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紧缩政策不是万能的

网易财经1月14日讯 首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今日举行，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共同来华，与厉以宁、茅于轼等国内50位顶级经济学家共同对话和交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在中西对话论坛一中表示，对待通胀，紧缩政策不是万能的，即使有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成分，也不一定只能靠紧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以松紧搭配的，不必一定“双紧”。

他分析，假定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紧缩政策是有效的；假定是成本推进式的通货膨胀，紧缩没有太大用处，因为成本推进的问题需要增加供给才能解决，需要降低原材料价格、降低粮食价格才能解决；假定是国际收入型的通胀，紧缩更没有用。

厉以宁认为，货币政策在中国来说主要是三个：一个是信贷规模控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利率的调整，公开市场业务在中国还不是太重要，这些政策同样可以松紧搭配，甚至可以采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货币政策的细化。货币政策不应只靠总量的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可以做，东、中、西部分开算，东部提高一点、西部、中部不变，西部甚至还可以再降一点，所以国民经济的调控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需要根据情况随时掌握。

厉以宁表示，中国经济刹车容易启动难。中国经济最怕的不是通货膨胀，最怕的是“滞胀”。中国的滞胀和外国的滞胀是不一样的，外国经济增长率到1%甚至0，这种情况下，滞胀的“滞”就出现了；中国只要降到6%以下就滞胀了，因为降到6%，失业就大量出现，这就是中国特色。所以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观察形势，防止通货膨胀到来，但更应该防止的是失业问题解决不好，滞胀发生。

对于央行前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厉以宁不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信号，我国的货币政策仍然在适度宽松范围之内。

以下是厉以宁先生的发言实录：

就业在中国今后较长时间内始终是重要的问题，如果就业解决不了，社会不会稳定，内需不会扩大，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受到阻碍，什么改革都难以进行下去，中国就业压力大，究竟什么原因？我们来分析，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体制上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11月份，我在欧洲访问，欧洲的经济学家在座谈会中问我一个问题，“在我们西欧国家，年增长率只要达到2-3%，我们的就业就不会出大问题，你们11月份GDP的增长率降到了6%点几，你们就慌了，就业问题就突出了，我们不能理解啊。6%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好的增长率啊。”

我回答时说，两方面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你们的工业化进行了200多年，农村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你们的城乡社会保障是一样的，农民有家庭农场，有房子在农村，有土地，生活很舒服，他不会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到城里打工的是他爷爷、曾祖父的事情。

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现在是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现在的农村人口还占到55%，有大量的农民要出来，而且现在的农民是新生代农民工，和老的农民不一样的。

80年代出来的这批农民是壮汉，有力气的，在外干活要寄钱回家，在农村盖房子、讨老婆、生儿育女，他的根在农村。今天新生代的农民工就不一样了，他离开农村就绝不想再回农村去，我的待遇为什么跟城里人的待遇不一样？这么多年在城里打工，还是“农民工”，我孩子不能在城里上学，他心中是不服的，不仅为了收入，他还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会把农村城市分开来，农村户口就一辈子待在农村吧。

后来改革开放了，政策有所松动，农民工可以进城，但仍然是“农民工”，他的职业改变了，是工人，但身份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存在了，所以这是体制上的原因。农民工不断地出来，这就形成了中国就业压力大的原因。从体制来分析就是这样的。

第二从结构方面来分析，从结构分析，主要是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太小，在发达国家，比如刚才我讲到在西欧考察，他们的第三产业一般都占到70%以上，我们只有40%左右，主要靠第二产业吸引人，而第二产业靠什么来吸引就业呢？新建企业。新建企业能够有多少？而且新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他们需要劳动力的素质越来越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第三产业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的就业压力就大了。

第三，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也包含了技术本身在进步过程、产业在重组过程、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选择，而且不会像过去那样大量吸收劳动力，技术比重不断提高，假如不能另开门路，人到哪里去呢？

由此可见，中国就业压力的增大是必然的。该怎么办？

我们想，首先要深化改革体制，深化体制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方面，首先必须放宽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允许民营经济进去的门槛不能再提高，不能限制民营经济进去。

还有，在发展中，很多都要解决，非国有经济需要落实融资难、税收也要适当照顾，这样想一想，假定我们把政策调整一下变得更宜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全国几千万个个体工商户，每个个体工商户增加一到两个帮手或学徒，全国一下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只要我们让中小企业的待遇好一点、融资难的问题解决得好一点，一个中小企业增加三到五个人，这样就能吸收上亿劳动力啊。

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这些改革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

第二，要推进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户口问题应该随着农民工进城、在城里有稳定职业后来解决，这样农民工在城里就好了，首先有技术、又能找到职业，户口问题不成问题，将来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前景放在前面，他不会盲目、无序地拥到城里来，每家人都会有规划，准备到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人、谋什么样的职业，而就业的解决又跟民营经济的发展连在一起，中国75%的新增劳动力是民营经济吸收的，放宽民营经济，然后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户籍问题，这么多农民进城了，你想想看，住房就要新建、马路就要拓宽、水电煤气供暖都要解决，家属进城了、孩子进城了，医院、学校都要解决，这能吸收多少人就业？所以说，加快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解决就业的第二条路。

第三需要做到的是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现在刚刚开始，多年以来我们把企业的产权、投资的产权陆续解决了，但资源的产权没解决，就想中国最近搞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它的影响之大，最近你们可能没有去中国的林区看一看，那简直是热火朝天，我们刚从那里回来。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搞“农业承包制”搞的是农田承包制，农田都包产到户，但集体林权（没有解决），山没有动，为什么当时没有改革？因为刚刚改革开放，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信任，你把山包给我了我就赶快砍树，如果不砍，过两天你又把山收回去不就吃亏了吗？（人们）砍树，（所以政策）紧急刹车，所以山没有动。

30年了，2008年6月8号中央公布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样老百姓就不像过去那样了，集体林权，多少亩地？25亿亩（耕地是18亿亩），承包期70年不变。所以现在的山都有主了，就是因为它的林地都划分了，这个山是我的、那个山是你的，就种树了，（现在）流行一句话“爷爷种树，孙子来砍”，也就是70年以后来砍，是这样的情况。

最近我刚从那里了解了情况，贵州西北部毕节（音）地区林权制度改革，山上发生了大火，农民都抢着去山上扑火，这山是我的，烧的树都是我们的树啊，亲戚朋友大家一起上山救火，过去没有过这样的现象。林下养鸡，林间种蘑菇、种药材，资源产权明确了，将是巨大的改革。

草原呢？草原也要明确，国有林场呢？国有林场也要改革，所有这些都是增加就业的。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考察了江西、福建两省，农民都从沿海回去了，回到哪儿呢？上山了，他家里有树了，家里没树的，别的农家有树，来吧，到这儿干活，一样是干。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的就业潜力是很大的，这是体制的改革。

接着我们讲结构的调整，首先来看，如果结构有所变动，农村还是可以吸引人的，我们在河南省漯河、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重庆几个区都考察了，农业产业化改变了过去单纯种粮食（的模式），在确保良田不变的情况下种柑橘（重庆），重庆梁平县种西瓜，在河南有种石榴的，这样产业链就延长了，产业链延长后对农民来说，上游企业需要劳动力，下游营销、运输企业需要劳动力，当中是种植，产业链延伸后，农村本身就是需要劳动力的。农民在城里住，孩子在城里上学，工作单位是农村，每天骑摩托车下乡干活，晚上又回来。这是新的情况，农业本身还是在吸引人的。

再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我们还有很大扩充的余地，因为我们第三产业的比重才占了40%，知识产业可以吸收多少人？服务外包，最近看到一个结构很有意思，西安一个企业（做）服务外包，替美国看仓库，这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美国的夜晚是中国的白天，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美国在夜晚找人看仓库工资要贵好几倍，而且美国人收入比较低的人有时候并不认真负责，工资高，又不认真负责，（于是他们）找到了中国，找到了西安一家公司替他们看仓库。怎么看？中国人不用去的，全部的电脑设备和美国仓库的探灯连在一起，一部电话（联系上了）美国当地的派出所。人家电脑会用、英文会说，再经过一些训练就行了。

因为中国人是白天上班，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如果某号探灯下有火光，电话马上就打过去，如果探灯下有可疑人影流动，电话马上也打过去，这不是很好吗？解决了中国就业的问题，又对美国有帮助。

中国农村土地上的住房都是农民自己盖的，投了好几万，盖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不能抵押，因为没有产权证。现在重庆在搞试验区，假定农民的房子可以抵押，现在农民的房子值多少钱？全国政协上有一个委员说，初步估计值18万亿元，三分之一拿出来抵押就是6万亿，这6万亿一抵押，农村经济就活了，这能增加多少企业、增加多少人的就业啊？

再说城里人住房结构的调整，要大量兴建社会保障型住房，（多盖）小户型，收入偏低的人可以买的住房，这种房子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手段，因为搬入新房子后就要来买东西的，旧家具不要了，旧家用电器要换了。如果两个老朋友第一句话就问“你搬了没有？”“快了快了，正在装修呢。”一个城市，如果大家都忙于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这个城市就兴旺了，这个城市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冷冷清清，没人搬家，就业解决不了，城市还没有生气呢。所以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这些都）有助于结构调整。

我们再来谈，产业升级难道就一定要限制就业吗？中国要大办职业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因为在广东的调查（发现），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99%都就业了，抢着要。中国的熟练技工太少，技师太少。这方面跟产业升级是有关的，我们从整个近代来看，新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涌现出来的，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假定产业升级了，劳动力素质不提高、不经过职业培训，那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说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且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后，收入也会增多了。

前不久我刚从广东回来，广东熟练一些的技工，8000元/月的工资聘不到人，为什么？因为要求是熟练技工。

这样一来，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上去了，又对扩大内需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几个分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前我们应该把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假定中国现在发生了通货膨胀那该怎么办？假定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率突破了9%，到了更高一点，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或者国际上石油价格上涨，中国物价也因此上涨，假定通货膨胀上涨怎么办？我这里提的问题是“难道仅仅只有紧缩一条路吗？”

问题要看发生的是什么类型的通货膨胀，假定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紧缩当然是有效的，闸门一关不就行了吗？信贷闸门一关，财政闸门一关，但同时又会带来失业问题；假定是成本推进式的通货膨胀，紧缩没有太大用处的，因为成本推进的问题需要增加供给才能解决，需要降低原材料价格、降低粮食价格才能解决；假定是国际收入型的通胀紧缩更没用了，需要的东西要进口还是要进口，紧缩有用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到，紧缩不是万能的，即使有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成分，也不一定只靠紧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以松紧搭配的，难道一定要“双紧”吗？

货币政策在中国来说主要是三个：一个是信贷规模控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利率的调整，公共市场业务在中国还不是太重要，这些政策同样可以松紧搭配，甚至可以采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货币政策的细化，货币政策难道只有总量的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可以做，东、中、西部分开算，东部提高一点、西部、中部不变，西部甚至还可以再降一点，所以国民经济的调控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需要根据情况随时掌握。

中国经济最怕的不是通货膨胀，除了刚才我讲的问题，中国经济最怕的是“滞胀”，经济既停止、失业增加，又有通货膨胀。而且中国的“滞胀”和外国的“滞胀”是不一样的，外国滞胀增长率到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这种情况下，滞胀的“滞”就出现了；中国不是，中国只要降到百分之六以下就滞胀了，因为降到百分之六，失业就大量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滞胀并不是增长率下降到零，增长率到百分之六，一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观察形势，通货膨胀还没有来到，我们要防止它来到，但我们更应该防止的是失业问题解决不好，滞胀的发生。

中国经济好比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的特点是刹车容易启动难，刹车是很灵的，一踩刹门一下就停了，可是你要启动它，油门踩半天它也不一定能启动，为什么？因为刹车的主动权在政府，政府把财政闸门一关、后备闸门一关，两个闸门一关，“咔”一下，经济就刹住了。

但启动的主导权不在政府，启动的主导权在老百姓，老百姓怕下岗，有后顾之忧，他不买东西，你怎么办？他不投资，你怎么办？所以中国的问题要注意。

中国整个问题的解决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他花掉，别人就就业了；别人有收入，他花掉，别人的就业又扩大了。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失业是靠失业扩大的，一个人失业了，左右邻居就说，他们家有人失业了，回来跟老婆商量，咱们怎么办？他们的厂关门了。老婆说，行，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了，城里人五年不买衣服都有衣服穿，五年不换家用电器都有家用电器用，一可买可不买，那更多工厂（的产品）销不掉，失业不就增加了吗？

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刚才我进场时被一个新闻记者拦住，他问我了一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了百分之零点五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我说看不出来。调百分之零点五，仍然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范围之内。

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