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在很多关于农业问题的专家面前我讲这个问题有点班门弄斧，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主要是去年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基金会也组织了一些讨论，看今后我们的主攻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认为要继续要解决三农问题，要走城市化的道路，这次金融危机等于说把这个问题又扯出来，也暴露了很多问题。我想在刚才两位演讲专家的基础上讲我的一点看法，可能在有些方面有一些不同。
我想我的三个引言大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是农民工以及农民，农民工之所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要解决农村二元结构的突破口是在于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我想从三个方面讲，一个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深层次原因。第二，关于解决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几种不同的思路和做法。第三想讲一些我的想法。
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农民工受到很大冲击，有的说是两千万，数字有点乱，近日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国家统计局经过调查说，到2008年年底的时候全国农民工总数是2.25亿，其中到外面去务工的是1.4亿，留在本乡镇务工的农民工是8500万，农民工返乡过节，春节以后大概有50%，这当中有80%回到城里，其中找到工作的是4500万，没有找到的是1100万，留在本地找工作没有找到的有1200万，所以两者相加大概是2300万农民工现在没有工作。根据统计资料，农民收入当中40%是非农业收入，实际上就是靠农民工来赚钱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冲击是比较大的。原因我想是两个，一个是跟我们国家发展的模式有关，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经济受到冲击比较大。第二，更根本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进城以后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很多的社会保障，冲击一来首先农民工被解雇下岗。刚才张教授也讲到，我们是准城市化的一个过程，经济好到城里去，经济不好就回去，我觉得不应该过分赞同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不应该作为制定政策的一个标准或者出发点，因为从道义上说，这对农民工是极大的不公正的，而且跟我们现行的政策也是冲突的。一方面我们十七届三中全会鼓励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一方面又是回去，怎么种地呢？肯定承包出去的地造成很大的纠纷，这方面应该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第二，怎么解决三农问题或者说城乡二元结构。有几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我们的土地制度没有什么变化，保持稳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现在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的。第二种思路就是要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市民化，但是反对土地制度根本性的变化。第三种思路是赞成前面两个观点，要加大投入，让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对土地所有权还是要进行改革。
我对这三个看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种思路当然是求稳定，可能效果也看得出来，也比较明显。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年对农业的投入是很大的，加大对农机、生产资料的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完全取消了农业税等等，但是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很大，78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是2.57：1，2000年是2.79，2000年以后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差距也是越来越大，2002年是3.11，06年是3.28，07年是3.33，08年是3.36，一方面我们关注三农问题，一方面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方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农民工到城里去打工没有完全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好处，他们只是部分的享受，没有跟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好处。第二个原因是土地，农民完全没有从工业化或者城市化当中带来土地收益，这个巨大的收益农民没有办法享受，这对农民是一个很大的不公平，是要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这里面有一个数字，北京1998年的时候在市中心的房子是6千元一平方米，我们进行房改，原住民以比较低的价格买，1450元一平方米，如果一百平方米他的收入就是45万，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是公平的，但是农民从来没有。你的土地也不是你的，房子也是政府的。我住的家里是不能够自由买卖的，我住的房子是跟别人共用厕所和厨房，所以不可以单独出卖，但是我们有使用权，使用权可以出售。这个反差和农民的反差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思路，不赞成土地制度改革，希望农民工能够市民化。当然我也希望农民工能够市民化，为什么他不赞成土地制度改革，他认为土地制度放开了郊区农民得到好处，边远山区农民好处很少，而且看不见。那这个逻辑同样可不可以用到改革开放呢？改革开放沿海地区肯定比山区先得利，不能因为哪个地区先得到好处就完全否定，不然是有一个过程。现在大家看到沿海改革开放的好处慢慢朝中部、朝西部移。当然不能否认土地开放了郊区农民得益是最大的，但是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是人为的。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去反对。
最后一点我是赞成的，要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农地流转，由市场配置资源。三十年前我们农村经营权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样有理由认为，当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会进一步提高，刚才张教授讲的土地规模的集中也是能够使显得。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爱护是防止农田被滥用的最好保证，他们能够在土地的转让当中按照市场价格得到最的大收益，这种收益也有助于他们在城市里面安居，出售了土地有资金到城市里安家。我觉得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说到底是一个财产分配权的改革，具体的说就是政府是不是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让给为我们国家作出长期贡献的农民。如果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农民富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下决心的时候。
今年两会的时候对农民、对三农问题好象讲得不多了，好象这个问题已经定了，不要讲了。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2020年农民的收入要翻一番，城市居民每年大概是10%的增长，北京去年是13%，上海是12%，差距越来越大，2020年差距还要大，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做什么感想。今天上午辽宁大学白教授批评次贷危机的时候用了一个尖锐的词叫做“共谋”，我们也是如此，如果看到这些情况不讲，说不定到那时候也会说我们也是共谋结构当中的一分子。
最后我说我的若干建议。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我们三十年的一个经验，这个话讲得很好，一个是目标要明确，是过河，不是随便摸石子玩玩，一步步要走得稳健，有一些东西是大家没有分歧的，可以去做的。一个是确权，一个是农村的集体所有权也要明确，第二是农民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的确定，这两个权利应该以符合法律要求的合同形式予以确认。第二要减少政府征用土地的范围，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应该用列表的方式列出来，不在表上面的政府就不应该征用。第三，土地征用的价格要政府与集体所有权主体平等协商，按照市场价格来结算。第四，农地经营权应该比照林地经营权允许抵押，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林地经营权现在是可以抵押的，但是农地经营权是不能抵押的。刚才讲到为什么农民工不能够在城市里面留下来，因为主要是一个户籍的问题，有的文章说户籍是我们国家五十年代实行的，不是的，解放以前就有了，只不过五十年代我们从户籍上面加了很多东西，分了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粮票、油票加上去，现在有一些已经慢慢取消了，但是还是附带了很多福利，附带了种种限制，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我看报纸上前一阵子深圳的户口可以港澳自由行，深圳户籍人口是很少的，他们必须回到原住地才能去办，现在改了，可以做了。包括出国办护照都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我们现在身份证做得非常好了，住旅馆身份证给他，他告诉你这个身份证公安局全部联线的。没有必要这种事情一定要把户口拿出去卡别人一定要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向农民工开放，允许农民自由迁入。最近上海搞了一个户籍新政，可能大家也知道，也有很多批评，我看到最尖锐的批评就是说德国居住六年就可以变成公民了，自己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城市还要呆七年，公平不公平？反过来想现在公平不公平？不是更不公平，他至少走了一步。当然我觉得也用不到七年，而且这里面把农民工卡在外面了，提出要中级职称。我知道上海内部还是有争议的，先把这个事情搞起来，慢慢再去掉，方向应该是允许农民工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社会保险法案已经公布了，说2012年要实行全面养老保险，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和两会上都讲了，今年要落实10%，农村要试行养老保险。
城市化和土地制度改革不是哪一个部门和哪一个地方做的事情，涉及到方方面面，我觉得在机构方面要有一个保证，要么是恢复我们过去有的国家体改委，要么干脆成立一个国家城乡一体化委员会，专门来筹划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我们今后中国的走向关系太大了，我们社会是不是稳定，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和谐社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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