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经济危机后美国商学院迷失

网易财经1月18日讯 经济危机后很多美国著名商业学院受到指责，多年以来美国的MBA教育打造了创业者虚幻的自信和对于高额奖金的期望。最新精选文章揭示了目前美国商学院教育方向的迷惑。

阅读全文如下，原标题:迷途的商学院 （How Business Schools Lost Their Way）：

商学院因经济危机备受诟病。人们说正是商学院的MBA学员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惊天浩劫，使我们都深受其害；而商学院受到的责备是未能把他们训练得更好，至少没能向他们灌输清晰的是非观。

他们该受指责吗？过去18个月金融机构所经历的惨败中，MBA毕业生都难逃干系；他们没有对个别金融产品的风险进行正确定价，也低估了更广范围内的系统级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指责他们毫不为过。他们还应受责备的是未能及时质疑目前所用金融模型的假设，以及在从众心理驱使下豪赌舞还能继续跳下去——借用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的悲情名言，而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再从舞池脱身为时已晚。

有时在畸形的薪酬激励机制下，也有理由问责：这些人一心只谋求自身利益，很少顾及对于其他人直至股东的责任。这看起来就象狡猾的二手车销售商，明知有问题的产品会出事——恰如在贷款环节就有问题的按揭证券迟早会崩盘，他们还是进行销售。令人担忧的是，不光是在金融危机中倒闭的金融机构，还有在危机中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有些甚至大发横财，都公然采用这些手法。

间接推手

即使商学院的毕业生难辞其咎，直接怪到商学院头上也是不对的；此中还有更底层的动因。但是商学院起了一个间接的推动作用，主要因为它们墨守成规且执迷不悟；纵然并非有意，它们坚守的信条对这次危机居功甚伟。这一信条就是股东价值最大化（SVM）。在大多数商学院，SVM始终是金融教学的主旋律，并贯穿其余课程的始终。

理论体系常作为一个整体而服务于社会，同时促进特定行业的利益。SVM也是如此。企业经济理论认为，SVM会产生最佳社会效益：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但同时它也为股东和某些经理的利益服务，这些经理是其追随者和受益人，至少当他们的薪酬和股东回报挂钩时是这样。对SVM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股东不重要；他们投入资本，理应获得与其承担的金融风险相应的回报。然而，这不等同于股东价值最大化。

商学院所倡导的一种支持SVM的理论称股东是“剩余索取者”。该理论认为，股东在管理层心目中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只有其他股东的要求得到满足后，管理层才能拿到回报。有些公司向股东（如员工）履行合约及法律上的义务，有些公司履行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非合约性义务，该理论在这两类公司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为受工厂关闭影响的当地社区承担责任的义务，却是属于法律法规要求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发现如果对这些义务置之不理，其声誉可能受损，或遭受经济损失。然而，正如本例所示，不是所有的道德性义务都能在潜在的经济损失中反映出来，甚至从长期也看不出来。请思考，如果贿赂能够逍遥法外，管理层会采取何种行动。这也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一致，但却不会促进社会福利。

有缺陷的假设

现已充分证实，该理论所基于的假设在最近几个月都缺失。例如，它假设政府监管是有效的，能保证每个人都按理出牌，并能管理界外效应（不容易通过市场制裁来控制的结果，如污染）。它还假设公司管理是有效的，这样股东可以对管理层实行问责。从更技术性的角度说，它依赖各种经济假设，如有效市场假说（即股价反映股票的所有相关信息）。

除SVM模型所要求的假设以及尚待解决的潜在道德问题外，在SVM理论的教学和应用方面还有很多重大的实际考虑。尽管教授们也许会详尽解释SVM基本理论如何把股东看作剩余索取者，然而重要的是学生掌握的信息。这条信息就是股东至上——他们的商业目的就是制定决策，确保股东利益高于一切。

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时——或者是金融战线，或者是别的战线——他们发现环境演变成同样的基调，并且是主动这样做的。SVM理论一般会通过股价机制转化为具体行为。这一公司长期价值的量度存在缺陷，经常可轻易操纵，却被用作商业决策的基础。这对所涉人员（他们不应得的巨额奖金）及其所在单位（短期决策伤及长期生命力）以及社会都会产生严重的潜在后果。

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如果说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SVM是有问题的，那么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SVM就是灭顶之灾，因为在那些地区不仅将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全球贸易量和MBA数量——还能发现世界上10亿饥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今天许多大公司在政府很弱或没有政府的国家运营，极易产生贪污，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高科技媒介的普及，它们的运营方式即刻就能昭示天下。今天的全球商业环境不再像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曼描述的那样，是简单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而是远为复杂。

商学院应该做些什么？虽可能为时已晚，但杰克·韦尔奇称SVM是个“蠢主意”是对的。商学院需要停止对SVM顶礼膜拜，教授时应该带有知识分子的诚实，并注意它的很多不足——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足。他们在这方面需要做得更好：发展其最似是而非、有争议的框架：股东理论。这一管理观更复杂，但却新潮、现实，它认可经理的任务是服务多方股东——给股东他们应得的，但也不排除其他拥有合法追索权的人。

最后，商学院应该象关注输出一样更多关注输入。MBA毕业生的起薪动辄十几万美金，商学院在招生时需要谨慎，不要吸收那些心胸狭窄、自我中心、寻找迅速致富途径的人，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迫不及待、不加甄别地把能实现这一目的的理论纳入囊中。商学院应该吸收并正确培训一批人才，使他们全面发展，头脑敏锐，敢于提出尘封良久的尖锐问题，成为负责任的领袖。

N.克雷格·史密斯（N. Craig Smith）是INSEAD伦理学和社会责任学教授。卢克·凡·沃森霍夫是INSEAD运营管理教授暨社会创新中心学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