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 海鸥照相机飞向世界

飞出上海

1968年，上海牌照相机正式使用海鸥牌注册商标，从此“海鸥”飞出上海，成为新中国照相机工业的标杆。这是为推动出口而做的改动。据孙老先生回忆，4型系列相机出口后，得到出口地一些反馈。原来按照国际有关规定，以地名“上海”作为商标不能在国际上注册，相机说明书上的熊猫图案亦不能用。因为多数照相机出口到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熊猫的图案在伊斯兰教徒看来酷似猪。为避免造成误解，熊猫图案也被换下。

这时，上海轻工进出口公司提议采用其注册的“海鸥”牌，海鸥与上海有关，又有“飞向世界”的含义。不过，这或许都是后来人们的美好附会。那时，叫“海鸥”的产品多得是：“海鸥”牌洗涤、化妆品……。

孙老后来才听说，海鸥是被西方人看不起的海鸟，“又懒又馋，老是跟随在轮船后面，抢吃船员倒在海里的残羹剩饭，后来才知道对海外宣传并不十分有利。当时没得选择，要出口，必须得用轻工进出口公司指定的商标。”

“上海4型可以说把当初从事照相机事业的人们的精神传给了我们……尽管已经生产了40多年，我手头上的上海4型相机依然动作轻快、从装胶卷、设快门、调焦、按快门、上胶卷、到最后去除胶卷都是畅通无阻。和其原型禄来相机一样，动作安全简便。即使是早期产品，做工也很结实，不愧为后来大为流行的海鸥系列相机的开头。”日本相机收藏家陆田三郎在其著作《中国古典相机故事》中，对40多年前生产的4型照相机，仍不吝赞美之词。

4型系列在国内有众多模仿者，风靡一时。4型系列中，被仿造最多的是4B型，重庆宁江机械厂在1968年生产的峨嵋SF-1相机，丹东照相机厂于1974年至1980年生产的牡丹双反相机系列，武汉照相机厂1973年生产的黄鹤相机等，都证明了4型系列流行之广。

少数人的“玩具”

“那时候，上海300万人口，玩相机的最多只有3000人。”和相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林家瑞告诉网易财经，五六十年代，能玩得起相机的是极少数人，即使玩也是“穷玩”。林师傅受父亲影响，从小喜欢相机，退休后在上海最大的星光摄影器材城开了一家二手中古相机店。

当时，拍照还是项挺有“危险性”的昂贵爱好。“有很多人拍照后，自己冲自己洗，那时候人民群众警惕性很高的，我自己冲洗相片，暗室里开着红灯，只要有红光透出去，里委干部要报告派出所，派出所再来调查。”林师傅笑着回忆，在吴淞口端相机拍照，都会被怀疑成特务，而聚会讨论拍照更是不敢想，“一活动就说是裴多菲俱乐部。”

胶卷也很贵。“胶片都是苏联匈牙利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剩下的零碎片头，卷好了，1块5毛钱一卷，匈牙利的片子5块钱一卷，等于现在四五百元了吧。”林师傅拥有的第一个国产相机，就是上海牌58-1，当时他已参加工作，月薪74元，买得起80元的58-1。

在国内，虽然相机仍是奢侈品，不过4型的价格是工人一个多月工资，为更多人接受。“到4型出来以后，接着有4A型、4B型、4C型，特别是4B型出来之后，80块钱一架，应该说相当便宜。我大学毕业的那几年每月工资一直都是65块6毛。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根本就没加工资。但是有些劳动力比较多的家庭也是能够买得起。”孙晶璋说。

而到70年代初，“海鸥”牌照相机紧俏到需要通宵排队才能买到。孙晶璋也曾受亲戚朋友委托，裹一件大棉袄，晚上六七点钟去排队，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拿票买。

起步晚，而不落后于人

从无到有的的第一架58-1型相机，充满了当时工匠的朴素和执着。它是由一群当时相机店的学徒和中央商场修钟表的手工业者，聚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惠罗公司六楼的一个小阁楼里，参照着德国徕卡（Leica）3B型相机敲敲打打，摸索出来的。

负责制造的是一支杂牌军：相机的金属部分由技术人员仿莱卡制造，镜头由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设计，镜头加工委托给了上海吴良才眼镜厂。

现已80岁的海鸥公司老员工孙云清，当时跟着自己的钟表师傅，见证了第一架上海相机的诞生。“相机做出来后，在中苏友好大厦工业陈列馆展示，外国人看到很惊奇，让讲解员拿出来看看，但我们只有一只照相机，摆摆样子的。”58-1和其后继上海58-2成为中国照相机产业首批大量生产的高级相机。

而负责给58-1照相机画设计图纸，为大批量生产做准备，正是孙晶璋57年在上海照相机厂筹备处的毕业实习作业。

“德国莱卡3B型号是1936年出来，我们是58年开始做，比他们晚了20多年。但是我们一起步就到这个水平了。这种照相机苏联也刚刚开始搞。他仅凭自己的力量也生产不出，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把德国的工厂、工程师搬回去，才开始的，大概1950年左右就有照相机出来。美国的照相机工业规模很小，我看他不是不能搞，可能是它的重点不在相机，而在汽车。比中国先进的还有日本，日本在二战时已经有照相机了，而且有几个照相机厂。除此之外，我们算是先进的了。当时，香港、台湾根本差太远了，我们起步得比较快。”孙晶璋回忆道。

同样在六十年代初，中国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生产135胶卷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的国家。1964年上海照相机厂开始仿制日本美能达（Minolta）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当时模仿的是1962年问世的美能达SR-7型的结构和造型，但SR-7型的自动测光系统的元件当时国内都没有，只能把这部分去掉，因此最后实现的性能大致相当于1958年推出的美能达SR-2。

通过了试制定型后的相机被命名为上海DF型，1966年开始批量生产后又改名为海鸥DF型，世人熟知的“海鸥单反”由此诞生。海鸥DF型单反相机以及其各种改型连续生产了数十年，产量以十万计，记录了无数珍贵时刻，也成为了许多摄影人的启蒙助手。

“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也要有”

诞生于大跃进赶英超美年代的上海照相机厂，摆脱不了浮夸风的影响。文革中七十年代初的“东风”、“红旗”相机更是严重脱离现实，只为满足某些自我膨胀的要求而造。1968年底，上海照相机厂接到任务，仿照瑞典“哈苏”500C（Hasserblad）照相机研制“东风”相机。孙晶璋介绍，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款使用120胶卷的单镜头反光照相机，日本的勃浪尼卡（Bronica），玛米亚（Mamiya）645等同类型照相机均尚在研制中。

同时，另一艰巨任务——仿制西德莱茨照相机厂生产的徕卡（Leica）M4照相机，（这在当时也属于世界上最高级的35毫米照相机之一，和瑞典的哈苏都是各自类型的顶级机），落在上海照相机二厂。1969年，正值国庆20周年，上海照相机二厂将仿制徕卡M4 的照相机称为“红旗”。这些据说都是喜欢摄影的江青的意思。

后来，江青又下达了新的“圣旨”：“哈苏原型机的快门只有1/500秒，我们必须达到1/1000，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也要有，也能有。我们既然能做1/500秒，为什么不能做1/1000秒呢？”

现实是，当时的中国照相机工业总体技术水平还很落后，没有高纯度的光学玻璃，没有合格的、精度较高的金属材料，没有高精密度的机床设备，光凭一股热情，怎么能生产出世界一流的产品呢？负责快门设计的孙晶璋内心质疑，可面对这一无理的要求，也只能用点小聪明蒙混过关。他的办法是，在1/1000秒时，快门的最大通光口径从镜头的最大光圈f/2.8缩到F4，这时大于F4的几档就不能用，但最高1/1000秒的快门速度是达到了，用孙晶璋的话说，是总算“将江青糊弄过去了”。

进入九十年代，海鸥错失了数码相机的发展机遇，受进口照相机的夹击，走下坡路已是不可避免。孙晶璋指出了海鸥衰落的两个原因，国企体制问题和基础技术的薄弱。

“照相机是应用技术，要靠基础技术支撑。如果没有基础技术支撑的话，就发展不起来。电子技术不行，材料技术不行，机床技术不行，什么都不行，那么没办法，我们只能全靠引进，全都是日本过来。你能够引进一个，你能够引进两个，但你不可能什么都引进过来。”孙老感叹。

而眼下的海鸥，不知何时才能再度展翅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