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代表委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金融时报3月9日讯

孙工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最近，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全球，愈演愈烈。在探究危机根源、寻求因应措施中，美国“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成为重点审视的对象之一。在美国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设想中，强化美联储监管地位、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作为其重要内容。因此，分析研究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努力提高我国金融风险处置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我们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虽规定由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但至今为止，该机制仍然不健全，致使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诸多不足，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一是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信息交换、沟通协调渠道不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二是监管真空、监管重复现象仍然存在，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低效的矛盾并存，跨机构、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尚不能得到有效防范和控制。三是金融监管协调效率低、法律约束力不强，各金融监管部门往往会从各自立场出发制定有关监管规则并推动其执行，而对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利益考虑则不甚全面。

为此，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更好地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是加快金融监管协调立法，确保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法律约束力。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及早成立由人民银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参加的立法起草小组，组成专门班子，抓紧起草制定《金融监管协调条例》，完善人民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会晤机制。鉴于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中的核心作用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特殊地位，《条例》应明确人民银行在协调机制中的具体牵头组织职能。二是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健全组织体系。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建立起分层决策的监管协调组织体系。建议在条例出台前，由国务院授权人民银行牵头协调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各省、地级市也成立相应的金融稳定（监管）组织机构，做好区域性金融监管协调工作。三是应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联合制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配套制度。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制度、联合检查制度以及建立紧急磋商制度，进一步增强协调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阎庆民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监局局长)：全球金融危机仍处于蔓延过程之中，实体经济衰退的程度要比想象的更深、时间更长，市场动荡有进一步加剧的迹象，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将进一步显现。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影响我国银行业稳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明显增加，银行监管者所承受的责任和使命更为艰巨。

在宏观经济层面，出口减少与就业不足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两大挑战。一方面，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经济陷入全面、深度衰退，外需下滑导致出口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2009年1月出口同比下降17.5%，外贸总额10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月的下降，2009年外贸顺差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极有可能出现负效应；另一方面，2000多万返乡农民工和61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其间潜伏的各种矛盾可能被激化，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因素势必对我国银行业健康运行带来压力。

在银行业层面，银行业改革、发展、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矛盾交织更趋复杂，不确定性加大。第一，自2008年11月份以来，在银行信贷连续大量投放的同时，如何确保贷款增长的均衡性、投向的合理性、质量的稳定性，以及是否经得起经济周期波动的检验，均存在不确定性。第二，受国内外环境影响，以往上海银行业“中资慢、外资快”的发展格局已出现逆转，中、外资银行发展速度对比的转变，将导致银行间客户、人员及业务结构的调整，引发诸多不确定性。第三，虽然金融创新过度是引发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作为我国银行业开放的窗口，上海银行业仍需不遗余力继续推进创新。在当前危机持续深化的复杂环境中，如何正确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对监管者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迅速、果断而有力的宏观政策调整措施、经济刺激方案和产业振兴规划。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十条”和“金融三十条”，根据中国银监会提出的“保增长、促稳定、防风险”总体工作思路，上海银监局切实结合上海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保增长、促稳定；推创新、防风险；重服务、强管理”的18字工作主线，并确定了“四个坚持”的监管工作思路，将宏观监管、风险监管、创新监管和科学监管有机结合，努力促进上海银行业稳健经营，进一步支持上海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作为监管者，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银监会的统一部署下，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应对此次“百年一遇”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持续推进银行业稳健发展与改革。

江连海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证监局局长)：我国的股份制改造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应运而生，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04年末我国股份公司总数约为6.2万家，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仅有1600多家，显然绝大多数股份公司均为非上市公司。就吉林省而言，通过工商年检的未上市股份公司有250余家，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也有110多家。这些股份公司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状堪忧，存在问题很多。一是规范运作程度不高。不少公司虽然组织形式上建立了“三会”，但并未真正按“三会”的规则运行，“形似而神不至”，会议召开程序不规范，公司决策不公开，监事会形同虚设，信息不透明，股东的各项权益无从体现。二是股份流转既不畅通又秩序混乱。三是对非上市股份公司监管缺失，存在盲区。多年来，对非上市股份公司的监管一直是苍白无力，基本上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尤其是体改部门撤销，实行登记制后更是如此。

非上市股份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政府对其不能干预过多。但也不能放任自流，撒手不管，要积极引导和监督公司的运行。为改变目前现状，应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大监管力度，促进非上市股份公司规范运作。国务院应明确一个部门把这件事管起来。地方政府尤其是省、市二级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在此基础上依据《公司法》，加大规范力度。二是积极探索和推进场外交易。股份流通是股份公司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公司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要促进中小股份制企业融资和发展，必须规范和发展股权流转。建议结合代转股份转让试点的制度设计，积极探索进行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的标准化和交易试点。通过建立统一监管、规范有序、公正透明、符合企业需求的场外交易场所，一方面解决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扭转长期以来我国大量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不能流通或者乱流通的局面。三是分工合作，构造纵横结合的监管体制。非上市股份公司数量巨大，对其监管的任务十分繁重。仅靠证券监管部门，鞭长莫及，力量不足，难以完成；完全放给地方政府，又容易政出多门，各行其是，风险很大。根据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建议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划分事权，界定职能，分工合作。比如建设场外交易市场，由证监会负责制定统一的上市标准、上市程序、交易办法、交易制度并监督实施；制定信息披露、股权登记和股份变动控制等一系列规则；引入合格投资人包括做市商制度，活跃并稳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