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几个月前，《经济研究》编辑部通知我做这个事，告诉我我入选了，我当时就问了，我是经济学家吗？我为什么有此一问呢？大家非常清楚，几年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闹剧，有人宣称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不超过5人，有人还说不超过3人。这个论断出来之后，经济学界大家都在沉思，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们开始炒了，开始编，谁在谁不在，看看大家都不反应了，说中国经济学界整个失语。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想首先就是如何认定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然后才说他是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我想经济学家是经世济民，是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才能确定标准，谁是谁不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思路，说中国没有几位真正的经济学家，他社会角色的定位就不是经世济民，恐怕是在国际最好的杂志上发文章。他所确定的标准恐怕就不是推动经济服务，而是对于一种纯理论的探讨。
在我看来，我前面讲的这些话是非常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在我看来，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责就是经世济民，是不是经济学家、做了多大贡献，就是要看他为他所服务的这个国家做出了什么贡献，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大大的，不是三个五个，我们今天列了106位，其实不止106位，中国的整个经济学家的群体，为使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落后国家，这60年，为使中国从非常僵化，走向崩溃边缘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使得中国现在被世界刮目相看，就此而论，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尤其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整个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变化，第一，就是中国从一个以改革为主要任务的一个国家，到现在应当说是逐渐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阶段。第二，危机进一步告诉我们，现在经济和金融是全球化的，所以有一些全球的共同问题也需要我们去解决。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中国经济学家不仅是要为自己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福祉做贡献，现在有了权利、有了资格、有了责任，要为全球的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的国际意义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觉得我们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人，应当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次危机，确实使得我们对过去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来看，比如说我们过去在这次危机之前，当我们谈金融体系的时候，大家不自觉地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比较好，也有效率，监管又非常有效，对于全球的影响也非常之大，非常之深远。但是，危机就是在这样一个最发达、我们一直以为老师的国家里发生，还影响了全世界，这就让我们重新来考虑问题，这次危机可以说是一顶顶王冠落地，不仅仅是一些大机构王冠落地，一些大专家王冠落地，一些大国家王冠落地，一些以前我们认为是金科玉律的经济学道理王冠落地，需要我们重新看。我先不说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我们说中国经济学家未来的认为，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探讨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一些是中国特色的，越来越多的问题是全球一致的。
我是做金融研究的，我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最近想的从金融角度引发的一个问题，这次救市，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包括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都向市场上投放了大量的资金，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我们前1-10月份，我们的M2增长了29%，我们的新增信贷将近9万亿，对于这样一个数据，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首先的问题就是说，这么多的资金供应到市面上来，它的机制究竟如何？说得再明白一点，在中国，29%的货币供应增长和接近9万亿的信贷扩张，是不是中央银行造成的？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说宏观调控的时候就假定宏观当局是能调控这个事情的，当我们说对货币政策的时候，就是假定货币当局能够有效地调控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仔细分析情况来看，不是这样的。今年以来，我们货币政策操作事实上是非常紧的，我们有四个判断标准：
第一，法定准备金率今年没变。如果说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我们理应看到法定准备金率下降，但是我们没看到。
第二，利率没变。如果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理应看到利率下降。
第三，储备货币没有增长。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无论是法定准备金率还是利率，都是所谓价格手段，数量手段就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我们看到中央银行的货币也没有扩张，反而有减少。
第四，我们再看中央银行向市面上投出的货币，包括通过购买外汇、包括宏观市场操作吐出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货币，也没有比2007年和2008年多。这样的话，总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是非常紧的，紧的操作产生了松的结果，这就需要解释。
解释呢，我想是有两个途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一个解释就是全世界都现在共同面临的问题。我先说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高储蓄，高储蓄这样一个事情在中国已经至少二十年了，所以才基于高储蓄，有了很多让人老是有批判但是老是在发展、并且它的效果并特别差的一些现象发生，因为高储蓄下，我们必须高投资，我们必须高出口，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如果国内消费不能吸收掉这个储蓄，我们必须通过国内投资和出口来吸收，如果不能吸收，那就GDP增长容易下降，所以我们20多年来，中国叫做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这些现象同时并存，这种情况在经济学界很早就注意了，很多人写过很多文章，我们的政策当局也一直把这么多的“高”当成一个问题，并且不断采取措施，力图遏制它，但是年复一年，这些“高”同时并存的现象依然延续。我想这个事情反复出现就成了规律，这里一定有规律在，我们对它的批评，如果反复批评它，它总是在延续，而且看起来后果还不是特别差，就应当回过来看是不是我们理论错了，实践没有错误的，而且实践延续这么久，我们反复调控，简单来说投资，大家对投资深恶痛绝，但是投资率越来越高，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投资率越来越高，这次应对危机，还不得不公开地说要鼓励投资，这就表明中国经济运行有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不能拿教科书去套，不能拿外国的理论去套，不能指责实践有什么错误，实践没有错误，一定是我们理论有错误，这就需要探讨，这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特色的东西，由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受世人瞩目，所以也成了世界性的课题，探讨中国三高，探讨中国之谜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很重要的话题。这是我们解释中国的因素。
那么还有一个全球的因素。全球的因素就是说，金融部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不是那么近，而且金融上层建筑越垒越高，它自身有极大的腾挪的能力，能够让一个东西突然有，一个东西突然无。刚才吴敬琏教授说长期短期，说危机前是流动性过剩，危机是流动性不足，这个事情就值得做做一些研究。恐怕流动性这个词用得就不当，我也写过文章说这个词是概括这个现象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从货币存量上来看是越来越多，但是就这个存量的流通速度来说却是在危机前和危机后有了剧烈变化，危机前是迅速周转，危机中是不周转，大家都现金为王，持有在手里。现在是通过政府注资，使得这个存量得以流动，所以就出来更大一个概念，口袋资金的问题。我们现在讲市面上的资金供应，就是口袋资金的供应大小是个问题，而说钱忽然没了，没有，钱有，过去是在市面上流通，现在是大家在口袋里随时有新的机会进行购买或者交易。
对于当前整个市面上的口袋资金的暴涨暴跌的现象，问题不能集中于研究货币供应了，不能看中央银行操作了多少，怎么操作，放出了多少，这是一个基础。更主要的是看放出去的货币周转不周转，为什么不周转，所以就是流通速度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流通速度是一个没有信息量的概念，概括了很多因素，但是流通速度是一个制度现象，是制度问题，基于流通速度，我们可以衍生出很多对于金融制度、对于金融制度和实体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这个是目前中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也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可能做出世界性贡献的问题，这是最需要做的研究。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还从货币政策来讲，全世界的共同问题是货币政策的效率在递减。效率递减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还是要有货币政策。就需要有新的探讨，从我们的观察，最近两年，从微观层面上去探讨货币政策的宏观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出在宏观上，我们的着眼点要在微观上，措施要出自微观，而且还要考虑到金融监管所具有的货币政策的效率。我以前把监管和货币政策割裂开来，其实这两个是密切相关的。举例来说，我们要约束银行贷款，你可以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这些手段，传统的、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你同样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通过这样一些监管手段来实现。这就产生了宏观、微观、宏观结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如何协调配合，现在全世界也都在探讨。大概也就是有一个概念，可能也就几年吧，叫做宏观审慎监管，我们非常有幸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提出，中国也正处在世界的最前沿，我们非常及时地加入了这个世界性讨论，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可以做出贡献的。
在结束我的简短的感想和发言之前，我想说一下，我自己感觉未来十年影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及土地相关的各种问题。我做学生，看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1949年前就已经在从事工作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著作，有一个印象，这样一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离不开两个因素，一，土地。二，人口。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也就是解决了土地和人口的问题。但是土地问题、人口问题在我们1949年以后的研究中消失了，最近这几年开始研究，但是研究得极不充分，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现在的经济问题都由这两个因素引发。未来的问题也都回因这两个因素而发生。但是我们经济学界对于它的研究太少了，厉教授刚才说林权的问题，还有房地产问题、小产权的问题、宅基地的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政府在整个地产市场中居中牟利的问题，等等都与此有关。土地问题又联系到城市化、工业化、联系到我们的社会保障，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的所有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研究得极不充分，我有幸在这个书里写到，我回顾一下历史，我说我到社科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随刘国光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做中国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改革问题，从那儿我更加加深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把土地搞清楚。当然理论上，西方经济学，老的经济学是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后来的经济学就两个要素，资本、劳动，因为它的土地是完全资本化了。中国其实正处在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很好地、非常有意识地组织这个资本化的过程，现在经济中的很多问题由此而发。所以，在这里想说的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研究土地，并基于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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