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一个上班族母亲的完美时间表

网易财经1月18日讯 中国的母亲们早已纯熟地平衡上班和带孩子，而美国的女白领将如何扮演自己上班族母亲的角色呢？最新精选杂志的文章建议， 秘诀就是一张完美时间表。

阅读全文如下，原标题：时间测试：一个忙碌母亲的工作生活平衡法则（The Test of Time: A busy mom's lessons in work-life balance）：

让我来告诉你一个上班族妈妈平常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哦不，不能说是“平常”。

上周二，为了搞清楚为什么我五年级的儿子在校表现不好，很晚了我还得坐飞机去跟校方人员开会。上二年级的女儿也被拽着一起去，因为这段时间生病在家，她还穿着睡衣和拖鞋。一路上我不时看看黑莓手机，惦记着自己正在做报道的一则爆炸性头条新闻，说的是一名中国女学生被砍掉脑袋。接下来到了星期四，大堆要去做的工作象压在胸前的重物让我透不过气来，而脑子还在为女儿的事分心。她问“能今天和我一块去郊游吗”，我说不行，小家伙灰蓝色的大眼睛当时就开始变得水汪汪，一副要哭的样子。于是我在森林里陪了她三个小时，那期间黑莓手机没有开机，做母亲的愧疚也没在心头翻腾。那天晚上女儿上床睡觉后，我又工作了四小时。

凌晨两点以前已经烤好了情人节的纸杯蛋糕，早上四点的时侯写完了故事，可卫生间里水又哗哗流起来了，我要做的事根本没法列完。楼上走道里没叠的衣服还堆得象瑞士的马特霍恩雪山那么高。我在小故事上花了太多时间，却没写出一本书来，连午饭都是在书桌前吃的。儿子能说出有多少次我错过颁奖会或者音乐会，但说不上来有几次我放下工作去参加过。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能把一件事做得特别好。

就象《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红桃皇后一样，我永远都在不断加快脚步，可总是一事无成。在做那些必需做的事情时，时间一下子就没了完全不够用，而一旦我做完了又说不上来到底做了什么，讲不出为什么做的这些有那么重要。在办公室，我给乐队排演和芭蕾演出安排合用拼车；回到家，我发电子邮件、做采访和工作调研。“等下，给我一分钟。”我听到女儿扮妈妈时模仿我给自己的娃娃这样说。她刚刚在我额头粘了一张黄色即时贴，把我从写这些事的思路中拉回现实。已经是晚上9:35，女儿在提醒我已经过了讲哈利波特故事的时间。大多数日子，我忙得连呼吸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约翰·罗宾逊说我每周有30小时的空闲。

看看我写的这些，他这么说多不负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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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逊是马里兰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现年74岁。作为美国公认的时间运用研究之父，对人们如何运用宝贵的时间，他进行了编号归类和分析，并为之发表公开讲话。2008年春天，我当时在为《华盛顿邮报》进行关于女性读报习惯的研究，为此有一天给罗宾逊去了电话。我觉得因为在工作、孩子和照看家庭之间已经牵扯了女性太多的精力，所以我们推测她们不会像男性那样经常读报。女性只是没有时间。

罗宾逊打断了我的话，他说：“错了。女性有时间。每周她们都至少有30小时空闲。与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相比，现代女性有更多的闲暇。即使和从前比现在有更多的女性在外工作，这也是事实。”

我脱口问道：“怎么会？”接着很快回想起上周发生的事。儿子说写完作业可实际上没有，晚上总要花几小时督促他做功课。我有一天休息，但那天几乎不是在给花园除草，就是在给阿普尔打电话，想搞清楚为什么我机子里所有的图标都变成了问号。星期五晚上，一家人边吃披萨边看电影。星期六白天我花了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参加一堂瑜伽课，晚上朋友家里有一个家庭晚宴。每天睡觉前我都会花几分钟读书，虽然是前一天晚上看到的段落，但还想再看点。

“不知道您说的是怎么回事，”我争辩，“我每星期可没有30小时的空。”

罗宾逊说：“你有。到我这里来一起做个时间调查，我会让你看到你的空闲在哪里。”

我同意了，但不大情愿。答应他的部分原因是想证明他的观点错了，罗宾逊不过是又一位根本不了解上班族母亲生活现状的男士。而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也许说得对。如果真有30小时是没什么事做的，那我是不是精力太分散或者做事太没条理没能发现这些时间呢？这个时间调查会不会带来又一个让我感觉糟糕的事实呢？

别误会，这不是在抱怨。有这样一个充实又开心，可能有点狂乱的生活，我还是很感激的，因为我的家人很可爱，身体都健康，朋友人很好，工作也不错，住在温馨的房子里，邻里关系又和睦亲密。只不过我对自己到处分散精力地花时间方式不那么引以为荣，甚至不想让人知道。或者可以认为，我至少是不想面对现实。

那也许就是过了六个月我才找到时间，或者说找到勇气去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见罗宾逊的原因，真的是来迟了。瘦高身材的罗宾逊先生头发灰白，留着披头士扫把头发型，头顶的头发蓬乱，他弯下腰递给我一本时间日志，要求把每天做的事详细到每分钟都记录下来，填写在日志上的小空白处，起始时间是一天中的半夜，一直记七天，然后再带日志回到他这里。

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我试了好多次，可坚持下来要花太多时间。有几个星期，星期一和星期二我做了日记，然后就没记下去，直到星期五和星期六又开始记录。而后来我完全想不起来星期三和星期四做了什么，所以又从头开始。而我的生活一团糟，似乎总是在同时做不只一件事。当我在办公室回复电子邮件时，也在等着接听药店的电话，要替换儿子的急救处方药，这算属于工作时间吗？这不也是家务时间？而工作时也在电脑上打开国务院网页的窗口，这样一来在采访间隙就能了解怎样才能从中国弄到我姐夫的死亡证明，这类时间算哪种呢？

我在电话里把自己完全不能合理填写时间表格的状况告诉了罗宾逊，他这样说：“只是写日记一样记下来，我会来归类分析。”

一年以后，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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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约翰·罗宾逊的言论一直引起人们不快。纵观整个职业生涯，他都试图让人相信，大家看待自己花时间的方式是错误的。对美国人比从前工作更辛苦这种流行看法罗宾逊怎么看？他认为，完全不对。时间日志上的数据显示，一般美国人现在比20年前工作时间要少。因为睡眠时间更少而让美国人觉得太劳累，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也不正确。从时间日志中可以看到，过去四十年里用在睡觉的时间一直稳定在八小时。母亲们工作后回家还要为家务和照看孩子上“第二次班”吗？上班族母亲比20世纪 60年代的全职主妇陪孩子的时间更少吗？每个人都忙得没有空闲时间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罗宾逊对人们如何在一天内花1440分钟时间和一周内花168小时分别做了研究。其中显示，如果把带薪和不带薪（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的工作都算在内，家庭里的父亲和母亲分工时都开始不分性别，并且工作量都相当（每周64小时）。尽管有预测认为，在外工作的母亲陪孩子的时间会减少40%，但是罗宾逊已经发现，现在的母亲即使大多数在外工作，她们每周用于照顾孩子的时间也比1965年的母亲多将近三小时。由此他认为现代人确实有很多空闲时间。

对人们认为自己没有时间，罗宾逊到并无异议。“人们觉得有太多的事发生，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这种想法很普遍，”他认为，“而看一下人们的时间日志就会发现，并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大众的想法。这是个矛盾现象。当你告诉别人他们每周有30到40小时空闲时间，他们都不愿意相信这种话。”

这些年都没有人相信罗宾逊。他还曾经得过一次“金羊毛奖”，这个奖专门颁给那些浪费纳税人税金的人。在罗宾逊投身研究的20世纪60年代，测试时间运用的科学还是完全新兴的领域。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从完成的各类日常工作或者季节的更替中留意到时间的流逝。随着工业时代到来，对工厂生产中时间与动作效率的研究兴起并风行一时。时间成了一件商品，人们可以赚取、消费或者挥霍它。

有关时间的这些认识不仅很有影响力，而且还常常错误地影响了人们，罗宾逊正是被这种认识所吸引而选择进行时间运用的研究。早期在保加利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富有国家，比如美国的女性不论拥有多少洗衣机或者省时家电，在做家务上花的时间与那些没有这类高消费用品的女性一样。

前苏联首先把时间运用的研究大量用于衡量工人的生产力。美国劳动统计署目前正投入500万美元用于每年进行的美国人时间运用调查。社会学家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梳理，从中找寻人们生活方式的蛛丝马迹。有些发现是显而易见的：最近的一项报告显示，一般每天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大多是已婚的上班族母亲，父亲做这类事的相对少些（如果不是凭直觉就已经知道而不必去记，那么在我的时间日志上可能就会有这样的记录：星期六，晚上9-10:30，在11岁孩子的生日会结束后清理屋子，而那时侯子们的父亲正在屋后的院子吸烟）。其他相关发现到只是很有趣：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分别在散步、休息放松和看电视（每周16.6小时）上花的时间最多。而有些研究发现，讨论重大政策也属于人们花时间多的一类事。经济学家现在用时间日志来跟进了解美国人在照看孩子和打扫屋子上花的时间，如此一来这类工作就会计入GDP。

罗宾逊关于闲暇时间的研究引起了争议，而且他坚持认为人们有许多空闲，不过是一直在否认这个事实，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引起的反响是此类研究中最大的。

罗宾逊说，寻找空闲时间是一种意愿行为。他曾经坚持自己记时间日志，由此发现每周有72小时是在紧张忙碌工作中度过。“那时我没有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说，“所以，我就做了改变。”如今，罗宾逊离婚后独自生活，有时跳上地铁后并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不过在想要下的时侯就下了。去旅游时他从来不匆匆赶路，他还成了一位品啤酒的行家。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出外散步。罗宾逊常说：“一天中没有鲜活的音乐，就好像一天里没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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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腊人来说，休闲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目标。如果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人就能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追求最高层次的艺术，比如诗歌、美术和音乐。（虽然这大多适用在了男性身上。）真正的休闲正如悠闲的学者本·亨尼卡（Ben Hunnicutt）所写道的：“是我们认识到自身人性所在。”工作只是人们去实现休闲的方法而已。

亨尼卡认为，美国人本末倒置，把生活用在工作上。“工作现在回答了‘你是谁’和‘你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标“这样的宗教问题，”他说，“休闲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有那些傻姑娘才希望有时间购物和闲聊。”对美国人来说，休闲就意味着没有收益，就等于浪费时间。

66岁的亨尼卡是爱荷华大学休闲研究专业的领导人。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十点钟时我给他去了电话，当时他正在弹一首莫扎特的钢琴曲。此前一天的早上他花了90分钟与妻子和孙女散步。回忆起他们随后为此事写的诗，亨尼卡轻轻笑起来，笑声中满是温柔。虽然并不计算花了多少时间在休闲，他却和罗宾逊一样每天都抽得出空闲来。

我对他说我没法做到，因为太忙了。

他说：“这就是七宗罪里的一宗啊。”

我问：“忙是一种罪？”

“在中世纪，懒惰这种罪有两种表现形式，”他回答，“一个是毫无能力，什么事都不能做，这就成了我们眼中的懒惰。而另一种是疯狂地忙碌，这等于在说，‘我在做的事并没有真正的方向，可确实是在争取大量的时间。’”

亨尼卡认为，现代社会的人已经在忙碌中不能自拔，以至于不能去想象真正的休闲是怎样的。他对我提到沃尔特·惠特曼的《请与我同行》诗人在这首诗里命令人们上路，其中说“让桌上的白纸空在那里，不要在上面写字；让架上的书放在那里，不要翻开”。而讲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的全都是两个孩子失望的面孔，他们在畅通无阻的道路上追着我一边跑一边哭叫：“妈妈，回来！”

亨尼卡继续问：“那么，你是怎么看休闲的呢”

我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给出回答：“一天病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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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被我用作时间日志的小黑本上曾经仔细地记录过这样一幕――星期六，晚上7-7:30，聚会上的朋友劝说我找一位塔罗牌占卜师给自己占卜。“你需要些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占卜师说，“你能做的是不是给自己安静的时间呢？你能早些起床吗？”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唯一这样的人。有没有其他人，尤其是上班族的母亲，每周和神奇的30小时空闲无缘呢？

我发出问询求助邮件：“寻找有空闲的母亲。”有一封来自亚历山德里亚的老妈俱乐部的回信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母亲，我觉得要把她送到博物馆去了。除了传说的大脚怪野人、独角兽、美人鱼和身世清白的政治家以外，这种人简直是又一种不可能出现的生物。老实说，我觉得那些能有空闲的母亲也是有‘员工’的。我每周有五小时在外工作，可那也不是因为真有空闲，只不过没有接受心理治疗那么贵罢了。”

一位朋友说，即使她确实有一个晚上偶尔会出去透风，还时不时地接到丈夫或者孩子打来的电话，问他们的行程是到哪里或者在哪里能找到想要的东西。另一位就不能肯定地问，到底空闲时间是不是把带着孩子去看足球赛也算在内。不过这位朋友说，如果她发现有一点空闲了，就会焦虑地问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没做。“我不得不去找点事做，任何事都好，因为有空不是我通常能出现的情况。”她这样说。

这一切听起来都和我这么相似。随着不断记下时间日志，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把空闲赶走。这就好像我正在等待生活中出现某种神秘的转折：我只要把孩子们衣柜里的蜡笔画、鲨鱼牙、算术纸、玩具和石块（真正的石块）清理出来，修好咖啡壶，付了账单，把迟了五个月没发的新婚礼物寄给人，就可以心无愧疚地坐下来读本书了。说来就好像空闲是一种我要用劳动或者金钱去赚取的东西。我只是觉得太忙了。

27岁的埃德森·罗德里格斯（Edson Rodriguez）是在南加州大学任教的文化社会学家，他把那种紧迫压抑感解释成如今一种身份象征。每个想出人头地的人都在忙。上流社会的富人们把无所事事作为生活目标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即使是亿万富翁的日程也安排得很满。“人们从紧迫压抑感中得到了一种身份，”罗德里格斯说，“因此，如果我今天觉得不忙，那好像还不对劲了。”

在对那些忙乱的中产阶级家庭做了研究后，他发现，虽然人们都说觉得压抑难耐，实际上是暗自享受这种感觉的。“有些人这样抱怨：‘太多了，要减轻点负担。’在这话背后其实大家有一种共同的关联。当一天结束你回到家里，虽然没有人说起，你看着日历还会这样想：‘看看，就算我们这么忙也度过了难关。’”

罗德里格斯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和自己的父母一起住，每天在海滩上可以悠闲地漫步。他给我布置的任务是两周内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虽然确实找到时间把抽屉里的废旧东西请你出去，但我还是没能放慢步伐。

也许罗宾逊、亨尼卡和罗德里格斯能达到让自己心灵丰富的休闲状态，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现实少有的学术世界。回到时间极度匮乏的真实世界，我要有空闲可能还是需要帮助。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位教过我呼吸方法的生活教练。她是又一位提到了转移思维习惯的人。我预约了一位教练，13分钟后很快就出现在她面前。“如果是一个时间宽裕的人，”她对我说，“有人在等你，你有没有觉得让别人等是太傲慢了？

这对我还是没有帮助。

后来，我找到了41岁的卡洛琳·塞梅多（Carolyn Semedo），她在博客上提到了自己的时间争夺战。塞梅多有三个孩子，在儿子的学前班做兼职工，在自己亚历山德里亚的家以外从事生活教练行业的经营，同时她还成立了一个名叫“事业母亲”（the Enterprising Moms）的机构，为那些拥有自己事业的母亲们服务。

她说：“我只是被这些工作量给压倒了。”塞梅多坚持下午停下工作去陪孩子，可她的工作还在不断超出范围，挤占到“神圣的”家庭时间。“这特别打击我。我一次次听到有人喊‘妈妈’，而那个时侯我发工作邮件可能就拼写出错。我不断想，这可不是给大人物打工。”去年春天，她为“事业母亲”组织的一个“生产力改变”工厂做了一项案例研究。

她与一位生产力专家合作，对方让她坐在一个巨大的日历前，清楚地写下自己是如何花时间的。她做不到，这样说：“我害怕，不想看到自己拥有的时间少得可怜。”

塞梅多身形瘦，话不多，长发上有银色的环形配饰。她给我看了精制的叠层家庭日历和挂在厨房到楼上亮橙色卧室角落的杂事表格，挂表格的地方是她的工作地点。她抽出一份做了色彩编码的“时间图”，这是最终她想到的方法。图上的工作时间是大块的粉红色和紫色，早上大多数时间和晚上的一些小块时间都被它们占据。家务事是绿色块，它填满了下午时间。陪孩子的家庭时间计划在下午1:15到4:30，从周一到周五都如此。而周末则是家庭游戏时间。周日晚上10点她计划了30分钟开心阅读，在周日和周五晚上10:30，有30分钟私人写作时间，虽然实际上她还都没给这两项计划找到时间去完成。“时间图”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过，这幅新图重新确认了我做的选择，并且图上的事项和我生活中重要的事是同步进行的。”塞梅多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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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夏天为止，从开始跟踪记录自己的时间刚好满了一年。我已经累积了整整六星期的日志，也另有十次虎头蛇尾的记录。然后我就开始给罗宾逊电话，希望他能把溜掉的空闲时间找给我看。可第一次电话时，他在参加一个啤酒节。后来他呆在伯克利，那里有一栋公寓，每个暑假都在那里度过。接着他又去了内华达州沙漠里的“火烧人”（Burning Man）聚会，那里一年一度举行这种毫无限制的原始节日，有许多人在活动中裸体出现，成为节日特色。我找到罗宾逊把日志给他看时，他眯着眼分不清我日志上的笔迹。

“这里说的是？” 

“呃，就是2009年9月8日下午4点，起来就吃了一惊。同样的惊慌失措。我在做什么？发现外面在下雨，扔进屋一些衣服，跑到外面把院子里的坐垫放到…”

他打断了我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记叙段落能少一点意识流风格吗？”

我抽出自己花时间费力打印出记录的一个星期内容。2009年9月29日星期二到10月5日星期一。罗宾逊用黄色的荧光笔把它标示出来，开始进行分析。

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都有40分钟跑步。星期三和星期四早上6点有30分钟在卧室看DVD健身的时间，以及星期六上瑜伽课的时间。这些都是空闲。  

“锻炼是空闲？”我问，“那好像更是一种义务。”  

“锻炼就是空闲。”罗宾逊说。

星期三半夜有一小时用电脑打发时间、下西洋双陆棋和回复电子邮件。这是空闲。

有时在晚上十点读报，是空闲。

听广播新闻想让自己不赖床的时侯，也是空闲。

陪孩子看电影；陪孩子探望生病的朋友；把儿子的自行车送到童车商店修理时，用手机跟朋友聊到她的空闲时间并准备把这写到故事里。这些都是空闲。

在出发参加生日晚宴前两分钟，冲孩子和丈夫叫着“现在就上车”时为朋友的儿子打印出一张百思买的礼物卡片。这还是空闲。

在高速公路的安全岛上，坐在发烫的故障汽车里两个小时等拖车时，和女儿玩一字棋。当然是空闲。  

“等拖车也是空闲？” 

“哦，你当时在和女儿玩游戏呢。那是照看孩子。”  

“所以，如果车坏了我自己在路边等，那么就是空闲？”  

“是的。”

把所有的空闲加在内，除开等拖车的时间以外，在那个星期罗宾逊找到了28小时空闲时间。

我觉得灰心了。

“可这并不是很休闲啊。”我这么说。

罗宾逊回答：“我只是在测算时间，可不是时间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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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不需要时间医生，需要的是蕾切尔·康纳利（Rachel Connelly）。52岁的康纳利是缅因州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劳动经济学家。她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象罗宾逊一样看了同样的数据后，她认为上班族母亲几乎没有真正的空闲时间。

康纳利认为，女性投身职场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与2007年71%的学龄儿童的母亲同时也在外工作相比，1975年这一数字只有47%。而正巧也是这一阶段，人们对做个好家长，尤其是中产家庭的家长的期望越来越高。可一天也只有24小时，为了配合这一切要求和变化，母亲们减少了家务事时间，放弃了个人休闲，把有限的空闲花在陪孩子身上。  

“我的母亲整天在家，那么到了周末她会想做什么呢？就是让父亲陪着她，尽快离开我们。每周六晚上他们都一起出去，”康纳利说，“而现在的母亲们都在外上班。她们会把花时间陪孩子看得很重要，不想扔下孩子。而另一方面，孩子从来就没远离过母亲。”

另外，康纳利又说，母亲总是在“接听电话”。就像我那位朋友，晚上独自出去时她都会接到家人一个劲的来电。即使在所谓的休闲活动中，母亲也更有可能去担心一些家事，心里盘算着晚饭或者什么主意。社会学家把出现这种情形的时间称作“被污染的时间”。

我那些狂乱的时间日志开始变得有意义了。我正在试着同时过两种不同的生活：全职工作和做一个家庭主妇。罗宾逊在我的日志里找到了28小时的“空闲”，我花了其中18小时陪孩子一起度过，当然，前提是如果把等女儿上芭蕾课的 2小时也算成“空闲”的话。

几个月以来，我都在为自己的日志会得出怎样的结论而担忧，也害怕它们会显示出我没有很努力地工作，因为我从来没有足够的成就感。或许它们会说明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孩子。又或许我是在慢慢地把时间浪费掉。最终期限强迫我去面对这些忧虑。很快，我发现自己的焦虑增加是由于我很少有大段的时间集中精力做事。相反地，我过的日子都象被切削成时间的碎屑一样。把那些零散的时间拼凑到一起，我发现一周平均有大约50小时在工作，有时更多，有时稍微少点。每天晚上我一般睡6小时。如果要问为什么工作时间是这个数字，那是因为我醒来后几乎每小时都在同时做好几件事。除了把衣物扔进洗衣机、做饭和买日常用品以外，我发现每天几乎有一小时用在有些强迫性地“清洁”上。有一个星期，因为孩子照看不过来，我都在家工作。在孩子们起床后和上学期间的73小时里，几乎有7小时他们是和我在一起。当然，这其中不全是有效时间（有时是“关上门！妈妈在工作”这样的对话场景），可我当时也在场。而大多数星期里，我确实象罗宾逊发现的那样，找到了28小时或者更多的空闲时间：一般有6.25小时看电影和电视上的“周六晚间直播”节目，6小时阅读，5.75小时锻炼，还有5.4小时用电脑打发时间。不过，这些空闲时间中通常只有一半真的让人感觉悠闲。

我问康纳利有没有空闲。“我选择了生四个孩子，”她回答，“他们都在我身边是我最开心的时侯。”

那是不是意味着上班族母亲不可能向往一周内有接近30小时去“认识到我们的人性”呢？我们会不会永远不可能走上这条通行无阻的道路，更没有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呢？

康纳利说：“如果你能有一份工作只需要一周工作30小时，那当然很好。我们能更快达到这种程度吗？不能。你还住在一个不干净的屋子里。你说我们不要在家做饼干了。你享受陪孩子，享受自己的工作，也知道挤时间这种事是不会永远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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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经把我的故事看到了这里，那么很可能会希望找到一个答案，就像看到《欧普拉》（Oprah）或者 《简单生活》（ Real Simple）这类杂志封面的标题文章：“太忙过不下去？如何从疯忙回归正常――趁现在！”或者“预约太多？压力太大？让自己摆脱”（那些确实是头条压题文章，我买过这种杂志。）可我这里没有那样的答案。象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写到的，心还是不能平静。毫无疑问，我可以与一位生产力教练共事，也意识到要做的事情在寿终正寝之前是列不完的，还学着尽量平心静气地对待自己的选择。不过现在已经是中午1:31了，这个故事已经迟了两天；晚餐的盘子还对在水槽里；在女儿上学以前我还得填个表格。在今天晚上以前一小会飞快流逝的时间里，我得去找儿子的自行车头盔，而我也会注意到今晚的月亮有种不同寻常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