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以前效益不好,又搞减员增效,1997年我下岗后到北京打工。打工之初,我在原单位每月工资只有300多元,可到了北京,我在一家报社当校对员,每月工资就600元。我当初很满足,以为工资翻了番,谁知人家告我,私立学校工资高,我原本是教师,就“跳槽”去了私立学校,第一个月我领了1500元工资,拿到银行卡,看着上面的工资数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再跳槽到另一所私立学校,一个月工资拿到2500——3000元。
想起1998年的春节,我喜气洋洋,满载而归,带回家里1万多块钱。春节前夕,我搞了两项家庭基本建设。其一是装了洗澡用的电热器,康泉牌,1400元。我家以前是自己在洗手间装了一个铁皮桶,用热水,得烧热了水,一桶地到进去。桶生了锈,洗澡后满身都是铁锈味;其二,我装了电话。那时起初装一部电话要花2100元,后来我赶上了优惠,花了1800元。当时以为拣了便宜,现在看来吃了大亏,现在装电话免费。到北京打工,想家,当初打电话就找到邮局打,后来才发现北京满街都是电话亭。自家没电话,只好和妻子约定打电话的时间,让她跑到亲戚准备接电话。电话是当时我们家庭联络的唯一方式,信息交流,情感慰籍,全靠电话。
那时,儿子上幼儿园。我从北京给孩子买了一顶“元帅帽”,花了5块钱。那“元帅帽”是圆柱形,顶上树立这一簇雪白的羽毛。后来我回了家,人家看到我孩子带的帽子非常好看,就一个劲地问我,这帽子从哪儿买的?我回答,北京。那些人脸上无一不表现出一幅遗憾的表情。孩子“不爱红装爱武装”,每到晚上7点,新闻联播,看到升旗,就这赶紧立正,而后仿照解放军战士正步走。所以,我花了25块钱,给他买了一身军装。儿子年三十那夜几乎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楼道里,穿着解放军军装,走来走去,目的是让人看见,夸奖他。集体宿舍改造的筒子楼里。
过去日子过得紧,有次我曾借了岳母70块钱。这事让我妻子知道了,把我说了一通,我赶快还了岳母的钱。妻子过去总是埋怨,我不在家,家里全靠她和她妈妈,她妈妈操了许多心。我那次春节回家,很“慷慨大方”地给了我岳母300元钱。
现在的人,大吃大喝,过去可不兴。那时花生瓜子也就3块多钱一斤,我买了五斤瓜子,五斤花生。除夕夜,我们全家吃瓜子,花生。孩子有些舍不得吃,他母亲吆喝着“快拿出来吃呀,好嗑嗑穷气。舍不得吃,嗑不了穷气,咱们翻不了身”。我们那个地方,山西晋南,“磕”瓜子或者花生之类带皮的食品,叫做“磕穷皮”。所谓“磕穷皮”,就是大家要有意多吃些瓜子之类含皮的食品,并且把皮有意撒落在家里各处,与多越好,不打扫。老人说,人们吃得皮越多,扔的皮越多,家里,人身上的“穷”扒落得越多,可以去“穷”来年才可以招富。
初一,我们也忙着吃,吃饺子,吃瓜子,花生。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吃,这是由讲究的,它意味着我们一年都会吃饱饭,不会忍饥挨饿。
现在过节,最怕饭菜食品买多了,做多了,一看剩下的饭菜,东一盘,西一碗,我就有些犯急。那时的感觉就大不一样,春节讲究所有的锅碗全没闲着,盛着饭菜。我母亲曾告诉我说:“锅碗不能空,要留有看锅的饭菜,它的意味很深着呢,这叫‘取之不尽’。”
1998年的春节,我一次摆了阔,请全家人,带上岳父岳母大人到当地的“红辣椒”饭店请了一桌酒席,那时一桌酒席就是150块钱左右,可我那桌酒席化了300多元。
酒席上,岳父一夹起那些鱼,猪肉,鸡块,总是要打量一阵子,发表一通议论,才把它们送进口中。他说,你看,这鸡块,不大,我算过,每天每顿吃这么一块,一个月工资就没有。
岳父吃了一块鱼,可能觉得那鱼怎么跟平时吃的鱼不一样,就问我,那是什么鱼。我说那是鲑鱼。一说到陌生鱼的名字,他警觉起来,非刨根问底那鱼多少钱一斤,鲑鱼每斤160元。岳父听了价钱,连连叹息,埋怨我们乱花钱。其实,我也是跟北京人学的,我在打工期间,单位到饭店请客,常吃鲑鱼,说那鱼是极品。
当服务员端上那盘特色菜——一盘野菜,一盘金光灿灿的小窝头时,父亲一边咀嚼,一边凝神端详着我们,还有那桌饭菜。我问父亲想什么哪?父亲说这野菜这窝头本是过去家常便饭,难咽之物,如今却上了贵宾席,真是不可思议——
吃完酒席,大家都虽然很高兴,但多数感到有些遗憾——花钱多了。可我很骄傲,觉得自己有那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痛快淋漓的感觉。 (我也要晒过年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