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诚诚
1982年的春节，年广九又险些因为投机倒罪把被抓入狱。事后很多年，这个日后被称为“全国第一商贩”的他，才知道自己当年是多么幸运的逃过了一劫。
那年过大年之前，安徽省分管财贸的副省长胡坦到芜湖视察，听说很多部门向市里领导反映，有个叫年广九的小商贩，在自家雇用了一百多号工人炒瓜子。芜湖市工商局要去抓他，理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胡坦讲，“这不能干，年关快到了，不要把小商小贩搞得哭哭啼啼的，过年都不安稳。”
年广九因为胡坦的这句话，过了个安稳年。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路线”
任何一顶帽子都随时可以扣在他的头上。
当年，年广九“钞票多得发了霉，在自家院子里晒钞票”的段子，已经广为流传。而在左倾思想盛行的掌权者的眼中，这也成了投机倒把罪的重要依据。
时任安徽省农委主任的周曰礼日后回忆说，他也曾接到芜湖农委的汇报，说是年广九的日子不好过，便派人到年广九处私访。
日后，私访的内容被作为报告的一部分上交到国家农委主任杜润生手中，再由其递交邓小平。邓公看了年广九的材料以后讲了两句话，“这些问题刚刚开始，我们不要匆忙，不要急于下结论要看一看，”“就那么几个人，搞资本主义再把他拉回来就是，让人家搞一搞有什么可怕的。”
邓公短短的几十个字，改变了年广九一生的命运。
年广九的幸运不是偶然的。1982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年后，经济市场化的浪潮，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蔓延。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城市经济铁板一块的体制，不断受到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冲击。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家庭作坊，开始在城市中兴起。年广九只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
日后，人们发现，这种个体经济不但有效地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为国家创造了税收。城市私有经济的萌生的大戏开演了，历史饶有趣味的选择了一个大字不识的小人物当第一主角。年广九纷扰、跌宕的一生，从此就没有和这个身份脱过干系。
第一商贩起步辛酸
年广久诞生于1937抗战爆发那一年，对于早年的生活记忆，就是一个苦字。他出生不久后淮河水灾，全家乞讨到芜湖，父亲靠摆小摊养家糊口，年广九很小就沿街叫卖。在1972年开始卖瓜子之前，他卖过水果、冰棒、鱼，起早贪黑赚取的微薄收入，要养活全家老小六口人。
1972年的年广九遇到了水果小年。据其回忆，当年自己真是没米下锅了，找一个妇女借钱，借五块钱，人家只借给他两块钱，他就蹲在地下哭。隔壁卖瓜子的熊师傅说，你蹲在地下哭干嘛？他说我有三个儿子，我这么点钱怎么生活，我只有两块钱，我就借到了两块钱，我马上就要把三儿子就有可能卖掉。
好心的熊师傅可怜他，教起了他炒瓜子。日后成就年广九成为百万富翁的瓜子生意，就在这万般艰难的窘境中开始的。
学会炒瓜子的年广九日后跑遍几十个城市，尝了几十种瓜子的口味，瓜子炒得越来越香，生意也越做越大。还给自己的瓜子起了个上口的名字叫“傻子”。四年之后的1976年，他的家庭作坊已经初具规模，雇用了工人130个，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批百万富翁。
精明降价占领市场
1978年年广九凭着小商贩特有的敏感，嗅出空气已经变了。这时他决定在芜湖闹市区摆摊设点，随后，他又做出了一个当时让人们惊骇不已的动作，那就是在瓜子还供不应求的时候却大幅度降价。
当时国营瓜子的价格是两块四毛钱一斤，年广九硬是将傻子瓜子从两块四降价到了一块七毛六，从国营企业口中夺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价格便宜，味道又好，降价销售让傻子瓜子引发了销售狂潮，在芜湖市闹市口，傻子瓜子的门面前，购买瓜子的长长的队伍也成为当年的一道奇观。
“当时生意好那个啊，店两边，一边
1982年底，年广九的“傻子瓜子”正式获得了国家注册的商标权。80年代初，品牌瓜子在芜湖无疑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国营商店里卖的瓜子只有品种之分没有品牌之分，年广九的傻子品牌不但在芜湖独领风骚，而且带动了整个芜湖市炒货业的发展。
年广九发达了，钞票多的要晒到院子里。据其大徒弟王铭智回忆，当年最辛苦的事就是晚上点钞票，比炒瓜子还辛苦。“老爷子的钞票是桶装的，铁桶，一倒下来像山一样的。一看到它头就发胀，炒瓜子还不会头胀，就是点钞票头胀，那时候点钞票，一点最起码要点2个多小时。”
这时候的年广久，白天卖瓜子，卖完了瓜子就回家数票子，晚上再汗流浃背炒瓜子，这是他40多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过的奇妙经历。总觉得自己生活在压抑之中，又没多少文化的年广久，成了当时最先富起来的人。但是，他张扬的日子、他不断扩大的家庭作坊，越来越多的帮手、工人，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非议。
雇工风波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年之后，以农村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向城市转移。在芜湖市，街头巷尾个体小商贩的身影开始多了起来，而在北京《人民日报》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北京城里个体经营者卖“大碗茶”的事。一个鼓励人们富裕起来的时代开始了。不过，人们对于个体户是不是资本家，雇工人算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困惑的。
当时的中国，还仅仅允许小业主存在，资本家还是人们谈之色变的东西。当时规定，如果你有7个以内的帮工，基本上还算小业主，如果帮工超过7了，就属于资本家了。
年广九在当时一百多个工人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的一个企业了，实际上已经是最早的私营企业，这就带来了很多政策上的问题。年广九到底算不算资本家？他的企业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这在当时都争议很大。
1980年，邓小平对年广九“放两年再看”的态度，成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对这一类问题的公开表态。中共中央即对此提出了“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在此后的两年，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在理论界一直没有停歇过。
1984年，这一问题再一次被提出，邓小平的态度还是“再放放”。民营经济便在邓公“三不政策”中展开了。直到1987年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民营经济才被真正正名。这十六个字是“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而在那时，民营企业已经在现实中广为存在，在舆论上不存在任何争议。
政策不是唯一的发展障碍
扫除了政策障碍的瓜子并没有因为邓公的特赦，走上一平万里的发展之路。作为第一代商贩，年广九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日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使得年广九的生意屡次陷入困境。
80年代初期，在意识到芜湖市场已经饱和之后，年广九便把目光投向了华东，尤其是上海市场。因为当时傻子瓜子在上海卖的特别好之后你就想到要收购迎春瓜子，结果没想到出了质量问题，被上海媒体大曝光，产品形象大受影响。
1984年，年广九还主动的向工商部门提出，要和一个集体的或者这样一个有正式合法经营能力的这样一个单位提出联营，这时候叫戴红帽子。然而，后来因为关系不和，不欢而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年广九开始进入了人生的一个低谷。由于涉嫌经济案件、由于在1986年春节在全国搞有奖销售被紧急叫停，迅速扩张的瓜子生产和销售遭受重创，傻子瓜子公司已经开始陷入了困境，1991年，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重要谈话，明确回答了困扰人们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年，年广九的名字第三次被邓老提及，年广九才又一次被无罪释放。
芜湖市市委书记金庭柏对年广九的评价是，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
“他在改革初期的这种功绩，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在那个时候，他把瓜子造成那个样，应该说他是一种创新。另外，他敢于降价，敢于冒险，在这个时候，他能够把瓜子越做越大，这是一种冒险精神。作为个体作坊生产，他已经做到了极致。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文化的局限性就决定了他法制观念的局限性，他所以坐牢，他不善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另外一个方面，他的现代公司的意识，法人治理结构这种意识是没有的，瓜子膨胀到几百万，几千万斤，流动到全国，在各个地方建立了许多协作厂，建立了基地，这个情况下，他无法驾驭这个局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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