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资本论坛对话实录

主持人陈平：下面我请我们参加对话的几位嘉宾上台，有几位嘉宾因为天气原因，有的飞机延误不能参加，但是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个对话，因为前半截一直是嘉宾讲，底下的观众基本上没有互动，在这个环节里我也愿意把整个的场打开，底下有问题的观众可以提问题，谢谢。请几位到场的嘉宾上台。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翟金叶；中国对外运输集团副总裁黄必烈先生；还有一位嘉宾是郭女士。

论坛前面的演讲者有政府机关的监管者，也有公司，今天刚才祁斌实际上谈了一个事情，说如果我们有一个能力从未来看到现在，也许2009年会被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来做主角，就是中国创业板的成立和开始发行。这件事情在短暂的这一年里看待可能有的人认为一个投机的机会，有的人认为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新的投资品种，但是我们要以更深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实际上给中国中小企业提供创新能力提供资源配置，给金融能力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第一问题我想向郭女士提，因为他做了很多年的PE、直接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我想从您的角度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觉得在中国现在为什么PE投资变得非常重要，同时这个中小板在整个的PE整个的生命周期里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而你对它的预期和对未来可能起到的作用以及应该注意哪些注意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郭女士：这个话题很重要，我回答起来也觉得有一定的难度，刚才有三位政府机关还有企业和优秀的国外投资集团的负责人发言，我们公司主要有三块业务，一个是个人理财和机构理财，还有一块是上市前的辅导工作和上市前的融资平台，还有一块是政府这一块的业务。刚才您说的这一块我觉得总体来说让我认为PE为什么中小企业这么需要，因为企业需要的是产业链的匹配，第一点如果企业发展好了，如果没有很好的PE，年增长达不到30%的话有一定的难度。第二点，我认为如果企业要尽快的发展，刚才政府机关的代表也说了政府机关如果匹配的话，产业链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是高新技术可能还会好一些。第三点，PE在中国市场是新兴的行业，对我们金融这一块来说，PE当中有很多的企业发展潜规则的游戏，最主要的核心是说企业要发展，最需要的是产业链、资金链和人力资源链相配合，谢谢。

主持人 陈平：我们把话题稍微展开一下，黄总您原来也做投资公司，后来又做大型国企的领导，从您的角度来看，资产以及不同品种的金融产品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黄必烈：陈总的话题确实是比较大，简单的来讲，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家庭和个人一样，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我们是脱离了土地的，作为一个企业是一个放大的实体，在每一步的成长过程之中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刚才郭总也讲了企业的资金链是伴随着产业链的成长的，最早的比如说天使基金或者是种子基金，这是创业时期。像中关村和浦东开发区都有一些政府扶持大学毕业生、年轻人来创业，政府给予资金的支持。前面的启动资金对创业的个体和公司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点，企业像个人一样会成长，成长到青壮年时期，又需要新的养分，我们目前国内的PE对成长型的企业和成熟型的企业开始受到关注，关注的另一面就是现在创业板的推出，现在还有一些很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整体来看我想会对构建我们国家整个的创新、创业和企业家的精神，尤其是冒险、吃苦、苦干和不断进取将是大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在PE方面大范围来讲有公共的上市公司，对私募、PE进行一些股权的消化，有很多PE的公司在谋求对原先第一批、第二批上市的公募公司的股权进行一个协议的转让，这部分市场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国有和第一批的民营和地方企业在准备部分和全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主持人 陈平：我知道瞿女士是金融业延展和延伸的行业，是做不良资产的拍卖。从您的经验上来看，在整体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服务状态，你们在拍卖界可以做什么样的贡献呢？

翟金叶：大家好，首先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大家在一起交流，我做的行业是作为金融和资本业的衍生行业，实际上今天的各位领导以及嘉宾更多的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金融业的空白。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金融业的延伸，2008年的成交业绩全国是2700个亿，2009年到目前为止三季度合起来成交是2300亿。同时，2009年的第三季度的成交额相比2008年上涨了24%，但是这个数据远远不能和美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在金融资本业的延伸来相匹配。就是说我们作为资源的配置，资本的整合，以及对市场整个金融的服务还是非常非常的欠缺的。但是，这个行业的崛起同样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关注，也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包括现在这一块从整个我们这个行业的政策、市场的转向，从中国拍卖业发展的这十多年，从政策型转到了市场型，下一步完全会转向市场，转向市场的同时这里就是和我们金融业和资本业有一个很大的兼顾，就是说这个行业是因势利导的，为市场调节牵线搭桥，而且给资源配置、A股开道，我希望在座各位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介入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前景，和国际接轨。

主持人 陈平：我们把眼光稍微的放的远一点，我们现在坐在这儿，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多了，大家从一年之前近乎灭顶之中解救出来了，但是我想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作为刚才在台上的这些监管者，大公司的领导人以及作为我们个人对他的整个的成因状态如何避免进一步滑向灾难性的状态我们都有很多的思考。实际上刚才祁斌也在讲中国的资本模式的发展，在这里，从各个角度来说除了金融衍生产品此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状态，比如说资源配置的失衡，以及各种价格和价值的失衡。现在大家经常用的一个熟词是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我想是不是请黄总从一个跨国公司和尤其对整个市场具有非常指标性意义的行业的角度来说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过去一年中，整个行业像过山车一样，从摸到天又跌到地，从这个角度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想法。

黄必烈：今年是行业灾难性最大的一年，伴随着世界金融和贸易形势的恶化产生的结果。刚才主持人说了经济发展总量，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或者是从我的知识和经验来看，真正理想状态的平衡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理想。就像世界大同，真正的和谐社会我觉得需要努力，但是很难达到。实际上我们想，尤其是在中国特定文化的土壤里面，我们可以以市场看不见的手来为主要的条件和手段，以政府的行政的调控和必要的适当程度的干预，两个手段双管齐下的做一些平衡和协调的工作，有可能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均衡状态。

实际上这些年，尤其是2005年以来，我们都知道整个运力的供给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需求。但是同时大家为增长的持续的、永久的期待。就像我们股票涨起来，我们永远希望它涨，我们也希望这个市场持续的乐观下去。怎么样去调解呢？只有用经济的手段去调解，政府给一个适当的支持或者是补贴，让大家共度难关。所以我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市场是不存在的，但是辅于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手段为主，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主持人 陈平：我想说实际上航运业和造船业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经历了历史上最繁荣的一个时期，请您继续说几句。

黄必烈：其实我们做了一件傻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2003年把我们的远东到欧洲大陆的干线的海洋运输下线了。但是到了2004年上半年开始整个的运价大幅度的提升，就是刚才陈总说的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需求和中国的因素导致了国际贸易量的增加，从而导致了运价的持续的上扬。

到了2008年下半年以后，一个是运力供大于求，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金融和贸易市场失衡，金融危机导致了整个经济危机，是这么一个失衡的状态。但是谁也无法意识到这个市场究竟需要多少船，就像一个饭店做多少米饭和菜才够他今天的客人吃，又不剩，又不少，这是很难预算的。我们现在国有企业投资有一个杠杆，有一个标准的线，我们的误差率不能低于10%，如果超过了10%了，有12%的误差率，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说在国有企业做领导很难的，你要有90%的准确率。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对经济的总的理想状况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实现的手段不一样。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综合两种手段，达到一个目标。

主持人 陈平：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说，实际上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的整体国家向公司转型，如何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我还是想把这个话题交给郭女士，因为郭女士比较有经验，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创造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是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一个生态的体系，有不同的价值，在这里如何使得这个创造不仅流于规范，而创业板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请您发表一下看法。

郭女士：谢谢，创造业、制造业、传统行业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链中最主要的。我也有一些自己的产业链，但是这个产业链运作起来最主要的就是人力资源，资本市场的PE也好，PC也好，PL也好，主要是说能有多少企业和制造市场相结合，那么就是说国家的制度和企业的制度，国际上来讲体制内和体制外如何匹配好，刚才有一个王总是美国集团的，讲的也很对，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结合好，你的亮点和核心是什么，如果你把这一点考虑好了，你们市场前景是很好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企业无论是中小企业也好，或者是说发展型的企业，高新企业都会很好的。

主持人 陈平：刚才郭总谈的很有意思，实际上到最后的整体竞争包括了整个制度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竞争。实际上中国在现在的状态下整体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第一个就是说既要解决一个国家的产业的转型问题，同时要解决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巨大问题，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同时又要给这些人工作的机会，整个的这一套体系。刚才祁斌谈的时候谈到了中国整个的市场实际上是重股市，不重债市，实际上一个更宽泛，更广大的课题是中国往下走，资本市场是走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走美国的模式还是走欧洲的模式，美国的模式和欧洲的模式有一个对比，美国的模式有很强的股市，有很强的公司债市，欧洲的模式有一定的股市，但是有很强的银行系统作为解决公司的融资问题。同时，第二点，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以股东原则为第一的，股东是以股权投资为第一的，欧洲模式是更均衡的所谓的战略相关者，包括员工和政府。第三件事情，实际上美国模式的主要的驱动是一个公司的经济和财务上的赢利状态，而欧洲模式可能更注重一种平衡的政府社会的发展，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里头，我们整体考虑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同时要看这个制度为我们设定的社会目标和未来整个社会所成长的方向型要定一个调子。

我们现在想把问题交给在座的观众，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嘉宾可以回答。

提问：大家好，我是来自当代经理人杂志的记者，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一下台上的嘉宾。我注意到台上的嘉宾有来自国企的，也有来自民营企业的，这次金融危机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谈一下在金融危机中你们感受到来自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和资金支持力度上有哪些期望，比如说关于税收和信贷。

主持人 陈平：我把问题稍微重复一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管是中小企业也好，国企也好，私营企业都受到了很多的挑战，你们能感觉到中国国家在政策上，不管是税收还是其他的行业政策上有没有一些支持，你们感觉力度如何呢？

翟金叶：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想您问的问题应该是当下国企也好，民企也好，我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机遇期，一个人才和宏观调控的对接，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当下的机遇是非常大的。我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在现阶段得到了非常大的支持。首先是企业在于整个政府的行政这一块的支持，其次是政府在于你企业发展的诚信机遇的支持，也就是说逐步的在跟国际企业发展和中国行政的接轨，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现在一个企业你有创造，开拓和创新，你为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责任和贡献，那这一块其实国家对你这一块的政策也是随着企业的发展是相互对接的。机遇摆在面前，形势也是很严峻的，但是只有你抓住的时候，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对于企业家来说机遇是非常大的，谢谢。

主持人陈平：我也再说两句，我感觉这次实际上刚才银监会的领导也谈了，中国金融企业在这次过程中是全线而退，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中国有比较有效的监管，第二个是中国也比较幸运，中国还没有玩过这些最漂移的金融创新的时候金融危机就来了。由于中国还仅仅是在算帐的层次，还没有玩飘，所以这次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刚才说中国的国家政策，当然了在全球中国这次是率先复苏，这和国家的整体的财政支持和所谓的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大量的信贷的宽松是有巨大的关系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我想这两个问题往下需要考虑。第一个问题是说在这次过程中，国企、民企或者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有巨大的优先权，而这次过程使得国企非对称的享受了国家的信贷放松，而如何使中小企业和私企能够有进一步的融资渠道和有能力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我想不管是从监管者，从政府，以及从从业者来说都是要有深刻思考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量的钱进来，进到哪里去了，实际上我刚才谈到过一个中国的市场状态，就是中国过去十几年的成长和整个世界分工的新格局，有巨大的消费，所以有匹配的状态。这件事情可能以后没有了，中国的出口状态如何持续，这个跟黄总的企业也是相关的。

第三个事情就是钱进来了，是进入实体经济了，还是进入虚拟经济了，钱进来了以后是真正进入制造业了还是进入到股市和房市去了。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在消费状态没有通货膨胀，但是市场通胀是非常严重的状态。说股市是过大的主观判断，一年前大家都在讨论说股市往后是哪个形状，是U型还是V型还是L型，似乎大家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共识好像说中国是一个V型，迅速的反弹。但是往下走，有没有可能走出一个W型，不管是从业者，还是整个的监管层，还有整个的公司的领导层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