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
尽管一进中文系就收到了好几页必读书目单(它后来奇怪地被我用作了反过来的入门手册),可是在师范大学读书之初,我并不太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我买一些《诗词曲语辞例释》那样的书,只是觉得大概读中文系的就该买些这样的书吧,买来做什么,也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这些书直到现在我也没怎么翻看过。睡在我下铺的王寅则目标明确。进大学没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他是个诗人了,虽然还没在什么报刊上发过诗,但是曾参与先前上海中学生的那个诗人圈子。看上去,他的心思全在诗歌上,他那本红色的塑料面笔记本里,抄录着他感兴趣的诗歌。
有一次,王寅跟我提到一个叫沈宏非的人,说他因一篇内容写张志新的《星空下》,获得了1980年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张志新的事迹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很多宣传,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我却是进了大学才头回听说。王寅又给我看沈宏菲发在《上海文学》杂志的诗,记得有什么“断了线的风筝(还是气球?)”这样的句子。据王寅说,在先前上海中学生的那个诗人圈子里,沈宏菲写得相当不错。那个圈子,我完全不了解。
某个上午课间休息,我碰到王寅,他拿了一本《新华文摘》,让我读其中一个叫舒婷写的诗,说这个人是一家厂里流水线上的女工。而我觉得,王寅写在信笺上拿给我看的他自己那些诗更喜人一些。
那时候,《诗刊》杂志上章明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把当时有些青年诗人“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的消息告诉了我们。艾青痛陈“‘朦胧诗’……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了遮掩整个世界”和臧克家认定“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则在我们这儿炒热了北岛、江河、顾城这些名字。他们的诗作,我是从王寅借给我看的那本红色塑料面笔记本里看来的。严力的一本自印诗集,也是经由王寅拿给我看的。
后来我上了诗歌这条船,王寅的一拽之力不能忽略。并且,可以说,因为在我的同学里有一个名叫王寅的诗人,我似乎终于弄清了我打算在中文系做些什么。清楚自己该干些什么,大概也就是自我意识的有所确立。在此,还是摘录一段王寅当初给我的信吧:
萧伯纳曾对一个演员说:如果你看自己演的电影,自我意识就会变得很强,就不会学着别人一样动作。作为演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与众不同。你绝不可以破坏这种个性。这种说法和有些人劝我按照我习惯的手法写下去的说法不谋而合。我想。写东西,特别是触角敏锐的诗,诗人还是多点“自我意识”为好。排斥“自我意识”,对自己所言所行坚信不移的应该是文艺新理性主义论家。我还要向别人学习,习惯的、固有的手法和内容太不能令人满足了,而突破就在于学习。只要不去模仿别人的动作,还不至于破坏个性吧。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段话大概写于大学一年级的寒假里,时在1981年初。我想我当时不会有比之更高明的看法。我的回复很可能是:你说得真不错。
(陈东东 诗人)
(本文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