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良 《纵横周刊》
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因心脏衰竭在三藩市家中去世,享年94岁。
弗里德曼生前曾三次造访中国。第一次是在1980年,期间,弗里德曼以货币理论与通货膨胀问题、市场机制与中央计划体制结合等为主题做了四次学术演讲,并且考察了长春、上海、桂林、广州等地。做为一个以倡导竞争性资本主义著称的美国学者,这次访问给弗里德曼留下了三个深刻的印象,一是他没想到自己的货币理论学说和关于自由主义的著名著作,早已经作为“批判对象”被引入了中国,而那些以“批判”他“为生”的中国学者对其理论的理解之准确,大大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二是弗里德曼遇到了五十年代求学于他门下的中国学生,所不同的是那个学生时代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已经成了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的中年人;三是当时中国官僚机构拖拉而漫不经心的作风,导致的效率低下和高昂的“社会成本”,对他来说简直是触目惊心。第一次中国之行,弗里德曼对中国改革的前途并未抱乐观期望。
八年后,弗里德曼在他的芝加哥大学同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安排下,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弗里德曼成了当时中国国家总理赵紫阳的座上宾,他询问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赵则详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价格闯关”导致当时的通货膨胀等问题。赵紫阳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弗里德曼仍对赵紫阳头脑反应之敏捷、对经济问题洞察力之透彻赞叹不已。1988年的这次远东之旅还有另一大收获,就是弗里德曼亲身感受到了香港的活力。此后近20年里,弗里德曼用自己的影响力不遗余力地打造出了一个堪称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香港模式”。以至于在他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对曾荫权的经济改革措施违背政府不干预精神而抱怨不止,哀叹“香港模式”不复。
1989年之后,弗里德曼一度对中国改革进程可能逆转担忧不已。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为继续改革作足了政治背书。于是,弗里德曼在1993年三度来到中国,观察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次,五年前的上海市长,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他。这次访问令弗里德曼打消了对中国改革前景的疑虑。
尽管和中国有着传奇般的缘分,但弗里德曼仍只是中国改革的旁观者。可以说,弗里德曼对中国的兴趣虽然广泛而持久,但在兴趣的深度上,并没有超出他做皮诺切特经济顾问的时候对智利的兴趣程度。这就注定了弗里德曼开出的市场自由主义药方,在中国这类威权转型国家会发生“国家资本主义”式的变种。但这并不能反证出弗里德曼是错误的和过时了的,因为弗里德曼还说过:“自由是一个整体,缺其一必损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