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突然撤走让我们学会独立－－专访乐凯集团现任总经理张建恒和老员工

网易财经：朱碧英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乐凯的？

朱碧英：我是1958年乐凯搞筹备处的时候过来的，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以前在这里干过一段时间，这个单位是1952年电影部门在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下面搞的一个筹备处、实验室，为建厂做准备，招了一些大学生，那时我就来了。一年以后，这个项目的156的项目缓建，就把这些大学生分配掉了。我就被分配到了新闻电影制片厂，1953年去的，一直到1958年，在那儿待了几年。后来知道这个厂又立了项目重新建，选厂要到保定搞筹备处，我就要求过来。后来就过来了，在南大街，那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

网易财经：就是现在的厂址？

朱碧英：对。为什么要选在这里，据他们说，是一个搞环境保护的人大委员负责选址的，为什么要选在保定？一是保定的水质好，一是离北京近。还有一个条件，这里的地，原来棉纺厂要过来建二棉，这片地的探测资料都有了，资料齐备，又是平地，我们过来十分方便，不需要拆迁，所以就选在保定了。

网易财经：可以说乐凯是白手起家。

朱碧英：是的，说实话，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也不懂做胶片，从前没有胶片，为什么国家要搞一个胶片厂呢？那时胶片是很有利的宣传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需要做宣传工作，需要胶片，当时我们在东北也是那样，没办法自力更生，美国禁运，胶片进不来，就把旧胶片的药膜洗掉，形成一个片基，再在一个机器上涂一层或两三层乳剂，当时就在东北做再生胶片。做出来的再生胶片质量很不好，涂出来边缘总是不圆，现在我们涂得很宽，边上都要切掉，只要中间的，但那时只有很窄一条，想切也切不掉，用一用也觉得不行。后来国家就决定建一个胶片厂，但当时什么都不懂，虽然我们一些技术人员过来了，看了点书，懂了一点，但要做还是不会的，后来就是苏联援建的。

但后来苏联跟中国关系不好，苏联专家来了，我也就看见了一下，没怎么接触，当时苏联专家过来是帮我们搞基本建设，和我们搞技术的没什么关系，所以还没怎么见到苏联专家他们就撤了，一些没过来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指标都不给我们了。当时我们就非常困难，片基来了，但缺一个三柱活塞泵，就是打棉胶的泵，还缺一个电机自动控制板，很着急，怎么办呢？就派人出去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图纸，反正有一个同志，一个中专生，指定他专门找这个三柱活塞泵，这个人姓曹，一直在外面跑这个，后来我们都叫他曹三柱，现在谁都知道曹三柱。控制板也是在附近组织加工、找一些研究所解决的。再就是技术的问题，当时的彩色片是从苏联过来的资料，是水溶性的，现代人可能不懂什么是水溶性、什么是油溶性，这个成色剂是溶在水里的，放乳剂加入水里就行；当时苏联的这个资料也不是先进的，而是从二战时从德国弄过来的，因为德国是战败国，苏联就直接从德国弄来了。所以我们先做水溶的底片，做出来的东西不能跟外国的竞争，因为外国的公司做的都是油溶的，水溶的做出来颜色不好看，清晰度也不高，所以我们就提出要做油溶的，那时候化工部很支持我们，在国内组织了一些。

那时口号就是要赶超日本富士和美国柯达

网易财经：那时是什么时候？

朱碧英：是七几年。

网易财经：文革当中是吗？

朱碧英：是的。化工部组织了一个研究油溶正片的会战，研究单位把人家的片子一层层剥下来，把油溶的成色剂分离出来，分析它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些技术人员真行，现在的这些技术人员技术倒是高，但他们没有这个心。

网易财经：没有这种耐心？

朱碧英：没有这种耐心和贡献精神。当时很艰苦，把油溶的成色剂剥离出来，分析出结构，然后给我们合成，我们合成出来后又到北京化工厂、上海化工厂扩量生产，就这样一步步的提高了我们的产品，那时的口号就是要赶超日本和美国，赶超日本富士和美国柯达公司。

当时我们买了一台日本机器，日本带着机器，来了一个配方，但这个配方是黑白的，当然，他们的黑白配方也比我们的黑白配方好，所以我们也用它的，但没有彩色，彩色还是我们自己弄的。我觉得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在这些工作里很不容易，使得胶片逐步建成、逐步完善，产品的品种逐步多起来，成为了一个完整的胶片厂。

网易财经：乐凯公司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个黑白胶片，您还记得当时生产出的这个产品吗？

朱碧英：不太记得了。反正化工部对我们支持很大，每次产品出来都会让我们做拷贝，组织人去看，当时不只我们一家胶片厂，轻工部还有几个，上海的、天津的，组织这些厂一块儿过来看，我不记得具体是怎么弄的。那时候有油溶的、水溶的，轻工部生产的、我们厂生产的，都组织在一起，在全国放，看哪家的片子好，油溶的好还是水溶的好，最后看还是油溶的好。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油溶的，做的是水溶的，天津厂做的是油溶的，一看天津厂的片子比我们的好，我们厂就决定做油溶的了。从胶片厂发展的历史来说，这些品种的发展是前提，有了它的发展才有工厂的发展。

网易财经：刚才听到您介绍1958年过来时还是一片荒地，还有苏联的援建项目，但没过一两年他们又走了，您这代技术人员好象都非常艰辛，走过的路都十分不容易。

朱碧英：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不知道别人，但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在学校里一共学了四国外文，看资料就比较方便，所以一直在看资料，其实厂里的行政工作没有做多少，后来让我当副总，我就管管行政工作，生产工作。

网易财经：从乐凯的发展来看，您在乐凯也是贡献了自己一生的心血和力量，最后请您对乐凯未来的发展说几句祝福的话吧。

朱碧英：我觉得乐凯应该转行，至于转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管这个，但我想应该根据我们现有的条件，厂房、设备、技术人员、经济条件等各方面来衡量转什么好，咱们这些老同志都这么想，有时候一块儿交流都会发愁，因为我还有一个女儿和儿媳妇在乐凯。

专访原乐凯生产处处长谭绍勐

网易财经：下面我们请到了另一位老人家，1958年来到乐凯，和乐凯走过了50年的风风雨雨，坐在我右边的老人家叫做谭绍勐是原生产处处长，今年73周岁了，也是一位见证乐凯历史发展的老员工，首先您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您在1958年来到乐凯时的情况吧。

谭绍勐：1958年，我们先是在北京集训，因为这个厂子筹备的前身是文化部筹建的，到1956年才由中央领导批示转到化工部管理，所以当时来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文化系统的人，从各个电影制片厂抽了一些青年人过来，我就是1958年4月底到北京办事处报道，开始集训的。集训之后实习，到1959年我们才过来。保定这个建筑工地是1958年7月1日动的，1959年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起了一些房子，但生产还没有正式进行，刚刚破土动工不久，不到一年。

网易财经：您刚过来的时候也是20刚出头吧？

谭绍勐：22岁不到。

网易财经：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时候，当时也是浑身充满了干劲吧？

谭绍勐：是的。

网易财经：您当时是大学刚毕业？

谭绍勐：没有，我们那批人里有一部分是从电影制片厂调过来的，我原来在北影做行政工作，算是调干调过来的。

网易财经：中国第一个电影胶片就是我们厂生产出来的，您还记得当时生产出胶片时是怎样的情况吗？

谭绍勐：它的建设投产是在1965年，电机开始配套了，有资料写1965年生产出了第一批黑白电影正片，实际上早在1959年7月1日，我们就用很简陋的东西生产了中国的第一卷黑白电影正片。

网易财经：1959年就生产出来了？

谭绍勐：是的。我们那批实习队在汕头有一批人实习，在天津有一批人实习，1959年初，这两批人实习回来，技术师是1959年5月1日之前到的，我们抢着安装，在当年7月1日拿出了一卷黑白正片献礼。等于是试验生产，但拿出来可以用，当时设备简陋到什么程度呢？没有蒸汽供应，就用烧茶炉的办法供热水溶解乳剂，低温的时候凝固了，使用时在流体状态下才能使用，所以要把它溶化开，乳剂合成时也要温度，这些热源就是靠茶炉热水来供应的。批量生产是在1965年后。

网易财经：乐凯是苏联当时援华156个项目之一，但到1965年片基才开始生产，中间这个过程困难重重吧？

谭绍勐：原来我们虽然不是156个重点工程里的，但确实也是苏联援建项目之一，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援建就停止了，原来定了合同要供给我们车间的设备没有及时到或者供应不全，迟迟没有生产起来，我们原来学的这套技术都是前苏联的，由于苏联撕毁了合同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客观影响，建设周期长了一些。

网易财经：之后胶片就开始大批量生产了？

谭绍勐：是在1965年之后。高峰是在1986年之前，这之前我们自己建的线在国内还算比较先进，但跟国外相比肯定有很大的差距，当时面临着一个形势——电影衰落，由于电视的崛起，电影的市场开始下降，原来我们的厂叫做化工部电影胶片厂，后来叫“第一胶片厂”，从80年代初开始适应市场需要，从更多生产电影胶片转变为生产民用胶片，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变动，在1984年、1985年开始引进一条彩色生产线，也是现在股份公司的主力车间。

网易财经：主要生产民用胶片吗？

谭绍勐：主要生产彩色胶卷、彩色相纸和彩色正片，当时叫“三彩”，那次的转变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1985、1986年引进了生产线，做了技术上的改造，这为乐凯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网易财经：我们当时的这条生产线是从日本引进的？富士公司吗？

谭绍勐：不是，是日本的一个小公司，富士这样的公司不理我们，后来找了一家二流厂商，叫“东方”，实际上做这个东西的企业自己做不了，还要找其他企业帮忙。

与当时另几家胶片厂走了不同的路

网易财经：乐凯从1958年建厂，苏联援华，技术、设备都是由他们进行援助的，80年代时又从日本引进了生产线，也是从国外引进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两次外资引进的，这对乐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谭绍勐：第一次引进苏联是不得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我们在交往上少，他们也不可能支援我们，当时国家建设都是倾向性的，依靠苏联。哪知道跟苏联的关系一破裂，我们的进度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片基车间为什么开不了，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个三柱塞泵，输送棉胶的泵不给你，棉胶配好以后输送不到机器上去啊，后来这个泵还是我们找保定的一家“永安农业机械厂”帮我们做成的。

网易财经：是非常著名的厂吗？

谭绍勐：小厂，但是为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网易财经：当时还有几家胶片厂。

谭绍勐：汕头的公元，厦门的福达，上海的胶片厂和我们都分别引进了涂布生产线，但走的路不一样。公元和福达是全套引进，除了引进硬件之外也引进软件，花销多，吸收起来慢。保定胶片厂只引进关键的硬件设备，引进专业，工艺技术和配方上我们自主研发，原材料供应也是以国内配套为主，当时我们原材料的自给率大概占了90%几。

网易财经：完全独立了？

谭绍勐：接近了。公元和福达相反，特别是汕头公元，他们和日本富士公司有一个协定，买富士公司的原材料生产，才能保证你的产品质量，所以他们要大量买富士的原材料生产才行，其结果还不如买他们的胶片裁切整理包装呢，这样一下就把他们的脖子卡住了，以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于山头、福达的技术更新不了、消化吸收慢，运行不能达产，债务越背越大，后来这两家工厂相继关闭了，而在竞争当中，乐凯硕果仅存，就是由于建设了一个以独立自主为主生产体系，引进硬件，必要时引进一点软件，但不受制于人，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你说的前后两次引进，在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间，和苏联援建胶片厂是不一样的，那次是不得已，后来从国外买关键设备，那次的改造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也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网易财经：现在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光学薄膜这块？

谭绍勐：就是膜加工。

网易财经：您觉得这块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谭绍勐：要发展，离不开一家企业自己的特长，乐凯公司原来的长处在于感光材料生产上，这是老技术，但当时也用一些薄膜材料，我们用的技术相当一部分都是自力更生的，只有少量进口。现在面对数码影像、液晶显示等薄膜材料工业发展的需要，开始建光学薄膜这套工业了，原来我们在薄膜、涂布方面的技术还比较好。

网易财经：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谭绍勐：是的。

网易财经：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专访乐凯集团总经理张建恒

网易财经：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特质，您认为乐凯的企业精神是什么？

张建恒：给你讲一个案例，五十年代初期公司新上项目，计划经济时期拨钱给企业建宾馆。那时有一个化肥厂也上新项目，预算批了27亿，结果花了33亿，建了两个宾馆，一个内招，一个外招，分别招待国内的和国外的人。当时计划司有一个司长，现在已经退了，他对我们当时的领导说，别人都是资金不够花，狠了劲拼了命地增加预算，你们还把已经批下来的资金省下来退回去？这就是乐凯人的品质，所以我们能生产出来第一代的产品。

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认识到了科研开发的重要，技术对一个企业来讲多么重要。在当时条件下，物资都非常匮乏，由于苏联撤走了专家，我们认识到了自己开发并掌握技术是多么珍贵，所以从一开始公司就非常重视核心技术。当时我们有一个厂，还有一个研究所，这个厂和所是平行的，两个单位都隶属于部里，后来在发展过程中企业主动要求和研究所合并，厂里承担研究所的所需费用，不断投入，因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下，科研单位是有成果没产品收入的。

网易财经：当时就是产学研相结合了？

张建恒：因为我们认识到了技术的宝贵，而很多单位把研究当成负担，因为要花钱，要养着一批人啊！那时的产品是多少年一贯制，计划经济时期根本没有销售部门，产品生产完运到北京一个仓库里我们就完成任务了，还要按计划分给上影多少、珠影多少、北影多少……就是按计划分配，没有卖的。

从历史上我们就认识到了技术的价值是多么难得，受制于人是多么难受。所以乐凯从那时就非常重视科研开发，保留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研发体系。

网易财经：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凭借着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研发体系才走到了今天？我看当年的很多厂现在都不存在了。

张建恒：你讲得非常对。正是因为苏联卡我们的脖子，没有技术会非常难受，所以非常重视技术，这也是乐凯能够在国内众多同业中生存发展下来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开发体系，所以我们的产品能够不断提高。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1980年之前，我们生产黑白胶片，后来生产水溶性的彩色胶片，之后又改成了油溶性彩色片，这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电视业发展起来以后，对电影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我们的主打产品就是电影胶片。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调整了产品结构，组建了研发团队，建立了乐凯集团，生产彩纸、彩卷、印刷胶片，这在80年以前是没有的。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个产品结构的调整？还是因为拥有一支技术队伍。

中国感光行业发展非常特殊，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感光材料企业分别隶属于两个部，轻工部和化工部各管四个厂。辽源、保定、南阳、无锡归化工部管，天津、上海、厦门、汕头归轻工部管。实际上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在我们这个领域是比较突出的，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下尚可。到了后来，在市场经济下问题显现出来了，国际上的企业知名的就那么四五家，中国建成的就有八家，想建的还有青岛和大连，建到一半就下马了，没建成，都算起来有十来个。

重复建设带来了内部竞争，但差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由于每个企业的管理基础和技术基础不一样，很多兄弟企业在竞争中垮下去了。目前，中国企业只有我们一家了，其他几个厂有的是彻底关了，有的是被外资收购了。在面临胶卷和相纸转型时，发展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学习别人的经验，学习别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学别人是很难的。乐凯的指导思想是“以我为主，学习借鉴”。乐凯的很多进步是在八十年代取得的。但是还有一种思路，觉得这个办法太慢，在改革开放初期都希望“跨跃式发展”。但跨跃式发展要具体分析某个行业，有些行业有可能，相对来说它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我们容易掌握核心的东西，但有一些，比如感光材料，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仅靠热情来实现跨跃式发展是很困难的。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前半期的一段时间形成的结果是两种思想，一种是乐凯的发展模式，最终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支持。还有一种是自己不开发，买进来，其中最典型的是厦门和汕头。厦门当时买了柯达的软件、硬件、配方和设备，整个工厂是柯达帮着建的；汕头是买了富士的软件和硬件，后来这两个公司都垮了。

我们客观评价，不是因为柯达、富士卖给你的东西不好，当时在国内是先进的，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家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卖给你，就像俄罗斯卖给你战斗机，卖给你的同时还要防着你跟它打仗，不可能买到他们最先进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也许有些领域是可以的，不牵涉到国家战略，但影像里还有一块是航空航天胶片，牵涉到国家安全。

另外他也有竞争，如果他帮助了你，让你生产出来的产品比他的还好，让你和他竞争，他在市场上怎么发展？这不可能。在国内，当时，他们生产的东西不比乐凯差，甚至比乐凯还好。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成套引进花了巨大的代价，在面对柯达富士强手竞争的情况下，仅仅靠国内市场，容纳不了这么大的量，因为没有那么大规模，国内市场消耗不了，脱离了中国的市场实际。

其二，当时买配方只关注了配方本身，而厦门、汕头没有能力快速消化它，只能简单照搬。当时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用中国原材料做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就像做出一个面包，味道和人家做的不一样，那就必须进口原材料，可是进口原材料，柯达富士各有各的体系，都是人家的专利，买了他们的材料生产出的产品，成本高于产品在市场上的售价，再加上一次性投资大，成本高了。当时乐凯也上了一条和他们产业规模差不多的生产线，整个项目连软件、硬件一共是8600万人民币，这在当时也是很大一笔钱了。他们每个项目的建设都在几亿人民币左右，有时高达十几亿。我们8600万一年的折旧是多少？按十年来看，不考虑房屋折旧，一年是860万；十个亿是什么概念？一年光折旧就是一个亿。我们的折旧摊到每个产品中的固定费用是他们的十分之一，那时候胶卷刚出厂还不到两块钱，他们的成本就已经超过这个价钱了，以至于他们在后来的经营中非常难，不还银行的贷款利息、不提折旧，即使这样还赔钱。

网易财经：当时他们的选择就存在失误。张总，您是82年进入乐凯的，这二十多年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剧烈时代。

张建恒：对，基本可以说见证了这个过程。

网易财经：您觉得这个时代转变对您来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建恒：独立自主是乐凯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乐凯第一代产品不如厦门、汕头的好，但乐凯每一两年换一代产品，我们用了三四年时间把他们甩到后面了。因为我们的配方一开始就是自己搞的，用的全部或者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原材料，所以不受制于人。比如，这个杯子中国不能做可又有需要，发达国家给的价格不是按成本算的，不是成本一块卖给咱们两块，一个他卖二十块，要就要，不要就拉倒！感光材料就是这样，但一旦中国有了这个，他就开始两块钱成本，一块五卖给你，为什么？就是要打垮你这个行业。当时《经济日报》的一个副总编叫詹国舒在保定做过一段时间的挂职副市长，回去以后写了一篇豆腐块大的文章——《假如没有乐凯》。他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深刻，他到国外也去过，为什么中国的胶卷才卖十八九、二十块钱，苏联卖那么贵？美国也是卖得很贵，都是三四块美金，为什么在日本、美国、德国卖那么贵，中国的便宜？后来他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有乐凯。评价一个企业、产业存在的价值，不能单纯看这个企业，有时要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讲，如果单纯从企业层面来讲，当然要看哪个企业的利润更好，但有的时候，从产业政策、产业安全上来讲，要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就是国家战略。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像一些小国，可以采取一个中立态度，我们想中立都不行，中国中立得了吗？为什么我们要搞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那么多人对我们围追堵截，中国威胁论到现在也不绝于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地位已经决定了，有些问题你想回避是不可能的。

曾经有个记者采访，我讲过，如果不重复建设，把花到上海、厦门、汕头的钱集中扶持一两家企业，乐凯就远不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在由电影向民用胶卷转移时，从国家层面没有给我们重点支持。国家重点支持的是厦门、汕头和上海，遗憾的是这三家企业都没有发展起来，厦门的厂子给了柯达后拆掉了；汕头的在我们和柯达合资的过程中归了我们，成为了我们的分公司；上海这条生产线落到什么程度？这条生产线建完后一米片子都没生产出来，搞了一次破产，把银行的债赖掉了。花了好几个亿，土地和房子拆不走，后来把设备划给了我们，要找个出路啊，这也是国有资产，最后将土地卖给香港开发商，现在是高楼大厦，都是住宅了，卖地据说卖了三个多亿。

网易财经：2003年到2007年，乐凯和柯达经历了从牵手到分手，回顾和柯达的合作，您觉得用重组失败来定义合适吗？现在来看，大家指责柯达失败的声音是非常多的。

张建恒：我不认为是那样，单就交易本身来讲，肯定是互利的，不能简单说柯达败了。如果说柯达在战略转型时遇到问题，我认为柯达的失误是在战略上，而不是在战术上，跟乐凯的合作是一个战术动作，不是战略动作。第一个发明数码相机的是柯达，柯达后来一段时间放弃掉了，为什么放弃呢？因为他认为数码永远代替不了银盐，银盐照相是柯达发明的，产品支持柯达赚钱的时间太久了，在七十年代这个产品毛利率超过了50%，哪个制造业能有这么高的效益，以至于柯达别的都看不上，这是他们战略上的失误。单纯从交易上来说，我给它多少股权、它给我多少钱，这样算看似乐凯赚了，但也不能说柯达失败了，因为跟乐凯合作，柯达在市场上获得了机会、时间和空间，它在市场上多挣了多少钱，我们没办法计算。

我们与柯达合作坚持乐凯控股、合资企业使用乐凯品牌、柯达提供先进技术，是在这个前提下合作的。我觉得这是能看到的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柯达是百年企业，塑造了很好的管理基础，通过合作乐凯学到了许多，我认为对乐凯来讲这是有价值的。当然，这是属于无形资产，你用了它就有价值，你看到了但不用它，它就一点儿价值也没有。别看这套东西现在用起来很简单，但形成这套管理体系是摸索了几十年的。有很多无形资产，2000多个专利许可，这是不能拿钱简单计算的，所以我感到和柯达的合作还是双赢。后来柯达由于战略调整退出了股权。原来双方为什么要合在一起？是因为双方有共同的目标，为什么要分开？是因为目标变了，分开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柯达，我们怀有感恩之心，要感谢柯达让我们学会了很多。我记得第一次去柯达是1994年，柯达把我们的产品都贴在他们的研究所，和富士的、柯尼卡的放在一起，这对我们的激励和震动很大，当时有的同志对于能否和人家竞争下去没有信心，但这件事鼓励了我们。要这么想，你这么小一家公司，人家这么大一家公司还研究你，而且他们还是发明者，是鼻祖，所以要感恩。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中国公司，应该有这样的文化和品位，不能人家和你合作几年，你学了人家东西，反过来还说人家不好，就算在生意场上大家的产品有竞争，那也是各为其主，生意归生意，交情归交情。我和柯达谈判这么多年感到你做得越好、越认真对待工作，人家越尊重你，我们这个团队当时和柯达谈判到最关键的阶段，谈了将近两个月，每天晚上都是十一二点，最晚到凌晨四五点，之所以合同能谈成，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我们双方谈判的团队敬业和认真。

网易财经：专业的素质感动了他们？

张建恒：专业的素质，对业务、企业忠诚负责的态度也让柯达公司非常认可，当然，人家不会讲出来，但我们能感觉到。包括柯达最后在退出谈判时，有一个价格和各自利益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种职业精神，既然坐在这个板凳上，各为其主，我争取乐凯的利益，他争取柯达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

总结乐凯过去的历史，有三次创业。第一次是建厂初期，工厂从无到有，靠自己的基础和国内的合作生产出了第一代产品；第二次创业是80年代调整产品结构的时候，实现了由电影胶卷向民用胶卷的转移，第三次创业就是现在，加快影像材料、印刷材料向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面向平板显示器所需中高档光学薄膜材料、带涂层功能薄膜深加工产品。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对乐凯还是有感情基础的，我们也非常珍视它，后来通过我们的工作也感动了很多行业的专业人士和上下游客户，觉得中国需要有这样的企业，之所以后来乐凯的很多项目都能得到科技部、发改委甚至国务院的支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政治局讨论一个企业的问题并不多见，但牵涉到国家战略的，政治局肯定要研究，像我们这样规模的企业，也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确实不多见。目前来看，我们面临着在数码照相冲击下的选择，这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是一个挑战，我们还需要努力，但我们有信心，乐凯一定会把握住新的机会。

网易财经：您刚才谈到了乐凯在以前这些年的发展中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自力更生，很多人说乐凯是民族的脊梁，由一家企业挑起了一个重担，大家也说乐凯是民族品牌，当初乐凯和柯达合作的时候大家也担心乐凯被柯达收购，但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成为现实，而是成为了民族品牌，您怎样看待民族品牌的概念？

张建恒：我自己不赞成民族品牌和民族产业的提法，这些提法本身不是乐凯自己说的。作为产业发展，我们自己要有民族精神，但不能过，所以我不赞成用民族产业的说法。乐凯是中国人的品牌，但我们不能总把民族品牌挂在嘴边。

乐凯发展到现在，是在不断地学习和进步。乐凯所走的企业发展模式之所以被很多国人所认同，经过历史的检验，我们看到还是需要的。现在有不少中国企业十分成功，很值得乐凯学习，国家十分肯定，我们也非常钦佩，比如华为公司，在通讯变化非常快的时代做到他这样非常不容易。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有的先进东西都是买人家的，几乎世界上有的品牌我们全买过，而且不是买一次两次，是买了一代买二代，买了二代买三代，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改变这种局面，但大家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吗？从骨子里是不愿意的。任何产业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包括奇瑞汽车、吉利汽车，说实在的，我很佩服这两个老总。李书福做汽车被人认为是疯子、狂人，异想天开，甚至拿不到批文和许可证，结果做起来了。奇瑞和吉利生存发展到现在，非常不易，但我觉得中国确实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企业，也需要这种企业精神，中国必须要在必需的产业里有自己的东西，不一定所有的都要做，但最终要形成自己的东西。尽管五百强企业中我们也进入了很多，但在世界上耳熟能详的品牌确实还不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民族的也要走向世界，比如柯达兴盛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法国、中国都有工厂，从工厂来看不太好说它是哪个国家的，但它是从美国发源的，基因改变不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在国内形成一批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无论是从企业自身发展还是市场策略来讲，不宜过于强调民族品牌，因为做大以后还是要走出国门的。但要有民族精神，而且需要在发展中建立民族自信心。很多企业和产业要建立自信心，不要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做，这不是排斥，也不是不学习，这是两码事，但在学习的同时还要有自己的东西。乐凯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家担心的情况，通过合资合作把品牌卖了，把企业的控制权出让掉，因为我们知道，企业的控股权不能放，哪怕是他51%、我49%，这个企业就有本质的区别了。为什么谈判那么长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柯达不愿意看到我们和富士合作，我们对柯达讲，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你出的条件比富士好就和你合作。很多人说，柯达出的条件明显是乐凯赚了，我说不能这么说，这是竞争的结果。你要乐凯推掉和富士的合作，就得拿出比它优越的东西来啊，这是很自然的。

网易财经：你们当时谈判时始终坚持一点，保持自己的品牌，这点是非常关键的，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坚持保留自己的品牌？

张建恒：有很多案例给我们活生生的教训，活力二八、美加净……还有很多叫得上来的品牌，被人家给拿过去之后都销声匿迹了。当然我们目前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在我们的结构调整中对于乐凯品牌支撑的问题，现在我们也正在策划未来用一个产品替代胶卷，成为一个品牌。过去为什么乐凯的胶卷这么知名？是因为老百姓花钱直接买的。而很多乐凯的主导产品，如印刷胶片、PS板，在印刷行业里这个品牌的知名度也非常高，但因为它不是老百姓消费的产品，老百姓不知道，所以它的冲击力没有那么强。

网易财经：再回到刚才说的问题，您不觉得“民族品牌”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亲切感吗？

张建恒：是的，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强烈。90年代买冰箱、彩电时都想买进口的，现在谁到超市里还专门挑进口彩电、进口空调买？不可能，海尔、海信、格力、美的都非常好，我们是家电出口大国，很多国家都上我们国家来买。中国家电行业，不管它现在遇到的困难怎么样，我认为他们是非常好的行业，是我们的榜样。我希望中国汽车什么时候也能这样，不光中国人自己买，外国人也要买中国造的汽车，这在很多领域都很有可能，这样可能就真的实现了产业提升的期盼，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民族自信心，脚踏实地的把事情做好。20年前我们想做点事情是非常艰苦的，财力有限、外汇有限，现在我们有很好的条件，两万亿外汇储备在那儿放着，并且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国力也在这儿摆着，我觉得有这个条件，我们乐凯也想做点儿什么，不辜负国人的期盼和期望。

网易财经：聊一聊您个人吧！

张建恒：恢复高考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考上大学，1982年分配到乐凯，一直工作到现在，我对乐凯的感情很深，能在乐凯工作是我一生的荣幸，面对新的挑战，我愿意带领全体员工积极转型、调整结构，为乐凯的发展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网易财经：感谢您跟我们聊这么多的乐凯往事和您个人的经历。

张建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