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土改与城镇化圆桌现场
网易财经1月14日讯 首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今日在北京举行，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共同来华，与厉以宁、茅于轼等国内50位顶级经济学家共同对话和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富国与富民”分论坛上表示， 现在是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剩，加上传统的劳动力过剩，叫三大过剩。
以下是实录：
主持人齐栋梁：刚才三位老师都说了一个问题，现在之所以提出城镇化的问题，是因为原来的新农村建设理论和现实可能存在一些弊端，另外推进城镇化的时候，农地制度有一些制约，比如房价的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您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温铁军：重复一下我2009年到2010年之交反复跟大家强调的一个阶段性判断，中国人在20世纪用了100年的时间，实现的不过是一个从产业资本形成到产业资本过剩的历史进程。我们在21世纪因产业资本过剩而必然进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并最终形成金融过剩的历史进程，我们很快，不到10年完成了金融资本过剩的历史进程。
所以我们现在是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剩，加上传统的劳动力过剩，叫三大过剩。这个观点我在几年前，2000年前后一直到现在，大约10年之间，其实是在不断重复的，到了第一个十年之交的时候，再次提出来，希望各位注意，因进入资本过剩阶段而必有以往资本短缺阶段的制度不是一个问题，因此，所谓深化改革不外乎是顺应着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到来，而如何推进在资本过剩阶段的相应制度调整。
那么城镇化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是在97、98上一轮输入型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当时是以中央政府启动两万四千亿资金，推动以城市为核心的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大约五年告一段落，正好赶上世纪之交，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高潮，于是乎中国就以其相对完善的基础产业的条件成了真实投资的FDI，不是虚拟投资的FDI，大家一定要做区别，中国是真实投资的FDI，美国是虚拟投资的FDI。中国就成了世界真实投资的FDI的第一个国家，这是不同的。
所以投资很大，也带来了中国在新世纪之初连续的高增长。接着，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第二波的，不再是东亚金融危机，而是以华尔街金融海啸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带来了输入型的中国经济危机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说上一轮叫做第一次产值，现在叫第二次产值的概念，是因为中国自身有相当广阔的幅员，有相当的可调控余地。
所以我老是说中国历次遭到的经济危机都可以去和“二九三三”危机做一次大比较，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战胜危机不取决于你是什么意识形态，取决于你是否拥有调控余地。
我们看到这次危机到来的时候，2009年年初，党中央政府宣布我们有两千多万打工者失业的时候，他们怎么会如水银泄地，了无生息的就过去了？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否出现奇迹呢？不可能。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在十一五的前三年，就06、07、08年，已经完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万两千亿投资的规模，加上今年我们早已超过了一万七千亿，那么2010年我们还有七千多亿的投资。
所以我们说新农村建设的投资总规模大概是两千多个亿，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用于对抗东亚危机的投资规模，因此每一万亿左右投资相对能够吸纳超过一千万的就业。这是中国的真实经验，因此我同意任何经济学家从某一个微观经济学角度建构角度的领域和贡献，这是伟大的。
我希望都能落地，来解释我们如何形成以新农村建设的这次大规模投资，来稳定中国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的地位，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该忽视。下一步所谓城镇化投资建设，请问谁知道中国有多少城镇？需要多大投资规模？假如我们以往的经济，我们说的三架马车不均衡，骏马中有一匹拉套的已经用于外需，剩下一匹就是投资，如果投资瘸了，我看三架马车怎么开。
投资真正有效的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仍然是有效投资，这部分的有效投资在哪？你们在北京看北京还能怎么投？连马路牙子都换了三遍了，还换吗？而大量缺乏投资、缺乏基本建设的地区，按我们一般微观经济学的规律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从长期看是打基础的，要还是不要？带来农村收入的增长，带来消费市场的增长，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所以第一个观点，要保持投资增长的动力，我们不能简单的寻着某一个经济学理性来考虑问题，那恐怕不是一个政策考虑，这个可以理解。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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