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乐福在中国》连载2:身在曹营心在汉

2009-02-16 13:46:53 来源: 网易商业频道
0
分享到:
T + -

1989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那年是我三年研究生学习的最后一年,面临着毕业分配的严峻考验。

我就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并不在本院,而是设在北京金台路人民日报社的九号楼,是由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党报《人民日报》和中国最大的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四家共同合办的。该系培养了中国新闻界一大批诸如艾丰等大腕级人物,最著名的当然应数曾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

我专攻的是英文采访与编辑,属新华社代培。同时,我被新华社派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华社定向培养的中国第一个新闻摄影本科班的学生教英语写作。

人民日报社九号楼共有四层,在人民日报社后门的一条小胡同旁,可能因为年岁已久,建筑外墙的很多地方已经有点脱落了。不过,至今回忆起来觉得在那里度过的三年虽然清苦但很却温馨。记得我姐姐和我母亲有一次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北京看我,看到简陋的宿舍里支着狭窄的小木床和小木桌,堆得满地的书刊和报纸,书架上东倒西歪放着几只脸盆和搪瓷碗,房间里每个学生只用一片布帘子给自己围出一块“私人天地”,把大屋子隔出五六个“小单间”。我母亲顿时落泪,说我学得好辛苦。姐姐立刻到外面给我买了整整一脸盆鸡蛋。奇怪的是,身在其境的我却不怎么觉得辛苦和凄凉,我想对崇高理想的追求是我三年苦读的动力和源泉。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的新闻理论因对新闻价值的认识不同分为两大流派,以社科院新闻系为首的现代派和以人大新闻系为首的传统派。现代新闻讲究实践,所以当时我们的主课老师都是来自美国著名大学新闻系主任级的教授,通过富布赖特基金会(FULBRIGHT FOUNDATION)来华任教,还有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日报社的高级编辑和记者,都有着丰富的第一线工作经验。

其实,学新闻练笔非常辛苦,每周要编译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还要根据课堂上布置的课题采访撰写一篇深度报道,星期一必须交稿。所以,每到周五晚上,九号楼就会集体响起打字机的劈啪声谱成的痛并快乐着的交响乐。记得第一次将新闻稿完成交上去,等发下来时自认为英语水平相当不错的我都呆了,满篇都是教授修改的红字和红杠杠,让我很受刺激。一向不缺勤奋的我加倍努力两年后才得到了教授的认可。

不知怎么,我对经济问题一直情有独钟,曾经给《中国日报》的商业周刊采写了大量经济新闻,其中有一篇居然是关于子午胎的,直到现在还依稀记得。其实,对经济的浓厚兴趣可以追溯到大学期间,我的老师是中国第一代西方经济学专家姜洪,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者。西方经济学独特的思维逻辑,严密的推理和数理分析和中国以定性表述为主的传统经济学形成了巨大反差,也让我兴奋不已而沉溺其中。我选择的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研究新闻的,但也脱不了与经济的干系。命题为《突发性国际经济新闻初探》研究的却是如何对诸如股灾、油价暴跌、企业倒闭等突发性经济灾难进行有效的报道。我还记得大学毕业论文竟是用英文写的关于美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长篇大论。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中国著名的世界经济专家、新华社国际部高级编辑李长久先生。1931年出生的李先生自1965年起就开始了新闻工作的生涯,从1975年起潜心研究世界经济,30多年来,日常报道的文章不计其数,还出版了包括《21世纪的主战场》、《世界经济十大趋势》、《中美关系二百年》、《科学技术与亚洲新兴工业国》等20多部著作。

似乎冥冥中,我的职业生涯就要和突发性事件和生意场纠缠在一起。

毕业之际来临,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另外找工作谈何容易?乘坐在公交车上一筹莫展的我经过马甸桥时不经意间看见了一幢七层小楼外面挂着的招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我依稀记得曾经在大学教过我英语的一位老师好像就在这个单位工作。于是,通过这位老师的介绍,我得到了面试的机会。考官是一位戴着眼镜,操着湘音,英语十分流利,语速很快的中年人,我的即兴翻译和流利的英语,敏捷的思维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时任该中心副主任后来叱咤国际舞台的中国世贸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先生。我凭借着对经济的热爱,毅然放弃了新华社,决定去经贸部工作。

成立于1983年3月12日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简称“交流中心”,当时也有不少人因为它坐落在马甸桥东南角而称它叫“马甸中心”,是商务部的前身对外经济贸易部直属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归口管理中国接受联合国开发署(简称开发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简称工发组织)以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简称UNV)的对华合作。通过各种援助项目促进人才交流、经济技术合作和新技术开发,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支持。交流中心还通过其附属的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和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负责开展同国际民间组织和国内企业的合作,负责筹集资金,开展扶贫等公益活动,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

虽然机构本身不大,百十来号人,这在经贸部的下属企事业单位中算个小单位,但它在中国各政府部门中名声却很大。当时,每年接近3000万美元的捐赠预算对中央和地方各部门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系统最大的援助机构和专家网络,它采取每个国家平均享有投票权的决策机制,相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按捐赠额投票的国际机构较少受到西方大国的控制,相对比较中立。由于捐助项目涉及经济改革、技术改造、社会发展、扶贫和环保等各个方面,以软技术援助为主,因而受到了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青睐。大量官员都曾受益于开发署的项目而得到了前往哈佛行政学院这些西方名校进修的机会,也得以有机会考察西方诸国的先进管理体系,邀请专家帮助解决中国的技术难题。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并没有像人们普遍担心的那样重新关上国门,相反,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中国的改革更加大胆、快速和迅猛,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开始重新启动,并以惊人的爆发力释放其强大的生产力。这使“交流中心”这些与国际打交道的平台充满了活力。我有了大量与国际机构打交道,与各级政府部门的中高级官员亲密接触的机会,也使我的外语和新闻采访和写作专长有了用武之地。

我首先被分配到了国际民间组织促进处。民间组织,英文简称NGO,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名词,在这之前学了七年专业英文的我几乎没听说过NGO这几个词。但在国际上民间组织非常普遍。民间组织在国际上又称为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等。国际上每万人拥有民间组织的数量,法国为110个,日本为97个,而中国只有21个。中国民间组织总支出约占GDP的07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的水平,也低于46%的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的民间组织更准确的说应该叫非政府组织,它有几种形式,第一种为群众组织,它们或多或少和政府机构有关,例如妇女联合会,工会联合会,或者经济技术联合会等;第二类则为由政府倡议发起的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例如后来交流中心在民间处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希望工程,或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第三种则是由群众发起、政府允许建立的自下而上的组织,例如各类环保组织等。

国际民间组织很多都是宗教组织或和某个基金会有关系,它们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它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地区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所以当时的民间处也有被人称为扶贫处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有机会几乎走遍了包括沂蒙山区、大别山区、甘肃、宁夏、广西等地区在内的全国所有的国家级贫困县。

我一直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都是与他们紧密相关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届政府的工作日程表上排在最前面的一般都是三农问题,也就是与农村、农民、农业相关的问题。像我这样出生在城里,长在城里的人很少有机会接触三农。对我来说,民间处两年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机会。

进入交流中心的第三年我被调到了方案处。方案处是交流中心的核心部门,负责开发署项目的立项。所谓立项就是要把开发署的援助要求与项目单位的需求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并通过项目文件加以反映。所以,有时候一个项目的立项要通过一连串的研讨会、交流会,考察和无数次的文件修改才能完成。人们之所以乐此不疲,是看中了联合国这块大牌子,有了这块洋招牌,国家和当地财政部门就必须提供相应的资金加以配套,就能避免官僚体系内的大量红灯和橡皮图章。可以说,当时,中央政府上至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经委(生产办)、体改委,人民银行,下到各行业主管部门如农业部、化工部、国家工商总局、外管局等都曾是交流中心的项目单位,新华社也是其中之一。

1991年9月,交流中心、中国女市长协会和河南三门峡市政府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外女领导人、女企业家研讨会”。交流中心领导派我为刚从北京市调来的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吴仪全程翻译;同时会议组委会还聘请了三位大会的同声传译,我太太是我校友,在大学和研究生院和我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她跃跃欲试,争取到了三门峡的那次难得的机会,并有幸为吴部长翻译了她的大会讲话稿。据我太太回忆,吴部长工作严谨,思维缜密,在开会前几分钟,还亲自到同声传译室确认她稿子新修改的部分。会议结束后,吴部长还特地抽出时间和会务工作人员、翻译合影留念。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吴部长不仅性格豪爽,平易近人,而且衣着时尚、能歌善舞,很合时代潮流,和我们年轻人几乎没有任何代沟。吴仪后来作为国务委员曾长时期主管内外贸工作,不免要过问家乐福,而我后来作为主管家乐福全国发展和政府媒体关系的高管,包括后来在物美工作都和她有过多次打交道的机会,但我相信她并不知道我就是当年在三门峡为她翻译了一个多星期,并是她曾想调入部里政策研究司的年轻人。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交流中心让我接触了李岚清、吴仪、龙永图这些大官们,有了和大量局长处长打交道的机会和经验,但是有点学究气的我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官运”。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需要刚柔相济,能屈能伸的官场技巧。因为我相信遗传学,所以这里不得不提到我的老父亲,他有参加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光荣历史,但一辈子默默无闻,只安心当一名普通医生,而我显然继承了他军人气质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劣根性”,这倒成了我在官场发展中的先天不足。

日内瓦湖边,纽约中央公园内看着身旁的外交部和外经贸部的领导们闲庭信步间透露出的对无官一身轻的向往,让我对所谓的仕途产生了困惑,这对我1995年年底作出的职业生涯的抉择产生了微妙的作用。

1992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进入一个新的全面发展的时期。与80年代的改革相比,这次改革除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外,国际资本在税收优惠、信贷放宽、优先获得进出口权及外汇使用优惠的政策鼓励下开始大量流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1993年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这一年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突然放大,合同外资达到了1114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0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一倍。之后,中国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持续上升,2003年达到53505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些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建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等战略进行。外资一般都会选择与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因为国有企业能够为之提供大量的有成熟劳动技能的劳动力,同时也能绕开中国政府的政策壁垒,借助国有企业的力量进入受管制的生产领域和市场。

联合国一直是中国公共部门(也就是政府部门)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但同时它也积极推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事实上,在外资的示范下,中国的私营部门正在经历几何级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我和后来出任证监会要职的方案处处长孙杰就意识到要把高新科技转化成生产力就必须有适当的金融机制,并开始着手研究产业基金和所谓的开放式和封闭式基金,同时还对风险投资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望通过开发署的支持在中国引入这个新生事物。可惜当时的大环境并不适合我们作那样的探讨,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做政府官员似乎很风光,特别是做中央部委的政府官员,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扩大自己的视野,见识很多大场面。特别是在联合国会议上能够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讨论和发言,让我感到很骄傲。能够亲身体验各国在联合国舞台上精彩纷呈的博弈,感受中国崛起的力量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也是人生中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但我一直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尤其对经济理论和企业管理有着浓厚的兴趣,非常希望能到世界五百强的公司去体验一番,当时通用电气IBM微软都是热门公司。交流中心陆续有人在走这条路,而且走的很成功,这对我有很大的触动。身在曹营心在汉,也许舍弃公共部门的“金饭碗”,跳入私营部门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家乐福的出现似乎是上苍有意的安排。

戎一人 本文来源:网易商业频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分享到:
跟贴0
参与0
发贴
为您推荐
  • 推荐
  • 娱乐
  • 体育
  • 财经
  • 时尚
  • 科技
  • 军事
  • 汽车
+ 加载更多新闻
×

性学专家李银河权威解读两性关系

热点新闻

猜你喜欢

阅读下一篇

返回网易首页返回财经首页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