽救的金融机构是没有责任心的举措，并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他最终说服了萨默斯和总统。然而盖特纳对待诸如华尔街忤逆民意加薪等事的态度，并不情愿站在民粹的立场上，加上上任以来在公众心目中僵化呆板的表现，使得要求他下台的呼声高涨――即便进入到他任期的第二年，还能时有耳闻。政坛各界批评他做了华尔街的磕头虫，未能坚持对那些导致金融危机的人问责。

盖特纳在现金议事厅失意的演讲一周年之际，财政部发布了一份两页的简报，向盖氏的金融稳定计划取得的成绩致意，但媒体和之者寥寥。“过去一年了，仍有很多要批评的地方，”华尔街日报的经济版编辑戴维•怀塞尔撰文，批评失业率数字仍徘徊在10%上下，而银行在向其雇员发放奖金时过于慷慨，在小额商业贷款时又过于吝啬。

然而好消息也在清风徐来，国会在2008年10月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援法案，使得金融系统和银行业见到了起色。在过去十个月内，美国的银行共从投资者那里募集到1400亿美元并补充了可用于潜在预亏的资本金储备。当很多小银行还在危机中挣扎时，他们那些大块头的同行，比如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高盛已经比多数国际同业竞争者们拥有更强的资本实力，它们事实上已经偿还了从美国纳税人那里获得的全部借款。展望未来，财政部估计这场金融大救助的总额最终会控制在1170亿美元以内――其中大多数的款项与扶持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相关。除非有不可预料的新因素，救助案最终花费纳税人的支出，将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早期的“储贷危机”。可以确信政府最终能盈利。

怀塞尔说得当然没错，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长期失业率上升特别令人不安――然而其他的一些经济风向标却箭头朝上。尽管一些行业仍旧困于无法得到银行的金融扶助，但一些地方财政、购车者和学生群体已经重新获得了信贷途径。国内消费和出口都有所增长。工商企业又在软件和办公电器上有所消费了。与此同时，参议院可能最终将准备就金融监管制度的全面检查而进行表决。

经济学家们仍在为到底是什么原因中止了金融危机并扭转了经济下滑而争论不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盖特纳的金融维稳计划必有一功，该计划经证明比很多观察家预期的更为有效。“政策有用，”桑福德•C•伯恩斯坦研究机构的顶尖金融分析师布拉德•辛兹：“现在政策是否唤起了群氓的民众来追随银行家和政客们并努力把后者从断头台上解救下来？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民众为行之有效的政策而支付的部分对价。” 

几周前冒着华府几英尺厚的暴雪，我去盖特纳的办公室拜访了他。他穿着休闲的牛仔裤和雪靴，看上去已基本上放弃了说服公众认可有关救援计划目标明确正确 的希望，但盖特纳还是坚持救援案是必须的：“我的基本观点是，政府这次做得很漂亮，努力结束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并避免了类似大萧条或大通缩的后果。我们挽救了经济，但为了这个，却有些失去了民意。”

当初奥巴马总统正式履职时，布什政府已经承诺动用2300亿美元的纳税人财富来挽救大银行――盖特纳作为当时的纽约联储主席帮助制订了这项政策。在政府换届过度期间，盖特纳警告新总统，为了扶持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恢复美国经济增长，有必要制订更多“遭人反感”的措施。（09年头三个月，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滑年率达到6.4%）“我们清楚这样做政治代价很高昂，但如果我们应对危机不得力的话，那政治代价就会更大，”盖特纳这么评价他的金融维稳计划“我们也找不到别的信得过的选项。”

新政府推出了三项配套政策。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17日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国会批准了总额787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包括额度大致相当的减税和新消费项目，政府还加强了对各州受经济衰退打击的机构和个人的财政援助。美联储向哀鸿遍野的金融机构推出了一系列紧急借款程序，并将短期利率降到近乎于零，一个月后，还是美联储宣布将购买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联邦抵押证券――这是为降低长期利率特别是抵押贷款利率而作的举动。

盖特纳的金融稳定计划是三联组政策的第三项，包括几个成份。最初讨论最多的设想是成立两个公－私投资基金，用以收购银行手中的坏账和有毒资产。由财政部和私营机构投资者为基金注入等额的资本，然后由政府其他部门向其供给充足的贷款，来逐步增加其收购能力到多至一万亿美元。这个公－私投资计划和盖特纳的前任亨利•鲍尔森的观点呼应，引发了热烈的争议，很多评论家把该计划形容为给华尔街送大礼包。如果新基金运作良好，私人投资者能等分其收益；如果基金运气欠佳，政府将负担全部损失。

最后银行不愿意出售资产给政府，因为给资产定价将迫使他们承认已有亏损，公－私基金投资少于300亿美元。（盖特纳仍坚持这个方案是好的）。随着各项工作展开，盖特纳计划中更有效得多的是银行压力测试行动，于09年三四月间由财政部和联邦政府施行。这些测试的书面目标是为了知道私人银行是否有足够实力度过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存活下来。政府官员们模拟了很多经济恶化的设定情节，包括紧接着的贷款坏账率攀升等，来测试银行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来经受损失。本金不足的银行将不得不向投资人发行更多的股份以募集资金，或者如果它们无法做到这点的话，将必须接受更多的政府投资并受到政府更多控制。

起初，华尔街有些人担心奥巴马政府的压力测试计划不过是为接管四面楚歌的诸如花旗和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而找的借口，就像自由民主党人极力怂恿的那样。但是盖特纳坚决反对这样的动议，至少在那一阶段如此。他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意图通过压力测试来支持银行的金融能力而非意图将其国有化。“如果不是那样做的话，那时就会形成一个严重的政策转型的错误，”盖特纳对我说：“美国将为此承受多年的痛苦。我们将花费本不该花费的数以亿兆计的财富，而且将在接下来很多年里身处困境遭受打击。”

其他评论者们抨击压力测试是一个耻辱，认为测试所假想的经济要素的变动都太和缓、太仁慈了。随着测试深入进行，迹象显示政府的亏损预估非常之高，很多银行将不得不额外筹措很大数额的资金――某些个案甚至需求超过百亿之巨。“当人们做算术的时候，他们说，‘哦，这可是玩真的。’”分析机构穆迪的首席经济学家合伙人马克•赞迪回忆道：“对银行来说，这道算术题也不例外。银行家们抱怨他们其实不需要募集测试计算出的所有的本金。”

实际上，确有些评论同意银行家的抱怨，认为财政部和联储的措施太苛刻了。（通过配股集资会稀释股东的股权并减少每股收益）。洛奇戴尔证券公司的理查德•博夫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他从1965年就开始跟踪分析金融业了。自那以后他改变了看法。“盖特纳意识到，从系统安全和整固的角度出发，金融业需要矫枉过正，以求重建公众对其失落的信心。”根据博夫的计算，目前美国的金融业较之1935年以来的任何年份，其本金占资产比都在最高水平。他分析道：“盖特纳在整个金融业内植入了安全和正固的基石。随着时间推移，我对他越发尊重了。”

随着09年3月9日至5月7日间，各家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一一公布，道指涨了几乎有2000点，而反映金融业悲观度的可靠指标，从AAA到BAA评级的各类债券却显著下跌。（注，债券交易价格下跌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上升以及对经济景气度的预好）还有其他因素显示了这种复苏迹象：房屋价格下跌的趋势减缓了；联邦政府开始购入按揭债；国会开始动用刺激计划资金；美国会计主管部门在银行减计资产时给予更多余地。国外传来的消息是，G20国同意施行一系列政策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以上的因素固然都很有作用，但压力测试无疑在重拾投资者信心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角色，人们籍此确信美国银行业不会垮掉。

在和盖特纳的交谈里，他对比了1933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阻止金融危机而紧急关闭银行的“银行假日”事件。盖特纳回忆起去年一二月间，银行债权人的“挤兑”情形与1933年那次几乎没什么不同。当时人人自危，没有人，甚至没有一家银行知道到底哪家公司被巨额亏损击中，当时的市场笼罩着不安的气氛，人们都不情愿把钱交给金融机构。盖特纳认为：“是压力测试，使人们可以对不同银行区别对待，能决定哪家值得放心投融资，哪家有风险。”

一旦弥漫银行业的恐慌褪去，经济体就像刚从心肌梗塞中复苏过来的病人，慢慢地犹豫不决地开始良性运行。09年7月至9月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年率达到了2.2%，当年第四季度又加速到5.9%。尽管市场需求有所复苏，很多公司还是选择仅依靠在职员工加班来增加产量；有些还在继续裁员，直到去年冬季失业率还在稳步上升。但这样一个滞后的“失业状况复苏”，只不过是经济复苏的一种形式而已。去年的这个时候，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判是09年全年紧缩。 

如果不是得益于银行业成功地稳住阵脚，那我们就连一点点微弱的复苏都不会看到。现在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坚称当初如果施行国有化就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当奥巴马政府设法避免了运用托管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比国有化还差得多的方式：成了伪劣的资本主义，盈利归私有而亏损归大众。”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在他的新书《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和沉沦中的世界经济》里写道：“美国政府的对策把经济带往一条更缓慢更困难的复苏之路。” 

斯蒂格利茨也许是对的――历史只发生一次，没有确知未来必然如何的办法。但他的看法引出了几个问题。与公众广泛认为的相反，奥巴马政府从没有取消过国有化设想；只是把它作为最后不得已时的选项。去年四月布鲁金斯学院一次非正式的晚宴上，拉里•萨莫舌辩许多经济学家，他们认为除非政府完全接管受困的银行，不然金融危机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萨莫告诉他们，如果接下来几个月的局势证明他们是正确的，那政府就需要开始国有化，耽搁掉的时间确实增加了经济成本；但如果他们是错误的而政府现在就照办的话，就会发生好比明明有药可救却贸然施行截肢手术的恶果。萨莫本人几周前告诉我：“今天我们看到主要的大金融机构的社会资本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经济又开始增长了，当初未行国有化的政策而采取极力强调银行筹集私人资本的措施看来是有效的。我认为外界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蒂姆（盖特纳）的领导能力帮助美国避免了很多本来可能非常有害的失误。”

其他一些国家采取了接管银行的措施，比如瑞典、挪威和英国，他们的经验显示国有化也可以执行得相当有效。英国政府在08年2月国有化了北岩银行，现在运转得相当不错。人们相信，美国政府可以对一些大银行采取控制，逼迫他们大幅快速放开贷款，并且逐步将他们拆分并出售，这样就能缓解其因为太大而不能倒闭的困扰。罗伯特•卡特纳即将出版新作《危难中的总统任期》，他认为：“那种接管可以是临时性地所有权转移，而重组将是货真价实的。那样，本可以有更多资金更快地投入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而且能得到记录银行真实亏损的诚实的帐目。而我们政府所推行的这些措施，问题在于治标不治本，这些受伤的金融机构吝于信贷，时至今日，没人知道他们到底状况如何。

然而美国政体和瑞典或英国那种议院制不同，后者的部门首长对预算有更多控制权。除了把国有化视为拯救经济的最后一张王牌之外，奥巴马政府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给这样一个国有化政策提供财务保证，政府还很可能必须求助于国会，要求后者批准更多的救援资金――这样的一幕无论总统的智囊还是盖特纳都是竭力避免看到的。“我们预想过到那个地步，但不打算开头就这样，”盖特纳说：“我们想到有一个极好的时机政府可以调整金融系统的资本结构，而采取的方式又能让自己置身其外，并使金融体系本身更强健，对政府这样一个金融财富管家的身份来说更好，并能保存国家的财力，这是民主共和两党都极为注重的。”

即便国会能批准这么大的资金，要接管花旗和美国银行这样的巨无霸来说还是会带来几个挑战：例如，余下的未被立即国有化的银行会因为投资者避债和投机客卖空其股票而被摧残。为了避免类似恐慌出现，第一波国有化大接管其规模将不得不非常巨大，可能要涵盖全美前五大乃至前十大银行――这在美国历史上将是空前的。

这样的政策将会消灭银行的股东，包括其高层主管们，顺带的好处是可以惩罚其中某些让银行卷入过多风险的责任人。另一方面，政府接管也会给银行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方面都提供了救济，特别是如果他们的以债券、衍生品和其他有价证券方式持有的金融索赔权被政府完全尊重认可的话。芝加哥大学布斯学院的银行学专家拉格胡拉姆分析：“不能将亏损体现到股东头上的国有化就将变成送给股东的一份免费礼物。本来仅仅是公司行为层面的索赔权，会变成由美国政府全权担保。”

不仅不公平，这还会给市场带来麻烦。债券持有人本来应该自己监测所购债券企业的风险变化。如果他们得知可以依赖政府救济，就缺少自己承担风险的主动性。“我感觉横亘在金融危机中最要紧的难题是，如何把亏损加于债券持有人的头上，” 拉格胡拉姆分析道：“国有化可以消灭资产但无法销毁债券。这样的政策是救火救错了地方。” 

很多党外独立的金融专家现在相信盖特纳做对了。顶尖的经济咨询公司IHS Global Insight,的首席经济学家纳黎曼表示：“过去反对国有化的人一直都在辩称：类似的政策不是必需的。”同意其观点的赞迪说：“在所有方方面面为稳定金融系统而出台的政策措施中，没有一条可以和银行压力测试相比的。和最初决定向银行注入公共资金的举措一起，压力测试终结了市场恐慌，稳定了整个金融体系。盖特纳适时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国有化则会导致灾祸。”

让经济走上正轨是一个财政部长的首要责任。但经济政策也包含有政治成分——经济学过去曾被称为“政治经济学”——这是任何当选官员都不敢忽略的方面。在一篇最近在民主党人士的圈子广泛流传的文章中，《滚石》杂志的塔伊比指责奥巴马当局为它的经济团队配备的是“泡沫经济养肥的前银行家和自由放任的知识分子”，他们“接着出卖我们，实行着一场大规模的、逆滴式的银行救济，系统地进行着内部管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提出了一种更精确的相同观点。在去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他指责美国的高级官员（包括盖斯纳）有意无意地继承了华尔街的精神风貌——这是一个在经济学文献中常说到的“认知管制俘虏”环境。

盖特纳似乎被这些批评激怒了，而且也被民主党人现在在某些方面看上去依赖于商业利益的看法激怒了。他说：“我不认为民主党被看成是华尔街党了，我认为有一些民主党人认为蒂姆和拉里过于保守，他们还认为总统过分乐于接受我们的意见。”盖特纳坚持道，事实上，奥巴马当局只拨出7亿美元给银行（主要是中小银行，而不是华尔街的大公司），而它却打算进行75年来最大的监管大检修。盖特纳说：“一些左翼人士掉进了共和党人设下的一个圈套——让选民误以为绝大部分的银行救济是来自奥巴马的，而不是布什。”他建议批评他的人制定一个资产负债表，比较一下华尔街受益的项目和公众受益的项目上的政府支出。“无论如何，公众项目让华尔街项目相形见绌。比较一下住房救济金和银行救济金吧。计算一下工作家庭额措施和银行救济金吧。”

盖特纳的数字是准确的。但他和当局未能说服公众。不管什么原因，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自由派民主党人到右翼茶会活动家）确实认为以前在华尔街公司（尤其是高盛）里工作的人在主宰政府。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和其他公共事件中，盖特纳本身（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是作为一个公仆，也从未在华尔街工作过）有时也被看作是前投资银行家。（一个记者问过他：“你为什么要维护你以前在高盛的同事？”）

在盖特纳推行政府政策的同时，他有时会得不到白宫的日常支持，因为白宫正在卷入医疗改革的战役之中。曾担任过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高级官员的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er）说，“这是总统领导力的完全缺失，如果奥巴马一直像应对金融危机开展阿富汗战争，塔利班终将控制喀布尔街头。”有时，盖特纳的主要作用似乎是总统的防弹背心，是用来吸收敌人的功击力的。然而，在其他场合，他似乎在几乎肆意地忽视政治气候。他在财政部的第一个举措之一就是聘请高盛前说客为他的参谋长。当人们发现AIG雇员得到约165万美元的奖金时，他坚持认为联邦政府没有任何法律权力来阻止相关的报酬，让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争取到了主动。（在科莫的干预下，AIG雇员同意归还约四分之一的奖金。）去年12月，盖特纳拒绝仿效英国政府主张征收银行奖金暴利税的做法。

对于所有这些情况，盖特纳坚持对我说，他的行为是慎重的。他指出，他的参谋长马克-帕特森在高盛的四年工作之前，在国会山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汤姆·达施勒工作了15年。（当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政治和商业之间的旋转门正是华盛顿的问题。）美国财政部的律师曾对盖特纳提议说，AIG奖金的协议不违法就无法废除。盖特纳说，英国征收的暴利税是适用于雇主而不是雇员，与银行支付奖金数额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奥巴马总统在盖特纳的指使下，最近提出了一个替代银行税——大举扩充其资产负债表的大银行将多交税。（这个税的优点是，可以得到比暴利税更多的税金，还可以阻止过度借贷。）盖特纳说，“我们不接受我们认为是不明智的东西，即使那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我们当然也不会接受存在重大不利后果的风险的事情。”

盖特纳从本质上来说是个技术人员，而非政客。政坛老手会更早公布银行税，并同时在公开场合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保持在同一阵线。沃尔克自去年来一直督促采取措施严防银行向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投资。此举或将化解部分批评声。然而盖特纳并没有这样做，直到今年1月白宫准备公布银行税的消息并听取沃尔克的建议，有些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例如华盛顿州参议员玛丽亚•坎特维尔已经向盖特纳发难。

盖特纳常说，他工作最难地方的在于让人们了解金融救援方案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一逻辑所带来的不讨好的行动。事实上，他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经济扫盲，而正好相反：美国民众太了解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了。金融危机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我国经济体系运行当中的某些问题，如果不是金融危机这些问题还被掩盖着，诸如华尔街与华盛顿的共生关系，金融企业有时从美联储及其他政府部门暗中获取资助，JP摩根大通和高盛赚取的高额利润有很大一部分是凭借美国纳税人的无声担保。当普通美国民众面对这些真相的时候，变得怒不可遏。马克•赞迪指出：“民众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企业能够得到救援，他们的人还可以拿到大笔的分红。怎么凑也凑不起这个数。无论你怎么解释，你都说说服不了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

盖特纳当然心知肚明，然而他还是得硬着头皮努力让民众相信，政府已经的决策已经是优中选优。(而且他没有暗中领取高盛的薪水)。结合他与最初救援计划的关系以及他温和派的办事作风，关于他是否是教训华尔街并把民众的怒火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的适当人选合法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有必要提醒的是，他被任命为财长既并不由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因为他具有出色的协调能力，而是他曾经担任的金融消防员的经历。从他开始在财政部任职起，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直到2003至2008年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他的工作都与解决全球一系列金融危机有关。从所有降临到他份内的怒火，他似乎总能化解一次次的灭顶之灾。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决策者总把金融危机搞砸？他们把金融危机搞砸是因为政治太可怕了，而这会延缓行动。正因为他们生怕政治生命的终结，所以才行动缓慢、姗姗来迟、束手束脚、软弱无力。但是有时候一个决策者不得不说，早死早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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