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杂志》：比尔·克林顿归来

网易财经2月1日讯，刚刚在冬季达沃斯论坛现身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依然那么璀璨。据路透社消息，克林顿基金论坛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冬季达沃斯，成为全球高管最想去的论坛，这足以证明他个人的号召力。他曾经是一位卓越的领导，其稳定和创新经济的政策创造了美国90年代的繁荣。如今作为美国驻海地大使的他，显得更加人性。在刚刚结束的动机达沃斯论坛上，他真诚地为当地募集资金和援助。他也不十全十美，曾经丑闻缠身。但这些经历似乎在促成克林顿的变化，哪怕是退居希拉里眼前的光芒下，甘为她精心挑选一件首饰。《纽约时报杂志》的珍藏文章为我们展示百变的克林顿。

阅读全文如下，原标题：《纽约时报》：威廉·杰斐逊·克林顿的（The Mellowing of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比尔·克林顿热衷于购物。有一次，是三月的一天，他在秘鲁首都利玛一家雅致的手工艺品店淘选回去后要送给夫人和身边女性工作人员的礼物。此前他在一所大学发表了演讲，然后又出席了一场秘鲁扶贫项目的启动典礼。此刻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条带有绿宝石护身符的项链上。

这位美国前总统独自伫立，目光有条不紊地扫视着货架上的木刻、珠宝和雕塑，搜寻着一样能送给夫人的特别的东西。“她以前总是盼着我从远方回家，”他沉浸在回忆中，笑着说道，“现在反而是我担心成为她刚会晤的领导人的跟班。”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确实刚从墨西哥归来，之后匆匆赶到白宫帮助宣布一项新的战争政策。“我在CNN上看到奥巴马总统谈论阿富汗问题时她就站在总统身后，” 克林顿先生说。“然后她去了达拉斯处理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发现一只绿松石手镯。“希拉里喜欢绿松石，”他指着它说道。

他决定买下来。在他环球慈善活动、演讲和续写传奇之余，克林顿经常光顾世界各地的工艺品店，他能告诉你香港或阿鲁沙（Arusha，坦桑尼亚城市）最好的工艺品店在哪里。“它们都是好宝贝，”他说。“如果你的手下和家人都是女性，你就拣你喜欢的买，都带回去，然后盘算送给谁。”

店主拿了一些女士挎包给他看。他挑了一只他认为很适合让朋友弗兰克·丘斯特拉（Frank Giustra）——加拿大矿业巨头——送给女友的。克林顿说他喜欢为朋友的夫人和女友挑选礼物。

半小时后，他钻进专车前往Huaca Pucllana餐馆，餐馆旁边是1500年前的印加遗址。克林顿在一张长桌旁落座，长桌上还坐着他的旅伴：丘斯特拉、六名随同、几位先遣人员，还有我。

他看上去有些疲惫，因为搭乘通宵航班从纽约赶往秘鲁，紧接着又参加了一整天的活动。克林顿今年已62岁，卸任已八年多，做开胸手术也有五年多了，今天的他比当年主导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坛时雄姿英发的总统显得苍老，但仍比大多数同龄人健康，且思维活跃。就餐时他左手有轻微颤抖，晚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度对此深感忧虑，还去做了帕金森氏症的检查，但检查结果是阴性；他的医生说只是因为他这几年签名签太多了。我有一次提到，在他总统任内，由于集会太多，他不得不戴上助听器，当时听后他开心地从耳中拽出一种最新款的助听设备，炫耀它是多么漂亮，而且几乎不可见。

在秘鲁和哥伦比亚对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基金会援助项目的三天视察之旅结束时，我意识到这次旅程感觉上如此熟悉——不是因为它像克林顿当总统时的出访之旅，而是因为像希拉里·克林顿做第一夫人时的出访之旅。当时我是一名白宫记者，陪同她到过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她通常要在官邸作礼节性逗留，与国家首脑进行短暂会晤，但是这些旅程主要是为了进行圆桌讨论，或访问偏远农村，考察当地民众如何应对所处环境的困难。这正是比尔·克林顿眼下正在做的。第二天他将在利玛醒来，飞赴哥伦比亚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Barranquilla），接着去麦德林（Medellín），然后下榻卡塔赫纳（Cartagena）的酒店。当我后来把我的感受告诉他时，他大笑着说，“我们已经对换角色了。”

一天在旅程中，他站在哥伦比亚一个机场的沥青路面上，拼命把手机贴近耳朵。“希拉里成为国务卿最不好的一点是，”他抱怨说，“我老是找不到她。他们把她的电话号码全换了，而且她的手机在国务院大楼里没信号。”

现在克林顿作为前总统的时间比当总统的时间还长了，他说当他们参加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后回到家时他向希拉里指出了这一点。“我看着她说，‘你要意识到我们离开白宫的日子比待在白宫的日子都长了。’”

随着民主党执政期的到来，夫人又是阁魁之尊，这位美国第42任总统波澜壮阔的人生又掀开了新的篇章。他不再处于在野状态，但也不在核心圈内，所以克林顿正在努力界定他的角色并找准在奥巴马时代的定位。他同意把他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满足奥巴马身边的“好政府”倡议者，但他仍会奔走于世界各地，推动他钟爱的慈善项目，一场演讲收获数十万美元，与外国首脑共进晚餐，以他自己的方式再次为美国摇旗呐喊。两周前，他同意出任联合国赴海地特使。

同时，他努力遵守与新政府间的某种界线。他偶尔给国家安全顾问吉姆·琼斯（Jim Jones）发备忘录。他大概每周和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举行一次会谈，与前助手等联系得不太密切，他们现在都在奥巴马政府官居要职。但他唯独冷落了奥巴马。当我上个月到克林顿在哈莱姆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说奥巴马就职典礼后他们只谈过一次，具体内容也想不起来了。“我试图不妨碍他们，”他告诉我。“我有很多要做。我在这儿的生活很充实。如果我想到一个我认为对他们有帮助的主意，我会告诉他们。”

他现在更容易联系上他的国务卿夫人了，至少当他能打通电话的时候。“如果她问的话，我就告诉她我的想法，” 克林顿说。“如果我感到我对某热点事件具备专业知识，我会说出来。”那么她问吗？“是的，她经常问，”他说。“她说：‘你曾和这家伙共事过吗？你认识他吗？’”

希拉里·克林顿拒绝为本文发表看法，她最近告诉《泰晤士报》的马克·兰德勒（Mark Landler），她先生小心翼翼地给予她空间，但他也是有用的信息源。“他知道得太多了，谁他都认识，”她说。“他对问题和人性有全面的理解，所以他总能为你创造价值。”

以前从未有人集前总统与阁员家属的角色于一身，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有些模糊。希拉里·克林顿被提名为国务卿的消息宣布后，她先生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各国大使都想通过他与希拉里会面。他现在会晤的外国领导人都询问他夫人的情况，他们知道可以通过他向她传达信息。但是奥巴马还没动用克林顿为新政府做任何大事。克林顿的一名前高级助手说，除非奥巴马搞砸了，否则“克林顿总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奥巴马不需要他。“这种情形下比尔·克林顿派不上多大用场，”这名助手说。

因此克林顿只好独善其身。奥巴马对克林顿的活动作出了一些限制——比如上报他基金会的捐款人，以及不再召开海外会议，但这些都不足以把他限制在纽约。在1月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克林顿穿行于大厅，与名流显要交谈，就好像这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同学聚会。开幕之夜在当地一家博物馆主持了一场招待会后，他来到喜来登酒店，出席由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的私人派对；普京热烈欢迎他的到来，称他为“我们的好朋友”，并为他祝酒，宾主共干伏特加。之后二人单独退到密室，在桌边促膝长谈，直至深夜。

我后来问克林顿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他只谈及普京的一些故事和他个人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爱，却并没透露多少会谈内容。即使如此，也有理由推断，普京希望通过美国国务卿的丈夫向新一届美国政府传达信息。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克林顿说普京告诉他，“哦，我们现在就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普京还强调，他一手挑选的继任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绝不只是个傀儡。

在有我参与的达沃斯之行和南美之行中，克林顿说他事先都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吉姆·琼斯（Jim Jones）打了招呼。“我说：‘看，我被邀请去这个地方，会有这些人在场。你希望我不去吗？’”他上个月初告诉我说。“如果他们想让我代表他们表达任何观点，我会照办。我确实相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名白宫官员后来告诉我，克林顿在同意接受联合国任命前也征求了琼斯的意见。

迄今为止，前总统一直在避免给现任总统带来麻烦。在希拉里·克林顿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前，奥巴马的一些顾问担心自由职业者比尔·克林顿会进来搅局。但令他们惊讶的是，克林顿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没给奥巴马的生活添任何麻烦。据两名出席白宫高级幕僚日常工作会议的官员说，截止到5月初时，克林顿从未因成为需要应付的问题而在会上被点名。其中一人说，相形之下，吉米·卡特的名字已出现了两次。

“他出国时职位更高，我认为他对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克林顿从孩提时代的老友、也是他的首任白宫幕僚长迈克·麦克拉提（Mack McLarty）告诉我说。“这不是说克林顿总统有时候不喜欢参与具体行动。人之常情嘛，可以理解。但这并没有让愤怒或者沮丧。”

我们在哈莱姆会谈之后不久，克林顿受邀与奥巴马共同出席一场为扩展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服务计划颁布立法而举行的庆典，这项计划是克林顿最喜欢的传统之一。到克林顿卸任时，美国志愿队的人数已超过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历史总人数。庆典是在一所学校进行的，位于华盛顿一个黑人贫民区。克林顿出现在致谢名单里，但没被请上主席台，也没得到发言机会。相反，奥巴马利用这一时机为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赚吆喝，他是去年选战时的一位重要捐助人。

之后，克林顿和奥巴马同乘一辆专车前往附近的一个公园，与美国志愿队资助项目的成员一起植树。克林顿穿上靴子，戴上手套。奥巴马仍穿皮鞋，看着他的前任示范怎样做——铲土并将洞弄得足够大，保证树根能够生长。

“总统先生，我觉得您已经做得很完美了，”奥巴马告诉他。在克林顿准备离开时，二人沿着一条小径又走了一段。

奥巴马前去自己种树。“保持联系，”奥巴马说。克林顿却没有走，而是又拿起一棵树开始种。

去年12月，当奥巴马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国务卿时，克林顿正在香港参加基金会的一个活动。当比尔·克林顿在餐馆的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他情不自禁发表了即时评论。他本不应该说那些。他应该这么说：她现在应该微笑。迈克·麦克拉提当时在场，他轻推了一下克林顿。“总统先生，”他说，“这里还有其他人。”

克林顿抵达时恰逢新政府执政之初，人们还沉浸在竞选胜利的喜悦中。许多人习惯了他是一个圆滑的政治老手，他在餐馆中一闪念间的发作和不当言辞显示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四座皆惊。据前竞选团工作人员说，他气不过的是一个乳臭未干、毫无建树的政治暴发户居然击败了他的妻子。他对她的手下试图控制他的行为感到气愤，当他感到他们不听他的建议时勃然大怒。他甚至曾经有数日在南卡罗莱纳州造势，和她的战略顾问唱反调，目的只是为了看到她丢掉预选。“他从未感到是竞选班子的一员，而事实上他也不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一名顾问告诉我；他不想被人说成讨论家庭内政问题。这位顾问说，部分原因是她感到她必须靠自己去赢。“她只让他作壁上观。”

现在他的气愤似乎消逝了，他又开始了我们熟知的克氏堕落——救赎循环，现已进入妥协期。“我想他的血压又下降了，” McLarty说。他补充说，在一个不确定的开始期后，克林顿经过了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脆弱期”，并向新政府妥协了。“我想他开始好转了，”另一位长期好友、阿肯色大学克林顿公共服务学院院长斯季普·卢瑟福（Skip Rutherford）也表示同意。“我想他比以前开心了。”

克林顿性格的两面——乐观主义的阳光一面和愤怒的怨怼——长期以来一直在激烈斗争。克林顿在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表现出前者；而他背运的时刻通常是屈服于后者的时候。这两面都是他人格的真实反映。在上一次竞选总统的12年后，他发现当他站在妻子的立场看待竞选结果时，他的愤怒情绪更难控制。在他看来，新闻媒体和政坛对她绳之以不同标准，实际上却捧红奥巴马。当他说起她的时候，在内心深处也是指他自己。

2004年克林顿接受心脏四重搭桥手术后并发罕见并发症致肺部感染，不得不在6个月后再次动手术，按大多数人的说法，他自己也承认，自此以后克林顿再也不是从前的克林顿了。“去年有半年的时间我精疲力竭，”上个月他告诉我，当时我们坐在他位于纽约市外Chappaqua镇的别墅里。“我仅在三、四、五三个月就走访了300个城市。那三个月中参加的活动更远远超过300个，但是我亲自到过的美国各地的社区正好是300个。那你知道，如果你不比我睡得多，你也会变得有点暴躁。”

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读本科时，一位教授曾提到，伟人经常需要比普通人休息得少，有些人一天只睡5小时。克林顿采用了这一习惯。但是心肺手术耗尽了他神奇的精力。“它改变了我，”他说。“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自从我做完心脏手术后，在平常的日子里，我慵懒多了、放松多了、也健康多了。但是术后我还注意到，如果我极度疲劳，做起事来比在心脏病前活跃在政坛时更加艰难。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只是在观察。它不是我犯任何错误的借口，它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在解释。它是我注意到的东西。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和克林顿过从甚密的人说，他已经基本上不恨奥巴马了，但对爱德华·肯尼迪和他侄女卡罗琳·肯尼迪始终难以释怀。他们说，在克林顿看来，他这些年为肯尼迪家族做了这么多，几乎和他们成为一家人了。他也不能原谅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即使克林顿以前两度任命他为内阁成员，他还是倒向了奥巴马一边。竞选期间克林顿曾有过一些带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比如把奥巴马在南卡罗莱纳州的胜利和杰斯·杰克逊（Jesse Jackson）上世纪80年代在该州的胜利相提并论，从而贬低奥巴马的胜利；被称为“首位黑人总统”的奥巴马至今仍被这些言论深深伤害。

“没人会把竞选时的胡话当回事，”他告诉我。“他们知道这就是政治。大选时有一位德克萨斯牧师走过来搂住我的肩膀。”他是奥巴马的支持者。“他走过来，用胳膊搂着我说，‘你必须原谅我们在竞选中达成的交易。’他说，‘那是有点出格。’但他说，‘你知道，我们想赢想疯了。’然后我说，‘这一点我没意见。’我说那没问题；没事。然后我们一笑了之，继续前行。”另一方也在向前走。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詹姆斯·克莱伯恩曾记得克林顿在电话中怒气冲冲地骂他，因为他批评了这位前总统的造势言辞，现在他也视之为过眼烟云了，至少在台面上是如此。“不需要修补裂痕，” 克莱伯恩通过一位女发言人说。

尽管克林顿有时锱铢必较，但他还有握手言和的恢宏气量。他对最恨他的人比对背叛他的朋友更容易与之和解。他善于利用他那非凡的魅力，打动最具抗拒心理的人。与他最近关系比较友善的人有克里斯托弗·鲁迪，他是一名保守派记者，是上世纪90年代 “掩盖论”的主要支持者，其中也牵涉克林顿夫妇。在《文森特·福斯特离奇之死》一书中，鲁迪驳斥了官方的调查结果。福斯特是白宫的一名副法律顾问，据官方说他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公园内自杀；而鲁迪认为他可能是“被谋杀的，某些人为了掩盖阴谋，在媒体的帮助下，把他们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鲁迪也支持这一观点：1996年在克罗地亚死于飞机失事的克林顿政府商务部长布朗实际上是头部中弹而死。

鲁迪现在是一份保守新闻杂志《Newsmax》的创始人暨CEO。他告诉我，他认识克林顿是因为前纽约市长郭德华（Ed Koch）的介绍。他们共进午餐并有了更多接触。现在鲁迪说他错怪了克林顿。“我确实把克林顿当朋友，我想他也把我当朋友，”鲁迪说。“回想我们在90年代经历的所有战争，现在看起来恍如隔世。”

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迪说他逐渐相信克林顿远不像他的敌人想的那么自由主义。毕竟，克林顿改革了福利体系，消除了赤字，促进了自由贸易。虽然鲁迪仍是一个骄傲的“里根保守分子”，但他说上世纪90年代对克林顿的攻击太过分了。“我们是不是喜欢90年代的所有恶毒报道和其它一切东西并乐在其中呢？”他问。“我猜我们想的是，这只是政治。但是回过头看我当时的角色，我很可能做过头了。如果那时我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我就不会那么激进地寻求那些东西。我当时尽了一个诚实记者的本分。但是我现在有了不同的认识。”

鲁迪还把他的换心手术归功于克林顿的基金会，他的基金会让鲁迪和其他曾经的敌人都肃然起敬。出版商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是个亿万富翁，曾经资助鲁迪的调查和其它一些反克林顿的行动，但他现在是基金会的一名捐助人。新闻集团董事长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也是这样，他的福克斯新闻曾是克林顿阵营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些年克林顿还和其他曾经的政敌化敌为友，像鲍勃·多尔（Bob Dole）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老布什告诉我，他现在把克林顿当成“一个真正的朋友”。当我问是什么改变了他的看法时，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以前我没从私交层面了解他。我认识他，但不近，也不私密。现在我真正了解他了。”

克林顿和小布什的关系也逐年进展。“小布什总统以前很不喜欢我，因为我击败了他父亲；在我任总统他任德州州长时，他来白宫时，我就能明显感到这一点，”克林顿回忆说。“他弟弟杰布则掩饰得更好。”克林顿离开白宫后，小布什怨气更盛，事情越传越邪乎，比如字母W都从电脑键盘上抠掉了，当然大多数后来都证明是夸大的或不实。布什的班子抱怨克林顿的团队几乎不帮忙；而克林顿则不堪政治诽谤运动之苦。“因为情况越来越糟，有一天我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那是一次非常坦诚的交谈，” 克林顿告诉我。“我告诉他我理解他的感受，而且它不会困扰我。我喜欢的事实是，他爱他的父亲，我也热爱他的父亲。但我说：‘我跟你说，我要和你做一笔交易。如果你任何时候需要我为你做某件事，并且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且不违背良心，我会去做。’”

布什接受了这项提议，亚洲海啸和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他请克林顿同他父亲一起参与救灾工作。“我们刚建立起一种关系，”克林顿说。“他时不时打电话给我。我们会交谈。我只是把它做成一项工程。我想研究他并且了解他。”虽然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克林顿说：“从个人角度我喜欢他。我想他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到布什离任时，这两位总统已经很亲密了，当第43任总统在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后飞回德克萨斯时，克林顿录了一段和老布什在一起的搞笑颂词，在小布什的飞机上播放。克林顿和小布什又同意于5月29号在多伦多联袂出场，参加一场90分钟的时政讨论。

“你知道，我是个浸信会教徒，”克林顿解释说。“我们不放弃任何人。我们相信临终皈依。”

那肯·斯塔尔（Ken Starr）呢？“他嘛，”他说，停顿了一下。“那是另外一回事。”

历史会一直记得，比尔·克林顿是第一位遭到弹劾的民选总统，尤其需要指出的原因是，这些指控都基于他在白宫办公室与一位实习生低俗的偷欢，它引起了一场两边倒的党派对决，并最终以判定克林顿无罪而告终。不过，克林顿已经不希望让历史来书写属于他自己的故事的了。

克林顿刚离开白宫时陷入了迷惘，据麦克拉提回忆说是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担忧”。而接下来这位前总统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企图与他本人的声名相匹配。这个机构由沙特王子、印度大亨、好莱坞巨头已经象澳大利亚和挪威那样的政府注资，克林顿组织了1400名付薪的员工和志愿者在40个国家对抗疾病、贫困和气候变化。他的基金机构已经以运用新方法处理过往问题而名声大噪。在对待问题时，它并不只是注入资金，而是寻找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法，让商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结合到一起运作。

这个基金会时而发布的成就听来十分卓越。克林顿全球计划声称，通过其成员投入的460亿美元运作资金，它已经“在150个国家给大约2亿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不管具体细节怎样，基金组织的工作显然已经产生了实际成效，其中在抗击艾滋病方面的尤为显著。通过与制药业进行一系列合同协商，它使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成本减少了将近一半。为了两百万有关病人的需要，全世界各国政府都以克林顿基金签订的合同来购买这种药物。

克林顿东奔西走的几次南美洲之行则凸显了基金会所致力的另外一些项目。他在利马出席了一项治疗白内障计划的开幕仪式，这项计划将在四年中为五万名穷人提供白内障手术。他在卡塔赫纳探望了几名曾接受基金会帮助、靠种植香料换钱谋生的年轻姑娘；他手上戴的镯子还是2002年来这里时得到的礼物，一直戴着不曾离身。

他的基金会在国内事务中也同样有所作为。从南美洲回国后不久，他在帝国大厦出席了业主们宣布一项“绿色”翻修工程的集会，我赶去和他见了一面。克林顿基金会在努力减小世界各地大型建筑的碳足迹，而这个每年能省下四百四十万美元电费和煤气费的节能工程正可以体现出其思路：建筑的业主向银行筹资改建，条件是省下来的能源开支要用来偿还贷款；提供节能服务的公司担保节能幅度足以实现预期的回报，否则补足余额。克林顿向帝国大厦80层人头涌动的听众说：“要遏止气候变化，必须先证明这一行业有利可图。”

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是因为在总统任期内有些计划未能完成，要在离职后弥补缺憾。在克林顿公共服务学院工作的斯基普·卢瑟福说：“他有很多想做而没做完的事情。在我看来，他是在努力完成那些他在总统任上没做成的事业。”摇滚明星波诺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认为克林顿尤其后悔在职期间未能多花些精力阻止美国以外的艾滋病传播。波诺告诉我：“他在国内的艾滋病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我觉得他还认为自己没能及时应对全球范围内的艾滋病问题，并且因此而痛加自责。”他说，克林顿离职后“在抗击这一流行病的道路上加快了步调，简直是日夜兼程”。

克林顿不否认这种说法，但也不全盘认同。他对我说：“有些事情的确是待偿的夙愿，主要是气候变化问题，艾滋病多少也算一件。不过艾滋病问题首先是一个机会：我在这件事上还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他解释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他已经做了身为总统所能做的事。他支持签署控制温室气体的京都条约，但是不曾把它送交参议院讨论，因为参议院肯定不会批准。“那时候还没有人认真关注气候变化。时机还未到，只有耐心等待。”他说。关于艾滋病，他补充道：“我也好，其他人也好，当时都没能在这方面作出足够的努力。在我的总统任期内，美国投入到国外艾滋病问题上的资金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占全世界资金总额的25%；但这个金额还是小得可怜。”

克林顿最终采纳了他长期以来的得力助手道格·班德的意见，在2005年成立了克林顿全球倡议，以此邀请各国政要、诺贝尔奖得主、亿万富豪、各界名流会聚一堂，要他们做出具体的承诺以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而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一番便抛诸脑后。用班德的话来说，“所有在世的人里面，只有他一个能把所有这些人——六七十个国家元首、波诺、盖茨、巴菲特——聚到一起，跟他们说，‘你们不签名作出承诺就不许出门’。”

在奥巴马就职几星期后，克林顿与阿尔·戈尔、南希·佩洛西、哈利·里德一同受邀在美国进步中心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这家具有自由派倾向的研究机构的创始人是克林顿任期内的白宫幕僚长约翰·波德斯塔，而会议主持是前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蒂莫西·沃思，他也曾在克林顿政府内任副国务卿。沃思评论了一下近期气候问题的发展势头，而后转向他的老上司、前总统，不留情面地问：“为什么这件事要拖到现在呢？”克林顿看上去有点气恼：“我们那时候没有选票支持啊。”他解释道。

讨论继续进行下去，波德斯塔又一次提起了这个话题：“我想再讨论一下你向克林顿总统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现在与过去的35年有什么不同。” 波德斯塔说——他不久前曾担任奥巴马总统过渡团队的主管：“我认为，在当前的新局面开始之后，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领导人，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克林顿未必喜欢别人像这样在字里行间拿他和奥巴马相比较，但他没有表露自己的情绪。不过，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不免要问：奥巴马登上总统之位，这将如何影响克林顿留下的遗产？这代表着对于克林顿时代的认同还是背弃？奥巴马是要在克林顿建好的基础上继续施工，还是要推倒重来？众多对于克林顿总统不尽满意的民主党人能在奥巴马身上圆梦吗？还是说克林顿学到的教训奥巴马也非得从头再学一次——宏伟的全盘计划总要让位给逐步的点滴改进？

过去的140年中，只有两位民主党总统曾在有生之年看到民主党人重返白宫：他们是杜鲁门和卡特。而卡特与克林顿的关系，往好里说也是障碍重重。克林顿决定把奥巴马视为自己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一个新阶段；但奥巴马是否有同感可就难说得很了。在竞选中，奥巴马曾把克林顿说成是无甚轻重的历史过渡人物，他当时的话是：“里根扭转了美国的历史走向，尼克松则远没能造成同样的影响。可以说克林顿也没有。”

当然了，奥巴马那时是在跟克林顿的妻子打选战。自从奥巴马胜出之后，他发现克林顿政府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其中的官员们尤其可取。他的幕僚长、国家经济顾问、气候问题总管、白宫法律顾问、财政部长、司法部长、驻联合国代表、国土安全部长，都曾在克林顿手下任职——至于国务卿就更不用说了。截至四月，由奥巴马任命并得到参议院认可的官员中有42%都是克林顿的旧部。

这些重返机要之位的官员中似乎有些人把奥巴马政府视为一次从头再来、修正九十年代错失的机会。他们说起在奥巴马麾下工作的经验时，克林顿被用来作为对照，不免相形见绌。他们这可能只是下意识地要吹捧现任上司，但是其中不难见出奥巴马与克林顿之间的反差。他们对奥巴马的决断力惊叹不已，不免要奚落当年每做一个决定都痛苦万分的克林顿。他们想起克林顿关起门来向下属们大发其“紫色的怒火”，就尤为佩服奥巴马的处变不惊。有一位给两名总统都作过副官的人说：“奥巴马尊重既定的程序，而克林顿则是事必躬亲、不肯假手于人。”

现任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曾经是克林顿的高级顾问，他最近谈论起本届白宫班子，说它是个契合无间的团队，远胜过他从前加入的那一届。他在CNBC的电视节目上说：“那一届的白宫里新派和老派的民主党人互不相让，现在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些白宫班子里总统派和副总统派壁垒森严，现在也没有那样的事情。”伊曼纽尔把这归功于“总统提出展望时所设定的基调”。第二天，他出席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节目时暗示说奥巴马将会是美国最优秀的领袖之一，并将之与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里根等“大获成功、开辟出一个新局面的总统”相提并论。伊曼纽尔没有提起克林顿。

我后来就此事向伊曼纽尔发问，他一连说了很多克林顿的好话：“克林顿平衡了预算、改革了福利制度、推动国会通过了法案以控制犯罪（译注：1994年通过的《暴力犯罪和执法保护法》）、在巴尔干地区取得了战争胜利、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译注：指加入公约并获取美国国会的批准）、增加了北约成员，显然是个大获成功的总统。但我说的是‘开辟新局面的总统’，而他执政的年月是共和党的时代。”他解释说，罗斯福、肯尼迪、里根他们的前任都被认为是失败的总统，他们在危难之间上台执政，开创出了一个新局面。“克林顿不具备成为开辟新局的总统所需要的[那些因素]。”

伊曼纽尔以历史理由为辞，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指责克林顿太过重视策略机巧。他们希望奥巴马能在医疗改革、遏制气候变化等克林顿败走麦城的方面取得成就。在那次关于气候变化的论坛结束后我找到沃思，他又重复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当时没能多做些准备？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答案才行。他们没把气候问题当作政治上的要务处理，我怀疑他们是有点害怕这件事的政治后果。”沃思说，克林顿讲得没错，他那时候没有选票支持；“但是他们也没有去争取选票支持。我们讨论京都协定的时候，白宫那些人根本就不肯协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国务院的人独木难支，结果就是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激进自由派把奥巴马看成是更有勇气的克林顿，温和派和保守派却在担心奥巴马会与他的这位前辈背道而驰。克林顿曾努力弥合党内的众多分歧，让它走上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他平衡了预算，扭转了持续三十年的政府赤字局面，全面改革了福利系统，但另一方面他也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发动了针对萨达姆·侯赛因和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军事打击。他宣布“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可是奥巴马却似乎要让它借尸还魂——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赤字被推上了二战以来的新纪录，而政府则以几代人来不曾出现的力度开始介入私营经济。1993年克林顿支持的1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未获通过，而奥巴马却能在2009年推动对他敬畏有加的国会通过一项787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那么如果奥巴马能够在华盛顿开创一番新气象，克林顿到底是会分享人们的赞许还是会变得无足轻重？一名克林顿时代的白宫高级官员说：“我认为他的光芒会被奥巴马掩盖。”但波德斯塔则有不同的说法，他争辩道，是因为克林顿为奥巴马政府铺平了道路，后者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波德斯塔对我说：“奥巴马成功的基础是对于克林顿与国家政府打交道的策略加以发扬光大，而他又适逢其会，有望开创新局。如果奥巴马能够成功地抓住机会——我相信他会的——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后人们回顾历史，会认为这变革的种子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就已经洒下了。只不过是克林顿处在保守期末叶，奥巴马处在进步期初叶，而这个进步期可能会影响深远。”

我跟克林顿的交谈中曾几次说到这个问题，他显然也正试图在各种变幻的历史角色中理出些头绪来。他说：“当前的这个时刻，我视之为打了四十年的一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这场战争的双方，敌方可以由里根和撒切尔来代表，我方的典型则是我自己和布莱尔。”他认为一个新的纪元已经开始：民主党的领地得到了拓展，有些过去不存在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这就好像是西奥多·罗斯福的革新方案有很多要等到他的堂弟当上总统后才得以实现。他说：“我看到有很多自己曾经提出的想法，当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而现在则终于开花结果了。”

也有一样东西在克林顿的总统任期内欣欣向荣，最近则凋零不堪：经济。九十年代经济繁荣，就在克林顿执政的八年间，新增的工作有将近两千三百万之多。可是今天的经济形势，却是每个月减少的工作以十万计。有的人因此而怀念克林顿时代的繁荣，但也有人开始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当时的历史。克林顿的政策与导致大衰退的局面之间有何关联？

我们在查帕阔谈起这个话题时，克林顿冷静地剖析了针对他的种种指责，并承认说这些批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并非全无道理。他把批评意见细分为三点——其条分缕析的态度让人联想到他拿罗德奖学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光景。第一点，他凭借《社区再投资法》迫使小银行向低收入的存款客户提供贷款，这贷款有很大的风险。第二点，1999年他签署了放松监管的格拉姆-利奇-布利利法案（又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部分地废除了大萧条时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消了后者对于商业银行涉足投资业的禁令。第三点，他没有对通称金融衍生物的复杂金融工具加以监管。

克林顿把第一种批评斥为来自“右翼分子”的、“完全是异想天开的荒唐论调”，他指出社区银行并没有出大问题。他认为第二种批评多少有些道理，但同时责怪布什，因为他认为布什阉割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他说：“我不觉得允许银行进入投资业跟这次的金融危机有什么关系。大体而言，经营种类比较多样化的机构在抵御危机时的表现更好。再有，如果我事先知道证交会将被搁置的话，还会做同样的事吗？可能不会。但是那样的话我什么事都不会做，或者说，我当时会努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反其道而行之，要是预先就知道证交会在未来八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不存在的话。”

克林顿争辩说，格拉姆-利奇-布利利法案确定了监督这一行业所需的要素，“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批评理由不够充分。要是想在这方面作出批评的话，或许可以从间接的角度出发：可以说，签署这项法案会加速早已开始的进程，可能还造成某些金融机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规模庞大本身就是眼下问题的原因之一，因为一样东西越大、越新，就越是难以管理。我承认，要不是因为这项立法，有些管理上的重大疏漏可能不会出现。”

再有就是金融衍生物问题。对于这项指控，克林顿愿意伏罪。九十年代金融衍生物登场时，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不赞成对之加以监管，而克林顿也同意了。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们的论调是不会有人买这些衍生物，这个问题上不需要信息透明，只要能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就好了。可是现在看来，这些说法不对，根本就不是事实。”他说还有别人也需要分担责任，例如对风险估计不够的信用评级机构；但他自己的责任他愿意承担。“我现在非常后悔当时没有提出要把金融衍生物纳入证交会的管理范畴，没有要求遵守信息透明的原则。要是那样做了就好了。我觉得这条批评是正确的，我们做的的确不够。”他又补充说：“如果让我来写这份起诉书，我会这么写：‘我希望克林顿当时多花点时间谈论金融衍生物。共和党可能会让他没法如愿以偿，但至少他应该给大家敲响警钟。’”

尽管如此，克林顿还是坚持说，如果是他的话就不会让房地产泡沫发展成后来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在他任期内破裂的高科技泡沫了）；如果他当时处在总统的地位，会采取干预措施以避免经济的自由落体式衰退。他告诉我：“每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就反问，我看着他们反问：‘你觉得，如果我们在台上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如果你认为会发生，就看着我说出你的想法。’我还没碰到过应战的人。”

那座位于查帕阔、铺着雪松木瓦的荷兰殖民地式房屋上挂有一块名牌：“克林顿家，1999年建”。这是一座白房子——尽管不是白宫，其中包含了1895年一座老房子的残存部分。一楼的房间宽敞明亮，里面摆放着一个人毕生从事政治活动才能积攒下来的纪念品。克林顿带我参观，每样东西都有一段故事。名人的照片——叶利钦、曼德拉、科尔、拉宾，还有球星贝利；白宫的图解，其中有历任总统的画像（克林顿指着说：“这个是菲尔莫尔。”）；四千年前的中国骨灰陶罐，七百年前的越南矛头；一百年前的德国橱柜，这个大家伙是他三十多年前花了一百五十美元买下的，希拉里管它叫‘大恐龙’；有一座岩石上镶嵌金属的塑像，岩石是罗·布朗在克罗地亚飞机撞山坠毁处的石头，而金属是他座机残存的碎片。

多数的总统在位期间都有自己的宅邸，可以回家度假，克林顿任总统时却没有。现在他热切地向我描述，他如何把屋外的斜坡整平，如何安装新地板，如何打通了围以落地长窗的门厅。他告诉我：“我在这个地方投入了很多精力，对它很有感情。”

他带我四处参观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房子只属于他一个人。所有的纪念品都是他的，进行改建工作的是“我”而不是“我们”。希拉里出差后总是回到他们在华盛顿的房子，而他却飞回离查帕阔只有十五分钟车程的白原市小机场。他看《广告狂人》、《二十四小时》、《法网裂痕》。他给我们带来了网络时代，却至今不用电脑，更别说黑莓手机了。不过他的副官会把他持续关注的一些网志和网站（例如赫芬顿邮报）上的文章给他打印出来。

他们夫妇奔波劳碌，聚少离多，但只要能安排出时间就会相聚。克林顿说：“我争取每周有一个晚上去她那儿，而她周五晚上回家，周六过一夜，周日又赶回去。”如果她能回家的话，两个人很少搞社交活动。他说：“她来这里的时候通常只想休息。”他们经常通电话，但也有弄不清楚彼此安排的时候。希拉里告诉我的同事马克·兰德勒，克林顿参加帝国大厦那次活动的事情，她看了新闻才知道。

他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她出行时坐空军提供的飞机，而他通常搭乘有钱朋友的飞机。克林顿那次去南美是跟弗兰克·朱斯特拉同行，坐的是后者的麦道-87豪华座机，飞机上有卧室和浴室，洗手间的装备镀了金；真皮面躺椅，平板电视，客舱的墙上挂着真品画作，盖毯上印着“朱斯特拉航空”的字样。一起出行的还有道格·班德和莫特·恩格尔伯格，前者今年三十六岁，已经给克林顿当了十四年副官，跟他共处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后者是好莱坞的制片人，制作过《警察与卡车强盗》等电影，多年来在为克林顿免费做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克林顿与那些高视阔步的人物交往，在卸任总统后还与有钱有势的名流交朋结友，这都招致一些人反对，其中有人曾经出任政府顾问，他们认为这类举动不妥。克林顿的一部分黄金单身汉朋友已经结束了独身生活，而一些组织又对他的个人行为表示担忧，这在去年《名利场》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中有详细报道。克林顿的交际也让他在离开白宫后很快暴富。经历与肯尼思·斯塔尔法庭交战后，克林顿负担了1400万美元的相关法律费用开支，他很快通过演讲收费、图书出版合同和商业交易来聚敛财富。不过，克林顿与哥斯特拉或超市大亨罗恩·伯克勒（Ron Burkle）这类富豪之间的金融交易偶尔还会引发一些问题。

他已经和伯克勒断绝了财务关系。尽管几年前与哥斯特拉一道拜访哈萨克斯坦的当权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引起外界关注，但克林顿仍然继续和他一起出行。《泰晤士报》封面的一篇文章曾经聚焦报道是否克林顿的出现为哥斯特拉签下一笔利润可观的铀矿生意提供了帮助，两位当事人对此都坚决否认。虽然纳扎尔巴耶夫曾经操纵过选举，但当他企图领导一家监督选举的国际组织时，克林顿依然提供了支持，这也同样招致了问题。哥斯特拉就一项可持续发展计划为克林顿提供了1000万美元资金，他极为反感那些关于两人友谊的恶意映射。“被所有从来没碰见过我的人这样说三道四，我们就这么回答：‘我再也不会参与政治了。’在开车去哥伦比亚检查一个项目时，哥斯特拉在车里这样对我说，“那是一场交际的运动。克林顿接受自己所生活的环境。”

克林顿在自己各不相同的圈子里游刃有余。在关于亚洲海啸救济的一个联合国论坛上发表讲话后，我在后台发现他和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一起，两个人刚刚共进午餐。几个星期以前，在小石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总统图书馆，克林顿参加了一场讨论会。在那里，克林顿少有地流露出自己淳朴的一面，讲述朋友们离开华盛顿的时侯自己的感受（“我简直比癞皮狗还不如。”）以及当州长时参加一年一度的“浣熊晚宴”的体会（“没吃过‘烧烤浣熊’， 你就没在世上活过。”）。阿肯色州前任参议员戴尔·邦柏斯回忆和克林顿一起坐一架小飞机出行时，着陆中发生事故，一边说一边还带着点阿肯色附近奥索卡山山地风格的添油加醋：“他正在讲个有点长的故事，我们的飞机出事了，他还接着讲。直到那架飞机整个都颠倒过来了，我就说：‘比尔，开开门吧！这鬼飞机要着火了！’”听到这里，大笑着的克林顿开始脸红起来。

虽然已经是一个健康有问题的人，克林顿还是晚上抽雪茄熬夜到很晚，而且找哥斯特拉、邦德和其他能找来的拍档一起玩一种扑克牌游戏，那还是2000年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教给他的。克林顿对泰晤士报的填字游戏着了迷，还鼓动其他人一起思考填字的线索。在一个晚上摸索以侯赛因开头的名为“2003年钓大鱼”（big catch of 2003）的游戏后，他在第二天早上空缺全部填好的结果递给我。

他首先还是个书呆子，为他的图书馆旁边的基金会“吸水材料和可再生材料的使用比率比我要高”而惋惜。在奥巴马与布什的总统过渡时期，波德斯塔惟一一次收到来自克林顿的电话内容是关于“绿色建筑”的具体建议。“总统先生，我不是真的要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费功夫。”波德斯塔当时这样说。而对在梅德林召开的泛美开发银行会议上自己做的演讲，克林顿本人十分挑剔，他问了四次是不是没问题。

艾瑞克·诺纳克斯是克林顿的基金会的国外政策顾问，现在为克林顿哥斯特拉可持续发展计划（Clinton Giustra Sustainable Growth Initiative）工作，他说：“这是世界上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他是一个朋友圈子相当广的人，而且和所有的朋友都保持联系。他是想完成纵横字谜的人，如果需要的话会让周围所有人和他一起来解谜。”

如果他内心有秘密想法要得到奥巴马的工作，那么他就正在心里埋葬这种念头。“我喜欢现在的生活，“他说，”我曾经很喜欢当总统，我们的体质有限制是件好事，或者说我可能已经让别人把我从棺材里解放出来。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体质是有限制的，所以现在离开了我就不得不走出去开始另一种生活。我也这么做了，我爱这样做。”

他看起来不再象从前那样需要人群围绕了。在街头人们认出时，他还是会精神焕发，开心地和每只朝他伸来的手握在一起，不过他不会把这些人专门找出来。在利马的一个晚上，他在一家餐馆的表现让人惊讶。从前他会走过每张桌子，在那里逗留片刻倾听每个人的诉说。而那个晚上，他只是和侍者握了手，在走向自己的桌前时没有停下脚步。受到关注已经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满足自己的强烈欲望。

而在梅德林的那个晚上，克林顿坐的飞机降落时，他在停机坪上与保卫他人身安全的当地保安人员合影，象他飞抵的每一个地方一样忠于公事化的流程。看上去他累了，而且不是特别投入，但并没有抱怨。在登上舷梯准备离开时，克林顿注意到还有一些相关人员，就问：“你们刚才照相了吗？”接着他对一位助手说：“这些人还没有照。”于是又走下梯子，再一次去合影。

彼得·贝克是泰晤士报驻白宫记者，也是泰晤士报业旗下杂志的特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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