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并不是去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经济趋同性的增强，但并不是指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而是指经济体系运行的趋同性。全球化与“脱钩”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问题在于你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采取了哪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一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通常先上升后下降；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系来说，经济发展的历程一定是先“挂钩”再“脱钩”，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是脱钩。一直挂钩于世界经济，意味着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出口的增长。
一般说来，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贸易部门发展速度较快，随着发展水平的上升，宏观经济当中的外贸依存度通常会上升。一个健全的经济体其内部的自身循环总是占大多数的，否则就会受制于人。因此，随着开放的溢出效应慢慢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外贸依存度会由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转变为逐渐变缓；随经济进一步发展，一国宏观经济中的外贸依存度转而会下降。从发展历程上看，一国外贸依存度由上升到变平至下降的拐点出现，就代表了该国经济开始和外部经济全面融合，国家经济运行活动已基本和世界经济运行活动交融，一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和世界经济脱钩的能力。
全球化带来了加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通常实行出口带动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是力避经常项目赤字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就在前面摆着。因此，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政策取向上是倾向于贬值的，或者至少保持名义汇率不变。在最新货币汇率理论“锚理论”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通常实行“钉住”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瞄准主要国家和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通常需要在国内实行低利率；为避免货币的过多投放，货币当局还需要冲销国内过多的基础货币。结果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造成了以下失衡的局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储备货币，发达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贸易赤字。
对发达国家来说，贸易赤字意味着国内经济的紧缩，为维持国内经济的增长就需要更大倍数的扩大内需，鼓励国内需求的扩张。在没有新的商业技术导入引起的实际增长时期（如上世纪90S信息技术导致的新经济时期），经济的繁荣只能靠提高借贷维持，发达国家只有增加流动性才能保持国内经济的繁荣。新商业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只能是偶然的和间接性的。因此，世界经济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繁荣后，必然带来全球流动性的过度扩张。全球流动性的扩张和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胀。在随后反通胀时期，发达国家经济的紧缩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的外部需求放缓和经济发展困难，甚至导致后者经济增长的强行调整。
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格局带来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兴经济体积累的货币如何重新平衡。全球积累货币的不平衡造成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大量兴起，但当前主权财富基金显然还未能在这种重新平衡中发挥作用。全球经济“失序”和“失衡”的调整显然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具备一定的“脱钩”能力是必需的。
进入21世纪后，挂钩型经济体都搭上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顺风车”，不论国内经济基础有无改善、经济发展能力有无增强，全球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各国出口的普遍增长。当世界经济欣欣向荣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好处；当世界经济调头向下时，谋求“脱钩”的冲动就会应时而生。
但发展“脱钩”能力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至少需要一定的经济规模和资源禀赋等物质基础；许多国家可能由于规模等先天性的缺陷，而永远无法发展出这种“脱钩”能力。要发展出“脱钩”能力，伴随经济增长，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基础还必须得到改善。
理论上，由于巨额的先期资本投入，赶超型经济发展初期通常会经历一段时期的逆差。这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而在经济赶超阶段，内需的持续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的。工业化初期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经济起飞准备阶段的典型特征之一。经验和逻辑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贸易赤字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是同步，仅有中国是例外。在先前全球经济繁荣期，保持过多经常项目顺差（国内投资不足），可能会使许多国家失去在随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调整时期失去“脱钩”能力。
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特征，决定了全球化经济环境下“脱钩”能力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全球化下，经济能否走出独立行情的关键在于“脱钩”能力。因此，在当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下，讨论“挂钩”还是“脱钩”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你有没有“脱钩”能力。有“脱钩”能力，意味着国内的内需足够强大和强劲，经济运行有足够的灵活性。
在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外贸依存度变化的拐点在2006年已显露初步迹象。就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能否提高内需、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我们能否“脱钩”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键。(月晓：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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