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速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这个会是经济学界的一次盛会，我首先还是向在座的各位经济学界的前辈和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另外，今天这个会100个人60年的时间出了一套书，我们出了很多书，这本书的意义不一样。今天的会出的题目，我们过去研究的60年，现在往前展望10年，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讨论。我想了一个题目，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做好准备。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了，这个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一般的估计是10年。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一个经济体连续4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续40年保持7%以上的增长只有三个地方，中国的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这些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前例。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少，速度是如何分布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曲线，刚才吴老师也说画了两条曲线，这个问题还需要很多的讨论。而且就未来10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大量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想至少有两点是比较确定的：

第一，中国经济将会转入一个中低速期。

第二，这个转折时间不会太长，至少还会30年吗？我想不会。所以如果说我们采纳一个估计，中国的高速增长如果还能维持10年的话，这样我们就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潜力挖掘好，使我们的高速增长能够保持时间长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为进入中低增长期做好准备，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想法。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当经济进入中低增长期以后，比如说在6%以下，5%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最近比较一个例子，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四季度和今年的一季度总的经济增长率下来了，6%左右，这个速度下来以后，出现了什么事情呢？企业的利润持续减少，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就业出了问题，2000多万农民工没工作了，有些回了乡有些没回乡，待在城里。我们感觉很着急，仅仅两个季度，我们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说不是两个季度，是两年、五年、十年，是一个常态，怎么办？我们可以正面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6%、5%成为一个常态，而我们希望我们还能过下去，我们能够承受它带来的一些后果，或者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考虑。这个方面，我想问题实在太多了，但是我这里只想讲三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是创新的问题。实际上创新问题现在讲得比较多，我想我们可以提一个比较具体的目标，当中低速增长出现的时候，大多数企业是能盈利的。有人说你讲的这个什么意思？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还是所谓速度效益型的经济运行，前些年曾经有这么一个研究，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或者低于6%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企业是亏损的，整个国民经济是不盈利的。当然，我们反过来看一看，像美国的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1%、2%、3%是一个常态，但是企业是可以盈利的。中国企业低于6%，大部分企业就不能盈利，什么问题呢？中国的企业主要靠要素的投入，主要靠市场容量快速扩张，市场增长得很快，每年10%以上的增长，这样的话，流动性很好，他能够赚钱、能够盈利。我们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以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盈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转变，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需要通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新的盈利能力。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中国的创新，讲自主创新或者讲各种各样的创新，问题是现在还根本没有解决。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的治理结构也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进。比如现在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就干三年五年，你让我管十年以后的事，有这个积极性吗？创新机制体制有大的改进，教育、科研领域培养创新型的人才，这个方面有大的突破，这个方面我想说一点，最近11月5日登了钱学森同志的一篇讲话，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中国现在培养创新型人才，到我们大学里来，包括了科研机关，没有这个条件。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的创新要有一个大的突破，恐怕是很难有希望的。我觉得钱老师的讲话相当到位，我们的创新问题没解决，怎么解决？

第二，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了问题，中国金融总体上保持健康，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金融企业在机制上、效益上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更好呢？我想这个结论恐怕还很难得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几大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达到了20%以上，有些是30%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技术上已经破产，十年以后，再一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的金融机构被称为一枝独秀，确实，这几年我们的银行业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在推进改革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些方面还是与时俱进的。但是我想不要忘了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经济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流动性和很大的业务增长空间。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大幅度回落以后，出现了一个现象，当时我们有一个估计，经济处在低迷期的时候，信贷收缩，银行估计到将来经济前期不明朗，会对放贷持谨慎的态度，企业也是如此，没有盈利预期，我为什么要贷款呢？所以估计信贷是会收缩的，但是这个情况的发展和我们预期相反，现在这个反映了很大的体制问题，发达国家是跨货币、紧信贷，他们的货币政策是相当宽松的，数量宽松型的货币政策。但是信贷是收缩的。中国实际上货币政策，刚才李扬讲了这个情况，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放松，但是我们的信贷大幅度明显增长，这反映了中国目前银行业的行为特点和体制特征。因为有这么一个统计，前三季度银行信贷60%是投向各级政府的项目，这样的话，有一个基本判断，我这个项目花这个钱，是中央政府项目，政府项目是可以承担风险的。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恐怕我们的体制中，整个分散风险机制就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其中有一些中长期贷款是57年以后要还的，那个时候的回报怎么样呢？总的来看，我感到目前的金融机构中存在着两类问题：

一、已经发生业务中，也不能排除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存在着中长期的风险。

二，我们的金融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还不到位，特别是一旦当增长速度下降，这两类问题都可能显露出来，国际工业化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进入工业化增长阶段以后，当他经历了工业化黄金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外部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些是内部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这种金融危机。所以中国怎么样？当我们高速增长期结束以后，能不能逃脱这些，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避免一个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可能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把已有业务中的风险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要通过制度建设，使金融机构达到中低增速时可稳健运行的状态。这个速度下来以后，我仍然可以盈利的，我们的金融机构应该达到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或者操作上的效果。

三，金融业开放的问题。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大的产业结构仍然基本上保持目前已有的格局，这一点大家也可以再讨论，中国的服务业肯定将来会有大的发展，但是经济如果保持一个8%以上的增长率的话，工业应该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个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如果说服务业占到50%以上，占到60%或者更高一点，我们问一个问题，宏观经济增长是多少，一般来讲是6%-5%以上，大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中低增长时期的到来和服务业，实际上加快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工业增长的比例相对下降。

这个时候就包含了一个问题，如果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高速增长以后，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下滑，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求服务业要能跟上去，如果跟不上去就出现了一个情况，下滑幅度可能非常大，但是要实现这么一个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的服务业的发展一个是具有增长的空间，再一个是有足够的动力，但是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现在的服务业面临相当多的问题，开放不足是最大的问题，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很大差别，服务业大部分是人对人的交流，需要小企业、小型的产品甚至需要个人程度上能够介入这个行业，能够有很高的积极性，能够把他的创造性发挥出来，所以所谓开放、竞争、放宽准入，对服务业来讲，比对制造业的要求更为迫切。我们现在的服务业无论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关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也还是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业，其中既包括金融、通讯、运输等基础性的行业，也包括教育、医疗、出版、文化等行业，如果放宽准入，公平竞争，增长的潜力、创新的潜力应该说都是非常大的。

我刚才讲的三个问题，我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相关的问题的解决，有人可能讲了，这些问题十年以后，增长速度开始放低的时候再解决？来不及，因为这些问题，到那个时候再解决的话，时间过了，所以这些问题现在必须着手解决，大家可以设想，比如我们创新的问题，我们金融问题的解决、服务业的开放，这些很多都是结构性的调整，需要一个提前量，这些事情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推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在推动增长模式或者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年我们讲这个话，讲了十几年了，有进步，但是缺少一个全局性或者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原因我想是许多方面的，包括认识的问题、包括集团利益关系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它可以化解掩盖一些矛盾、推后一些问题，但是当高速增长时期结束，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时期，这些问题想要掩盖或者后推就很难了。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和高速增长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和与中低速增长相应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我们说的实质性转变，是不能再推后的，必须要非常现实地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要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某种意义上讲，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随着增长速度的放低是被逼出来的，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中国增长速度降低了，通过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增长的质量反而提高了，因为增长速度降低以后，有些人会感到有点悲观，说速度下来了，我们确实适应这样一个转变的话，对整个经济有很大的推动，反而速度低一点，我们的增长质量和效益好一点，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可以说充满活力，总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的甚至是令人振奋的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阶段。我就讲这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