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身在异乡为异客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外国人已是再常见不过的了，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情。外国人，与高个子、大胖子或左撇子一样，稀疏平常。无论是法国人在柏林，津巴布韦人在伦敦，俄罗斯人在巴黎，抑或中国人在纽约，都不会有人大惊小怪。

如果有机会，很多人希望住在国外，这颠覆了长久以来政治和哲学上对人行为习惯的一个共识：“在家千日好”。诚然，哲学家很少在国外有好日子过的：德国的康德在俄罗斯哥尼斯堡度过一生；法国的笛卡尔去了瑞典却冻死异乡。但这并不是把哲学家的保守主义推广应用于全人类的理由。

哲学的错误在于，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而假设人就应该属于某个特定社会。18世纪普鲁士哲学家赫尔德（Herder）提出，人只能在与同一语言、文化的族群里发光，从而开创了现代民族主义学说。他写道：“每个民族的快乐核心都是在各自的内部。”

甚至现代自由主义哲学家的旗帜性人物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都认为这种感性逻辑很有吸引力。“每个人都有权住在这样的社会里，即在那个社会中，他无需整日担心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这种担心会导致心理扭曲和某种程度的自欺”，伯林在1992年生命几近终点时说道，这也诠释了他对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

是的，毋庸置疑的是，许多人确实是在祖国和家里感到最自在。但那些在家感到压抑、在外感觉自由的人呢？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出国这个选择可谓变得更容易实现，但也可以说更难实现。更容易是因为工业和教育的全球化打破了国家界线。更难是因为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能让你感觉完全是在国外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长久以来，美国的一个现实是没有人是外国人，因为每个人都是外国人。欧洲的一些首都也或多或少达到了这种矛盾状态，尤其是在布鲁塞尔——这个自成一格的欧洲之都。在布鲁塞尔，几十年的经济变迁随着欧盟官僚的涌入而进一步深化。说着荷兰语和法语的比利时人之间的敌意使他们互相视对方为外国人，甚至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外国人意味着什么，你必须到非洲，或中东，或某些亚洲国家。韩国去年有42%的人从未有意和外国人说过话。那么他们最好做好准备。韩国的外国人数量在过去七年里翻了一番，达到120万，占韩国人口的比例超过2%。这一比例还将提高：富裕国家的平均国外出生率超过其总人口的8%。 

外国人的优越性

作为一个外国人，做好的经历——完全陌生，但却没有排外感——很可能仍然来自日本。在外国人眼里，日本就像一个迪斯尼乐园，每个人都需要扮演确定的角色，甚至是外国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当外国人。每件事都是为了促进这种角色扮演，包括一个不可逾越的语言障碍。日本人相信日语之难可使外国人无法掌握。宗教和道德观似乎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教义相去甚远。对日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西化的担忧已被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冲淡。它只会越来越亚洲化，而不是相反。

然而，即使在日本，外国人也不再是被膜拜和研究的对象。在古代和中世纪，要想成为正宗外国人，你必须生活在不同肤色或宗教的人群当中。这些人很可能远在天边，当你到达时他们也许会杀死你，如果你走得太远，也许会坠落天涯。

柏拉图在游历之初，为他称之为“马格尼西亚”（Magnesia）的乌托邦社会写了一部想象的法典，他将外国人分为两大类。“外籍居民”最长可居住20年，从事马格尼西亚人不屑做的工作，如零售贸易。“临时访客”主要包括大使、商人、游客和哲学家。如果进一步扩展第二类人，还可包括所有学者，这种旅行者的分类法在单身男派对出现之前曾长期有效。

从17世纪以来，成为外国人就变得容易多了，因为当时欧洲采用的政治体系是基于国家体制，每个国家都有边界、主权和公民。只要手持通关文牒，去造访邻国，就能变成官方认可的外国人。而借助机械化交通运输之便，出国也变得轻而易举。到20世纪初，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形成了这种国家林立的格局。 

在卫道士眼里不负责任也许是一种不如人意的状况，但实际上它也许是一种巨大解脱。

出国风潮的黄金时代开始了。有钱人、艺术家、冒险家、无聊者纷纷出国。（随着帝国、蒸汽轮船和铁路使旅行变得更廉价和便利，普通大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出国是一种逃离的方式——无论是生理、心理还是道德上。在另一个国度，你能够避免被人用学历、工作、阶层、家庭、口音、政治观点来简单归类。你能够重塑自我，就算只是在自己心里。你不受旅居地俗务的羁绊，只做自己想做的。你不用投票选举政府，它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不用负责任，在卫道士眼里不负责任也许是一种不如人意的状况，但实际上它也许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作家尤其要在流浪中才能文思如泉涌，无论是现实中的流浪还是自我想象的流浪。流浪的特质——漂泊、焦虑、迷惘、躁动、忧郁——成为现代文学的灵感之源。旅居海外的作家能够轻松摆脱国家和文化的限制。他不再是英国作家、爱尔兰作家或俄国作家，他仅仅是一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萨缪尔·贝克特、约瑟夫·布罗茨基。根据国家来区分作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智之举。所有作家都想成为属于世界的作家，而世界也回报了这种向往。最近的十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五人有海外经历：V.S.奈保尔、高行健、J.M.库切、多丽丝·莱辛和赫塔·米勒。

多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曾在20世纪20年代旅居巴黎，他的行为为旅居海外的作家树立了样板：住在圣日耳曼区（或类似地区），在咖啡馆写作，和其他艺术家聚会，狂饮。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海明威。今天的很多老外是衣着破陋的穷学生、加班加点的经理人、为求团聚的夫妻。曼谷的外国男性要比吉达（沙特港口城市）的外国女性清闲得多。身不由己的外国人境况远为糟糕。由于贫穷、迫害或流亡而被迫移居国外的生活绝不惬意。

即使如此，在同等的情况下，出国在本质上还是很刺激的。就像一局精彩的桥牌，旅居国外的状态使人的思维持续运转而不感到疲劳。澳大利亚社会理论学教授约翰•雷契（John Lechte）认为出国是“逃离日常生活的沉闷和乏味”。平凡人实现了“超现实”，其经历“强度足以激发出一部真实传记中的事件”。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艾利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试图用类比手段阐释婴儿所感受的世界时，曾把它比作成年美国人初次感受巴黎：新奇的场景、色彩、兴奋。通过相反的类比你会发现，旅居国外会唤起许多童年的情绪：新奇、惊讶、焦虑、放松、无助、沮丧、不负责。

也许正是这个回归童年的意义——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给出国的快乐带来一丝尴尬。自恋情结也在作祟──身处国外时，一个人会想象自己被故乡的朋友和敌人想念。心底最深处还有背叛的负罪感。选择移居国外是对祖国的一种不忠行为。

这种不忠的想法现在不再那么纠结了。但是一个世纪前，如果一位英国绅士承认他想住在英格兰以外的任何地方，那绝对是一个另类的标志。对驻留国外最有利的说辞是它能让你更好地感受到家的好处。“对那些只知道英格兰的人，他们应该知道英格兰的什么呢？” 吉普林（Kipling）写道。（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