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锡良 （北京无线电厂原总工程师）
北京无线电厂成立于1956年，由北京和上海的两批小手工企业和修理工等人组成，厂名为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当时连固定的厂址都没有。第一任厂长为张德有同志，毕业于清华大学，既懂技术，又善管理，并有远见博识，建厂二年内，选完了具有12万平方米的华北党校作为永久厂址。从各单位调进了大批工人和技术、管理干部，成为一个机构健全的，有三千名人员的正规大厂。约1960年改名为北京电子仪器厂。后来分出了电视和仪器两个开发部门和车间到另地建厂，我厂专业生产收音机和收录机，定名为北京无线电厂。
建厂初期，从1956年到1960年代末，有一位老技术员何起蜇同志，才华出众，全兼电气、外观、机械结构设计于一身，开发了牡丹牌电子管收音机的许多品种，如渔船用的直流收音机，和交流七管711型和九管911型、6管620、624、626、6204A等多种型号的台式机，并在911机基础上加了一台自动开合的电唱机，形成落地式的大型机，曾作为国礼送给加纳总统恩格鲁玛。后来又参加了
我是一名高中生，1949年高中毕业后即考入军东军政大学，展转到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学了半年的长途载波电话，我们这批学生是从事中央和各大军区建立长途载波电话的第一批人员，我因学习成绩不错，留在学校（当时已改名为解放军通信学院）的长途电话实验室当实验员（后任主任）、辅导学员实习。
1958年3月转业到北京无线电厂（当时仍叫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的设计科，我对收音机一无所知，自己买了许多书籍刻苦自学，并得到三位恩师的指导（详见给联谊会的一封信），并在实践上向何起蜇老一辈学习。较快的适应了工作。当时全厂只有二台仪器，1959年厂长命我全年去各地寻购大量的各种仪器,充实设计科和车间的需要，其中争购到一套国际权威的丹麦BK公司的声学仪器，使我厂在收音机的电声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60年起我从研究电声性能逐渐到高中频部份，学会了整机的设计。（收音机主要分接收性能和电声性能两部分）。并为我厂一向重视电声性能的传统打下基础。
从事的工作中，记忆较深的有：
1、1960年为人民大会堂北京厂的特级收音、电视组合机中设计了左右两声道音频放大器和高、中、低三分频的落地式大音箱，经北京专家们试听后认为音质已达到高保真水平。
2、1964年主设计的电子管
3、1970年主设计的二级晶体管941型便携式收音机在全国评比中得第一名。
4、1974年我厂开发的最高水平的晶体管2241型台式一级机中，我担任调频部分的电路设计（当时我厂我是第一个研制调频，并且起点高，要达到一级标准），后在全国评比中2241型得了第一名。
5、1976年8月为毛主席研制有线助听装置和中央高级首长的有线通话器。
6、1977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科技工作者，出席北京饭店召开的北京市科技大会，历时一周。
7、1978年主设计二级台式晶体管1441收音机，被北京仪表局评为二等奖，出席通州表彰大会一周。
8、1986-1987年电子部下文我厂，要将调幅收音机的基本参数和调频收音机的基本参数两个部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我出席起草小组，主起草制定“声音广播接收机基本参数”国家标准，（将调幅调频合成一个国标）即GB9374-88《声音广播接收机基本参数》
9、2002年第4季度（10份）到2003年第4季度（11月份）我在广东中山市力响公司担任设计师（只我一人）一年中开发了二十多种收录机产品，公司以极低出厂价和大量的产品（公司老板承包了十多个工厂、三十多条流水线，一天产量可达3万台），迅速搞跨了内地的国营企业，1993年内地不论老名牌（熊猫、美多、红灯、牡丹等）新名牌（燕舞、星球等）都像雪崩似的倒闭。我不知不觉中成了杀手。这也说明从苏联学来的官僚主义式经营管理的计划经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必然要遭到灭顶之灾的结果。现代新兴的收音机企业，已集中在广东，设计新颖，制造精美，并打通了出口全球之路，兴旺发达。
10、2007-2008年信息部又下达文件，要我厂修订GB9374-88的国标，厂内已无人能承担此工作，把我召回（我已离休），主持起草GB9374-200X声音广播接收机基本参数》，历时十个月，完成报批（现正式批文尚未下达）。我已年达80岁，有幸画上了工作的句号。
此外，从1962年到1986年，我陆续写了些有关收音机的书籍，论文和科普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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