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朱冰尧
敏感的投行分析师们从最近一系列的高层会议内容中作出解读：中国宏观政策正在悄然变脸，“从紧货币政策”很少在讲话中提及，关注经济的下行风险，保持经济和市场的稳定性的内容却频频出现。
有分析师认为，高层政策重点有了变化，从原来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转变为支持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
于是，下半年的中国经济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应对经济下行，到底该适度松动还是继续维持紧缩？
“松动派”认为，最近一段时期投资和出口增长下降将给经济降温，降低了政府采取进一步调控措施的必要性，过去的6个月里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放缓，中国的贸易顺差数额巨大，这些都增加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因此，2008年宏观政策应该做到“三不”：不搞运动式行政紧缩，不让人民币升值一次性到位，不大幅加息。
“维持派”则认为，稳定一直是中国经济能够快速、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均高于8%、GDP平减指数和央行公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均高于10%，同时能源价格危机初现端倪，央行已不再具有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的空间。政府会维持货币政策的紧缩立场，如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严格控制银行放贷，允许人民币升值和年内两次加息等。
实际上，中国经济以往没有任何一次像今年显得如此难以预计。无论是适度松动论者还是维持紧缩论者，似乎都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论点犀利，论据充足。而在近期的宏观政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让分析师们颇为迷惑的现象，比如尽管高层声音显示，“从紧货币政策”之声逐渐弱化，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仍在操作，坊间房贷松动传闻不断传出，但监管层并不对此给予认可，看样子，理论和实践还有一定的距离。
调控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尚未完全市场化，以往宏观经济的规律性特征比较明显，多数情况下，宏观政策一定可以保几年。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开放性不足，尚未和国际社会充分接轨，不确定因素少，出现的经济环境变化不多，调控起来就比较容易。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也承诺开放国内市场和承担国际经济的社会责任，无形中在扩大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同时，加大了自身调控经济的难度。比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影响不大，甚至没有使用过多的宏观调控手段，就很快度过了危机。但发生在去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今年的国际油价飙升，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目前我们的调控措施还显得单薄，加之许多市场杠杆手段的传导作用较为缓慢，以及政策确定与落实的相对滞后性，在应对大变化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当前复杂的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的潜在危险，我们必须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政府的调控政策除了要注重政策的科学性，更需要注重政策组合的艺术性。简单地使用货币政策一种手段，恐怕解决不了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问题，更解决不了粮食和能源价格问题。
有专家指出，我国当前通胀压力的形成还与宏观调控能力不到位有关。由于各部委片面强调自己政策的独立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调控政策效应的抵消。所以，统筹协调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流通政策，增强政策组合的合力效应，是抑制当前通胀压力的关键，期望借助货币政策的单方面作用，是难以奏效的。
因此，加强央行、财政部与发改委和其他各部委的功能协调，从而实现最佳政策组合，或许是解决长久调控机制的根本举措。
(本文来源：
中国产经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