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中国这样的体制当官的文化有力量就是干事情大的事情能干好,但是不能微调,微调的能力比较差,所以这个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11月14日下午,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世界经济与中国2009:变化中的世界和机遇》大型论坛上,经济学家谢国忠作如是表示。
提问:你刚才说格拉斯管用,继续应该保持,中国现在就实行的中国变的格拉斯,按照你的结论是不是可以提出来中国人继续喝粥,而且粥喝的越稀越好?
谢国忠:格拉斯那个是不是对中国合适,我觉得非常合理,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银行,现在买所谓的理财产品,我现在听我的朋友在香港的理财产品出了很大的问题,我的朋友去买理财产品销售人员都说银行担保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事,我们主体的金融机构银行是国家拥有的,但是国家要看好了它,不能让它出大事,而自由经济那边一定是股市那边,让投行完全市场化,这个给我们国家的风险资本带来了活力,就是说企业风险资本从哪里来,我们要把非银行的那个地方鼓励他们成长壮大,从券商到我私募基金等等,我们得鼓励,但是完全可以不要玩国家的钱,亏的钱自己赔,所以这边是自由经济,这边是我们国家控制的,我觉得一定要分开来。
提问:中国经济可以讲很多人尤其是对现状各执一词,各种版本当中我觉得谢国忠有很多判断非常有价值,在您平时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时候您是使用了跟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方法,还是觉得你自己更能够有能力走在这个趋势的前头?
谢国忠:怎么判断中国的经济?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中国的经济不是世界的经济,因为中国是一个做官的文化,中国通过这个做官的文化发展经济,优势在于做官的有权利,可以造公路、造桥特别快,到印度、到泰国去,印度造了所谓宏大的计划,造了金三角的公路才两三千公里,中国一年就五六千,到曼谷去造一条路都造不起来,因为没法拆迁。上海拆迁了100多万人,我家里拆迁两次,只有在中国当官的了铲车就到你家门口了,问你搬不搬,你不搬把你窗砸破了,再问你搬不搬,现在好多了,十年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样的体制当官的文化有力量就是干事情大的事情能干好,但是不能微调,微调的能力比较差,所以这个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跟我们的GDP当然不一样,我们GDP的数据看起来很平稳的,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还是大起大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