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华尔街日报》没看到四川人的坚强

5月8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登一篇名为《中国公布四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文章提到“中国开始着手处理去年512大地震遗留下的最具政治敏感性话题之一，首次公布了地震中遇难学生的官方统计数据，说学生死亡人数大大低于较早时的一些预测”。

文章认为，这个数字公布的有些迟，并对数字的准确性提出了怀疑。文章巧妙地运用了写作技术手法，用大量遇难儿童家长的话说明，孩子是因为教学楼质量差的问题，而造成了大量伤亡，认为学校在建设过程中有腐败问题。

从文章报道本身来说，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长期读者，会发现关于地震一周年，目前这家世界级媒体共有5篇文章，其中有3篇是关于学生死亡和校舍质量的。而中国人在地震后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乐观，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

由于《中国公布四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的作者之一Shai Oster，地震之前我们早认识，这位生在美国的我的同龄人，曾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也供职过，深谙中国人习惯和媒体报道风格。Shai Oster也是2007年华尔街日报普利策获奖团队中国报道5人小组者之一，是个十分敬业的记者，曾参与过几起中国矿难报道，和去年314拉萨事件现场报道，当然去年他也第一时间到了地震灾区。

由于我是华尔街中文网的忠实读者，自然会关注Shai Oster的报道。记得一年前，他的视角与一年后的今天依然相同：灾区的学生死亡和学校建筑质量，以及部分不满意的家长哭诉。

无独有偶，5月8日，另一家世界级的报纸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了，一篇外国记者在灾区遭遇不公待遇的文章。该文章作者吉密欧用整篇文章讲述了，包括扩他们在内的一些外国记者，在灾区采访遇到了麻烦。

在这篇文章中援引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侯雄飞的话说：“有一些媒体记者不是去采访灾区群众、采访灾区建设，而是煽动性地问灾区群众，你们怎么不组织起来和政府斗？”

这里不知道一些外国媒体区采访的本意，但我知道去年在灾区采访时，看到中国军队动用了新武器装备。很多外国记者对中国军人在灾区英勇事迹不太感兴趣，而是用大量的篇幅解读中国新式武器。

一年后，很多的世界级媒体依然故我，对中国灾区的恢复进展情况、各地援助情况，以及大多数灾民的生活和情绪，目前为止并没有给与更多关注。

做过新闻工作的人都清楚，每个从业者或多或少都会有倾向性，但全面、客观、准确，这条准则，我想不论中国和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应遵守的公理。

与很多中国民众一样，去年拉萨314事件前，我对外媒十分尊重，并视为学习的榜样。可“3·14”和“5·12”让我们开阔了视野，原来一直被某些媒体彪炳的真实，原来是可以作假的——多幅“3·14”造假照片。原来西方百年老店的媒体，视野也会这么狭窄，只把焦点聚焦在一个点（或许让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的新闻才是好的角度），而不是真实全面地反映震区的全貌。

5月9日，CCTV的面对面节目，也推出了一周年回访活动。节目主要回访了北川县县长、灾后老百姓的恢复情况。节目中，有一个采访对象，让我感动。他是北川县民政局局长，地震中他有15位亲人遇难。去年，他在接受CCTV采访时，表现出了十分坚毅的一面，面对陷落的家园，和永别的亲人，他说，不存在的想也没用了，当前就是组织救人。一年后，当再度回访，并没有找到这位硬汉。民政局的同事告诉CCTV记者，一周年快来了，局长的心情很不好，总是默默地流泪。

一年了，伤痕依旧、伤痛依旧。根据我的了解，为了不让灾区百姓再陷入沉痛，四川省今年一周年的祭奠活动调子定的十分低，就是为了灾民快速地从灾难的阴霾中走出来，毕竟回忆灾难不是一件好事情。

一年后，我们看到中外媒体的立场还是那样鲜明。中国媒体，在地震中主要报道如何救灾，在震后主要报道恢复和人的状态，燃起生活的希望。而西方媒体，仍是聚焦在他们如何受到不公，和部分失去孩子的家长不和谐的声音。

作为媒体工作者，我粗浅地认为，地震后应着眼看大方向。媒体的责任是应如何帮助灾区的同胞走出来，这里有经济层面也有思想层面。而不是牢骚，或纠缠于过去的悲伤，新生应是一年后或更远时间内的主题。当然，媒体有自己的选择和好恶。很多人认为，我这种倡导像是白痴，但如对灾区有一点帮助，我愿意当白痴。

大陆希望集团总裁陈斌说，地震中，他改变了对中国记者和中国解放军的看法。他看到了，中国记者并不怕死，第一时间冲进灾区，给全国人民带出了灾区的救灾最新进展。而一群年轻的军人，跳进河水中组成人桥，让百姓过河。而有些年轻士兵为此被洪水冲走……

是的，地震让每个人都固有的思维有所改变。我之前认为中国企业家没社会责任感，但看到中国企业家的整体表现，我不只一次流泪。再看看，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流浪汉捐赠、蒋敏的刚毅……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国人心底的善良和坚强，而不是别的。

陈斌说，某个发达国家发生大地震后，他看到更多的抢劫、偷盗、放火……在512中他在灾区看到更多的是——爱，“这股力量让外国人看了害怕”。

地震伤害之大，超过了我们常人的想象，不和谐事情一定会有，也不会少，但看是否是主流。一年后，我在灾区走访，看到了大量的灾民，他（她）们现在的生活仍然十分贫穷和凄苦，但我见到更多的是坚强，重新来过的希望。例如，重灾区映秀的人们每天组织起来，在广场上跳羌族舞蹈。还有一些妇女组织起来，折叠花朵，来换些零用钱。这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许。

那么，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我想记者只要心中有爱，就不会有国别和意识形态上差异，因为我们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