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血汗工厂的是与非

作者：程亚文

经济学当然完全有理由反对政府干预，哪怕是反对政府强制提高劳工标准。但经济学没有理由反对劳工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要求劳工容忍自己已经不满意的境遇，经济学没有理由反对劳工改善自己境遇的努力。

近日，一份由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揭开了5家港资企业在内地工厂涉嫌违反《劳动合同法》。其中，由前女首富张茵掌控下的玖龙纸业（2689.HK）更被指为“港企之耻”。

可以想象，一些主要以经济学为知识背景的人肯定会对此不以为然。在某财经网与参与调查的香港大学生的对话中，有自称“东莞网友”的人士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玖龙企业比较大，张茵也曾经是中国女性首富，她为国家纳了很多税，也为很多人提供了很多工作岗位。主持人也说：如果没有像玖龙这样的企业，就会有很多人失业，在中国，就业也是比较大的问题。两位大学生则回答说，无论如何，既然企业已存在，它就不能违反底线，法律与人道的底线。

应当说，这是看待企业、市场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话语体系，即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与伦理学的话语体系。这两种话语体系的分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对于全球化、跨国公司、政府的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两者的看法都有不同。所谓血汗工厂，也是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命名，在经济学那里，这叫做廉价劳动力优势。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经济学家给出的一个最常见的解释就是，中国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很多经济学家相信，这一优势将持续下去，从而能使中国经济再维持二十年的高速增长。面对目前以《劳动合同法》为象征的法律、政策的变化，很多企业家痛感自身利益可能受到影响，张茵就曾经高调表示反对。经济学家们也很焦急，在他们看来，超前的劳工政策会损害中国的竞争优势，最终也会损害那些劳工的利益。因此，他们要求，政府应当继续维持原来宽松的——全国总工会的官员说这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宽松的——劳动力政策体系。

没有理由怀疑经济学家偏心。那些谈论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经济学家的症结是，他们似乎不自觉地掉入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逻辑陷阱中，而忽略了劳工偏好与价值变化的可能性。

他们会说，工人进入工厂，尽管待遇不改，但比起原来在乡村，已经好很多，他们应当心满意足。问题是，农民一旦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其价值体系也会演进。他不再拿自己目前的状况与在乡村的境遇进行比较，而是拿其他工厂更好的境遇与自己的境遇相比。他也可能知道了权利概念，他对尊严的理解也升级了。这一点，从南方近几年的劳工荒已经能够看出端倪。企业主、决策者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工人有没有权力按照自己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观察问题、采取行动？

经济学家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误以为企业只应当依据经济学的逻辑来运转。不管怎样，市场是内嵌于社会之中的，人首先是社会的人，他的一部分活动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社会是市场运转的外部环境，企业不可能把自己排斥在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不同群体的互动之外。这些因素构成了企业运转的社会环境。社会普遍的伦理观念的变化、权利意识的生长，会影响到劳工的价值，也会影响到企业家和消费者的选择。

这也就是说，包括劳工在内，社会对血汗工厂已经形成负面评价，这种评价将对经济学关于廉价劳动力的理据构成挑战，两种话语体系的竞争将决定血汗工厂的命运。经济学家不愿面对这些挑战，苦口婆心地劝工人接受血汗工厂的劳动条件，并强烈呼吁政府继续维持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政府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维持，在中国，人人都可以想象得出来。于是，经济学家当初以自由的名义始，现在却以要求政府强制维持低劳工标准，连最基本的逻辑自洽都不讲了。

相比之下，西方世界的自由市场环保主义（free-market environmentalism）的逻辑更健全：他们反对政府向企业强加环保标准，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环保。他们之所以反对政府强加环保标准，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市场——毋宁说社会本身，会自发地提升环保标准。他们不会反对这种因为企业和社会的觉醒而导致的环保标准的自发提升。

而目前在中国，市场和社会已经发出了限制血汗工厂的呼声，如果经济学对此也表示反对，那经济学就是盲目的反动。经济学当然完全有理由反对政府干预，哪怕是反对政府强制提高劳工标准。但经济学没有理由反对劳工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要求劳工容忍自己已经不满意的境遇，经济学没有理由反对劳工改善自己境遇的努力。对于社会自发形成的反对血汗工厂的舆论和努力，经济学的反对逻辑也是苍白的。（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