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放开民间金融不能再拖了

“我觉得放开民间金融早就应该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备办好民间金融的技术条件。”7月21日下午，在广州参加“中道论坛”的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表达了对于目前民间融资的看法。

陈志武说：“过去一有问题就关，一有问题就一刀切，不容许任何人从事业务的做法，在我看来是最不负责任的行政部门的作为，没有比这个再不负责任了。比如美国这一次的次贷危机出现以后，你放心好了，绝对不会出现以后做次贷按揭的业务全部一刀切地不允许做，你本身就很难判断什么级别的债务是次贷，本身这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再一个监管的理念必须要承认一个基本的前提，从事任何经济业务的权力应该是自然权利第一，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得有这个谋生的权力，这种谋生的权利就跟我们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权利的内容也至少包括自愿金融借贷的权利。当然我知道因为社会的问题，如果说一个银行或者说金融机构吸纳了很多的钱，然后很不负责任地把那些钱卷款投了，或者说做一些很不负责任的投资赔掉了，这样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动乱，这就是政府做监管的前提。但是有社会动乱的前提下去监管可以，但你只能够根据哪方面出了问题，在规则上做一些调整，而不是说一刀切，你根本就不应该从事任何自发、自愿的金融借贷，所以我觉得放开民间金融早就应该做，不应该等到今天。”

“当然到今天这一块还没有放开，不能再往后拖了，特别是在目前宏观调控手段只能够通过行政方式去控制总的贷款额，而不是把官方的利率往上调，这样带来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私营企业根本上得不到贷款，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下，民营金融应该要尽快地放开，出了问题以后再去做一些规则上的调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刀切，不允许私人从事这种业务。”

“说到底，有官方的控制金融体系之前，中国几千年历来都是民间金融，以前当然也出现过一些不同的信贷危机，但是总体上这种自发的民间金融中国已经做了几千年，为什么今天有了互联网、电子体系、报纸以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信息流动的空间和流量产生这么大的变化，按道理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备办好民间金融的技术条件。”

以下是陈志武教授演讲全文实录：

【主持人：】今天的主讲嘉宾是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还有幸福教育集团的老总信力建先生，信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陈教授为我们讲的主题是关于教育体制转轨的问题。

【陈志武：】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到南方报业集团来，我以前看过很多《南方周末》、《谈话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的很多文章，学习了很多，所以今天能够亲自向这里来，向大家感谢，非常荣幸，非常感谢大家！

关于这个题目，实际上是郭宇宽和我一起商量出来的结果，这里面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我要声明一下，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我本来也不是研究文化的专家、学者，教育就更加谈不上，所以我先要声明一下，不能像昨天、前天那样做一些图表，给大家做一些数据，更多的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1986年去读书，1990毕业以后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是15岁，一个是13岁，看到她们在美国上学，感触比较多，同时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中学都有不少交流，也看到了国内的同行和教育界的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相比之下在耶鲁大学和美国的中学、小学的学生和小学的目标，根据这些观察确实有很多的思考，甚至于有很多的反思。今天下午一个是介绍一下我的观察、体会，另外我也希望信总可以为我们介绍他的一些看法，因为他是走在第一线，通过自己办教育、办学校，不仅仅是碰到衙门方方面面的框框，同时又面对中国社会的家长、学生对办学方方面面的预期，所以当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的时期，这个转型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方面，不管是哪个领域，不管你是搞哪一行的，你都会发现这个社会在转型。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上午我我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讲，如果不进行子资本化的发展，光靠政治学习，在街上提很多的横幅、标语，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些社论，就想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这个东西说起来太容易了，因此做起来肯定会很难。在教育这方面肯定有很多做，要做哪些调整，怎么样调整才可以真正和创新型目标这个口号更能够成为现实，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实际上以往我们讲到中国的公司，不管是广东也好，还是其它省份也好，都没办法建立品牌，然后通过品牌赚更多的钱，而不仅仅是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品牌能不能建立起来，能不能创造更多有价值的中国品牌，实际上这与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式关系也很大。一会儿我们会讲我为什么会这么说。第三个方面，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从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实际上这与教育行业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关系非常紧密。关于这一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考，从历史上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说谁在不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那时候皇帝也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全国的银行体系，又没有统一的货币，又没有国有资产，因此这个国家靠什么来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靠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合适的。乾隆中期1766年，那时候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70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个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但是去年5.1万亿的国家财政税收，即使不考虑国有资产的话，相当于370000万个城镇居民去年一年的纯收入，所以从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只是四书五经和其它的经典，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但是现在的教学内容，比如耶鲁每年都和教育部有一个合作，把中国前12名、前14名的大学书记、副书记、校长、副校长分成几批到耶鲁集训半个月，当然每次一来我的日程就没办法做别的事，每天陪他们吃饭。但是也班好玩的，例如中国的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经济，当然可能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士，培养很多的工程师。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总GDP现在是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美国的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即理工方面的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左右，特别是三四年，随着制造业越来越转移向日本、韩国和中国以后，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整个有一个转型，所以就会出现我前面讲到的，耶鲁大学一直是对本科生培养理念是什么？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的大学课程毕业学生，如果他读完大学从耶鲁毕业的时候，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的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些专家，让他们在某一个领域里面那么深，而忽视掉他们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被放弃掉，而让他在某一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变成他们好的专家，我们不以为那一种成功，反而是一种失败。当然这也是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我们系教授就想，我们出了这么多的总统，说不定我们的哪一个学生以后就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做一个大课，这个大课的名字叫做大策略，有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两个教授轮流来讲，这是一年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服务业的变化关系很大，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一直都是完全从技能方面培养，特别是科学和工程方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家长、每一个中国的老师都能够认同、更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技能，从这个情况来看，除非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发生变化，否则中国也差不多只能够从事制造业，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更多是沿袭工程思维，在思辨能力的培养上非常小，我这些年在国内讲学比较多，也包括今年奥运火炬的热炒期间，还有西藏事件问题等等，有一次我有意和北京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通过邮件交流，就是希望了解一下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到底是怎么看问题的，我没想到中国学生的思辨能力那么差，都是被表面的东西很容易忽悠住，我当时就想这怎么办，这个社会要让大家更有能力规避这些被忽悠的办法，没有办法，就只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两个女儿的教育情况怎么样，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马上就要读初二了，她们两个人的经历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美国的学校里面，从幼儿园一直到四年级之前，没有任何的家庭作业，晚上回去就回去了，周末回去就回去，老师如果有阅读的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能够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的作业，那么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到家里以后每一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双方谈判的结果往往是产生这样的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是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就觉得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方面、一般的人文社会方面的、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的课程，这几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这学期可能是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大概的历史是是什么样子，他们会在教室里面放很多的地图和地球仪，这个学期就是了解亚洲不同的国家，比如印度怎么一回事，或者什么语言，它过去的历史大概什么样子。我发现随着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这样的话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的工程师，本来到中国和印度去制造的话，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无所谓。

第三个方面是学校老师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因为没有考试就没办法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当时就觉得很纳闷，每一个人给一个，总得有一个说法。我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一个小孩的特长，你这方面很突出，就给你这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一个人，你首先是你自己，不滚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稍微好一点的兴趣，老师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给一个班里面的学生每天、每个礼拜、每个学期的教室里为学生排名，这是一种很残忍的做法，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是不行的，你给他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人一等。

如果上升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盖茨。当然我们都希望知道谁是下一个盖茨，但实际的情况是，例如当年中国的科大少年班，培养出来一些什么人？我在美国认识很多这样少年班的人，多数都没办法找到女朋友，因为他们除了生物、化学、数学以外，社交能力特别差，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社会问题。尤其我感觉到比较好玩的是，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把他们搁到科大少年半，他们在科大少年班的时候，周围读书的人都比他们大，当这些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还是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比别人小很多，我没必要像成年人那样去承担我自己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说话的时候总是像一个小孩。那时候在耶鲁读书的时候，有几个是少年班毕业的，他们想要追哪个女孩，你放心好了，有几个其他的男的对这几个女孩有兴趣的话，少年班出来的男朋友肯定要败，这就说明恋爱过程当中就产生很多信息不对称。美国在初一才有考试，到高二以后考试成绩才真正开始记录下来，美国初中是两年，高中是四年，所以高中二年级也就是十年级之前所有的表现成绩记录不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任何学习，考大学、考研究生方方面面的情况。

另外在教学内容上，除了我刚才讲的非常广泛的内容，没有统一的模式，甚至没有学校里面统一的教材，完全是随班老师根据他自己的理解，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一本教材。实际上我发现我女儿她们上的课程，每一门课不仅是一门教材，他们每天上学的时候背一大包的书。其次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美国的学校一般在四年级、五年级要有两年的时间教科学方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在四五年级之前，老师总是给他们很多机会，让他们自己针对某一个问题各抒己见，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他的看法，或者是跟别人辩论，但是科学方法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碰到的一些国内博士研究生，甚至于也是做老师的那些人，从他们做研究的方法和写论文的方法上，明显看他出来连他们对科学方法都掌握得不是太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四年级的时候，我女儿的老师就会跟她们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研究过程，第一步是问题的提出，第二步是根据提出来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第四步是根据分析的结果做一些提示、解释，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做出一个证明或者政论，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讲起来比较抽象，但是我发现我女儿她们做了一些具体报告很有意思，比如老二她们读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老师让她们自己想一想你们想做一个什么东西，你们觉得什么东西可能会是对的，可能会是真理的。她们大概是四五个小孩一起做，有一次她们自己酝酿了一下，觉得每天学校上课的时间是八点半，那么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学生到学校的来的高峰点，他们想了一想，既然八点半上课，就应该是八点二十左右是学生来到学校的高峰点，这是她们提出的问题。后来他们的老师说OK，你们下一步是搜集数据，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于是大概有四五个星期，这些小孩分开，每个人站到各个门口，后来通过统计数据，发现7：50是学生到校最多的时候，这是后来做分析得出的结论。接下来他们又想，这跟我们原来想像的很不一样，为什么7：50到校的学生最多，而不是8：20？后来他们自己讨论了很久以后，有一个解释，是因为很多的父母送小学上学，8：00或者8：30是很多机构上班的时候，父母又要送小学上学，又要赶到上班的地方不迟到，肯定就要提前一点把小孩送到学校，所以最后他们得出的解释是这样，然后再写出作业的报告。这一点就蛮好，因为这里面的训练是很多方面的，第一他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找到问题。实际上我过去这些年写的中文文章很多，要我看的话这是很想到的一些问题和假设的理论，也是很容易找到数据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做经济学研究，并没有那么多人按照这个科学方法的基本程序去做，也许跟我们的训练从幼儿园开始，都只侧重于解题目、追求考分，考中学、考高中、考大学。

第二个例子，我大女儿做的东西有很多，他们每一个学期每一门课都有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往往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你自己针对你感兴趣的题目，找到一个东西你想了解。第二是根据数据写一个报告，第三是给全班同学做5分钟到15分钟的讲解，这个从托儿所就开始，我倒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我刚才讲到品牌和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就我自己来说，我在从小学到大学到国内读研究生的过程中间，我第一次在几个人面前做报告，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写了一个关于计算机怎么样输入汉字的文章，那是做了一个学期的项目，那时候还没电脑，在几张大纸上把摘要写下来，那时候在中南大学，我的老师还有其他的同学都坐在那，我一站在上面，我一开始就想我怎么讲？我已经写得好好的，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你们就干脆看我上面写的几条就行了，后来老师还让我通过了，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几个人面前讲述我自己的研究和观点，但我就是讲不出来。我第二次是在国防科大读了两年班的研究生以后，又有一次讲论文的机会，那一次稍微好一点。回过头来一看，正因为我们都去追求考试分数这一单一目标，在表述能力，特别是在众多的人前面作报告，我现在已经做很多报告了，即使在两千人前面说话也不会发抖，这是经过我很多的磨炼了，如果我从小学就开始这样磨炼的话，恐怕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能会上升到另一个高度。我的女儿在五年级的时候，对北京的气侯感兴趣，她做了一个讲座，把北京每一个月的降雨量、温度的高低、历史上的降雨量最高的多少、最低的多少、平均多少，把每一个月的情况都讲出来，还有关于北京其它方面的事情。她跟她的同班同学讲到她的这些结果，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以后她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因为我现在做的也跟她差不多，很多资料都是在网上搜集，而她已经做过很多针对某一个题目做研究，搜集素材，写文章的训练已经很多，*包括对米歇尔滑冰滑得很好的香港人女儿，前些年在是所有喜欢滑冰的小孩的大明星，我的女儿从米歇尔从出生开始，每个月做了什么，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研究和记录，给她的同班同学做了介绍，这些训练实际上不只是培养创造性能力，更重要的是同时也培养了思辨能力。现在我跟我女儿去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会让我发现我讲什么东西，她们不一定马上就因为我是她们的爸爸，我自然而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没这回事，我经常跟她们一讲东西，我发现我的夫人不是太习惯这样样子，总觉得大人讲话小孩怎么可以还嘴，怎么可以回话来辩论，而这一点我相对好一点。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使得他们很自然地听到任何话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是不是真的这样子，第二就是是不是能找到什么证明来证明这个话本身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得到支持。这方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培养一个人独立思辨能力，让这些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当然这是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有的时候我自己私下也想一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是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人还是笨的人，有能力的人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对于我们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说，可能有的时候很难接受这样，因为你自己明显地知道，根据观察这个人能力一般，但他的感觉还是那么良好，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很难接受。但正因为这样子，美国100个人里面，随便挑80个人，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并不奇怪，因为美国的整个教育体系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所以等他们长大以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他们介绍他们的产品、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想法，至少不会说站在一般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这一点在美国是很少看到的。这种教育在中国今天的经济、中国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教育理念的变化和提升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