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考问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浙江，其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磨难。此种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以来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甚至可以说，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经在中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个简单的数字可为佐证：中国自1982年经济开始腾飞至今，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已经上升了8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亚洲其它国家经济发展可比时期内所达到的数字。

      但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向外倾斜的同时，国际经济也正变得“面目狰狞”。由于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对于美国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更是没有免疫能力。于是，巨额贸易顺差、汇率、国内资产价格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并且快速成长为庞大冰川。

      此时，人民币汇率作为治理通胀的工具，被推到了第一线。尽管央行2007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然而，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自汇改以来开始“破7”，而国内通胀率却高居不下，那么到底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否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能否成为宏观调控的常规工具？这样的汇率改变路径和节奏是否最优，能否为中国制造业所消化？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1.纺织服装——出口业缩影

      “尽管已经削减了三分之一产能，但我还是在‘吃老本’。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随便关闭工厂，但我希望尽快找到下家，哪怕是用很便宜的价格卖出去。”杭州市一生产外贸服装的企业主对记者说，“我用很负责任的态度讲，比我更小规模的，哪怕是与我规模相当的外贸服装企业，八九成都有这种想法。”

      “客观地讲，不仅是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才使得我们这些企业面临困难，而是外部环境的综合因素。”这位小企业主对记者表示，外贸服装行业整体毛利本身不超过10%，有些企业甚至只能做到5%。但自去年以来，由于石油涨价，印染、面料等服装业的上游产业也迅速提价，使得纺织服装行业成本总体上升20%-30%。

      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纺织服装业。来自温州市统计局的资料也显示，今年2月，该市工业企业“高进低出”态势加剧——受燃料、动力、有色金属、农副产品等价格普涨影响，当月工业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比上年同月上涨8.5%，创三年来新高；而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月仅上涨1.9%，两者的差距由去年的4.6个百分点扩大到6.6个百分点。

      “明显感到日子难过了，这是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事。”这位服装企业主表示，一次重大的打击是自2007年7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是次政策调整将该行业原本13%的出口退税降低至11%。也就是说，外贸服装制造企业的利润因此一下子缩减2个百分点。

      厄运并没有结束。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放缓，全球需求正在重新洗牌，浙江出口企业因此面临着严重的外需缩减状况。“同一单业务，以前每年都能翻单三四回，现在大约只能翻一两回单了。换句话说，1000件衣服以往在国外只需要两三个月就能卖完，现在可能半年都卖不动了。”浙江某外贸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根据公开数据，2月份，我国出口增长显著放缓，同比增长仅6.5%，低于1月份26.7%的同比增幅。尽管该数据显著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春节因素的干扰，但仍加剧了市场对在全球需求疲软环境下中国出口可能长期增长放缓的担忧。毕竟，更多的人相信，全球经济可能很快就会重新挂钩，而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

      2.与汇率赛跑

      在 中国银行(行情 股吧)浙江分行资金部一人士看来，国际市场外需减少正显现端倪，这是出口行业即将面对的难题。但眼下，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出口退税下降或取消、新劳动法的实施等三大挑战，正是出口行业烫手的山芋。其中，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被一些人认为是出口行业整体发展趋缓甚至出现衰落迹象的关键因素。

      “不敢随便签订单了。不做这笔生意还好，做了肯定是要亏的，不如不做！”绍兴柯桥一纺织企业主对记者表示，外贸企业每笔订单必须先与国外客户洽谈，确认价格、交付等条件；再将订单交工厂生产；产品交付；收到货款。这一周期通常在两到三个月。

      “报价时必须要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但这很难，尤其是交付时间越长，不确定性越大。”该企业主对记者举例说，2008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由7.30降至7.01，人民币升值幅度高达近4%，年化升值速度甚至达到16%。

      “这么快的升值速度是没有预期到的。这4%也几乎吃掉了本来就不高的利润，不亏本已经很不错了。”他对记者说，“如果不马上结汇的话，以这种升值速度，相当于每天损失一辆小轿车。”

      不过，外贸出口企业不可能放弃所有客户。

      “失去一个重要客户，可能多年无法挽回，即使赔本也必须苦苦支撑。于是，‘弃单’成为出口企业最不愿意但也是最无奈之举。”在浙江的一位港资贸易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事实上，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呈抛物线状。上述中行资金部人士将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走势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05年8月22日至2006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平缓升值，从8.11升至8.00，升值速度仅为1.38%/年；第二阶段自2006年6月至2007年4月，升值速度明显加快，年化达5.6%；第三阶段的汇率已是陡峭下行，自2007年4月16日至2007年底，升值年化速度为7%；第四阶段自2008年第一季度汇率便升值3.91%。

      据相关机构估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每升值1%，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销售利润即下降2%－6%。而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累计已达1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纺织业实现利润133亿元，同比增长14.2%。远低于去年同期的39.5%增速，行业亏损面为24.46%，较去年上升7.49个百分点。

      对此，绍兴纺织行业人士解释说，因人民币持续升值，一些几个月前的订单已出现亏损，而对于一大批交货时间较长、利润相对较薄的外贸订单，有些企业仍不敢承接，外贸中小纺织厂家开机率仍显不足，是造成出口景气指数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3、转嫁汇率负担的现实之难

      如何转嫁汇率快速升值给企业带来的沉重负担？尽管专家学者及金融从业人士“支招”甚多，但一些企业主仍对记者反应称“理论无法作用于现实”。

      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终于“破7”，今年以来累计升值4.7%。前4个月的升幅已经超过2006年全年升幅。

      基于不可交割远期合约(NDF)市场的走势，未来12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预计将继续升值10.6%左右。而市场对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对国内企业尤其是出口商盈利能力造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悲观情绪。

      众多出口导向型企业该怎么办？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邓体顺及其团队于今年2月底，在三天内走访了华南地区不同行业共十三家出口型企业，以探寻中国企业层面的情况。据他介绍，被访企业通常通过三种方式对冲汇率风险：

      首先是运营对冲。由于大量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原材料/半成品材料的进口商。尽管他们由于人民币走强而不得不降低出口产品售价，但人民币购买力的提高意味着进口商品成本的下降，并为利润率留出了余地；

      其次是完全的汇率风险对冲。邓体顺及其团队发现，那些凭借规模或高质量产品而具有较强议价能力的企业，能够以人民币定价并有效地将汇率风险转嫁给客户；

      第三种方式是金融对冲。也就是说，一些企业选择通过金融工具(如汇率掉期或不可交割远期)来对冲汇率风险，并尽量减小出人意料的汇率变动的影响并保护企业的利润率。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调查的企业样本较少，而且我们所走访的均为知名度相对较高且拥有较大规模效应的企业。实际上，人民币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重估将在短期内给国内众多无竞争力的边缘企业造成压力，但在长期内将有利于总体经济。”邓体顺认为。

      与此同时，就规避汇率风险问题，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国际结算部人士也提出四个建议，即：合理选择对外经济活动的货币种类；合理运用外汇市场避险工具，如远期结售汇可以锁定风险；提前或推迟结算；提高出口产品价格。

      不过，接受记者采访的众多处于生产链边缘的 中小企业(行情 股吧)主均反映称，理论听起来很美好，但并不一定适用于现实。他们批驳说，以欧元等处于升值通道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币种，这固然容易被中资企业接受，但国外客户却不乐意，因为他们同样不愿意承担汇率风险；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变结算日期等等方式也都需要中资企业具有极强的谈判能力；美元贷款虽然便宜，但银行通常只发放给几个关键性大客户，小企业根本无法介入。

      “归根到底，我们都知道需要创品牌，需要高附加值产品，才能使企业在这场经济波动中较好地生存下来。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准备了，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杭州的外贸服装企业主对记者感叹。

      当然，由于出口行业遭受重创，外贸企业的日子也变得很不好过。来自进出口业务的利润已经明显缩减，来自非主营业务的利润比例正在增加，如房地产、餐饮业等。

      4、反思升值

      “我相信，加速升值是出于综合因素考虑，有得必然有失。可是，如此快速的升值对国内经济负面的影响，可能很多人是过于乐观了。”浙江一位外贸企业人士对记者说。

      “完全是为了通胀，价格涨得实在是受不了，人民币汇率作为治理通胀的工具，被推到了第一线。但很可能是‘病急乱投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刘煜辉认为，对于人民币加速升值能否有效抑制通胀的问题，肯定的理由无外乎两条。

      第一条理由是，美元加速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而中国作为大宗商品净进口国，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容易传导至国内。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得进口成本相对降低，抑制输入型通胀。而高盛、中金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据中金测算，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每升值10%，其他条件不变，中国CPI涨幅短期内将下降0.8个百分点，长期将下降3.2个百分点。人民币快速升值，对于输入型通胀压力的缓解，或许能起到一时之快的效果，犹如给一个高烧不退的病人一个救急的冰袋。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看法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一种‘刻舟求剑’的静止思维。”刘认为，像我国台湾这样的小经济体或许能实现如此目的，但中国大陆不一样。

      他的理由是，随着本币大幅升值，面对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原材料价格的骤降，不知道国内企业的需求一时间会被激发出来多少(包括担心未来涨价的预期，预防性存货的增加)，加之商品市场上投机资金的推波助澜，短时间内就可能把价格推升十几个点，立即把升值的效力消弭于无形。因为当下全球的初级产品、矿石资源、能源和粮食都处于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和高价位，中国很难随人民币升值去购买更多的国际商品。中国的购买很可能会被指责为拉动国际商品价格上涨的理由；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又会向中国输入通胀，反而加剧国内问题。

      刘煜辉表示，当前认为人民币加速升值能有效抑制通胀的第二个理由是，人民币加速升值将有助于减小外贸顺差，从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也将由此减轻，这将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宋国青教授测算，国内CPI涨幅超过2%的部分有60%-70%由货币因素推动。为此，抑制通胀还需继续收紧货币供给。

      但是一个显然的结论是，由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全球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实现了按价值链组织全球分工，从而根本上改变了货币、贸易和更多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机制，使得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在低端价值链几乎完全失效。“更明确些讲，汇率的出口弹性取决于当下各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刘说。

      刘煜辉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其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最终它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这两个变量，几乎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影响，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显然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

      “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汇率的困境只不过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来治理通货膨胀的确有本末倒置之嫌。”刘认为。

      而一位央行的人士则显得更为悲观，“如果升值速度如此，中国能否保住世界工厂地位，能否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都成为问题。我们要把转移来的制造业都赶走吗？”

      5、外汇管制有效吗？

      事实情况是，对于汇率加速升值的反思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界。“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稳定的汇率，三者只能取其二。”中国人民银行一人士坦言，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在2007年大量增加，具体表现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FDI流入创下新高，非FDI资本流入快速增长，货币大幅升值，资产价格明显上升。

      “我最担心的名义汇率大幅升值的风险，升值可能导致高企的资产价格轰然崩塌，这对中国经济是最致命的。”社科院的刘煜辉认为，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管制的“防火墙”是否经得住冲击始终是个疑问。

      当下经常项目或直接投资，购买人民币资产或者房地产进行投机已经非常专业化，成本甚至比正规的银行体系还低。热钱进来了多少难以估计，但在2005年-2007年，房价涨了3倍，股市涨了6倍，热钱是赚得盆满钵溢。次债危机一下子将全球从流动性过剩骤然推向了流动性紧缩，资金流向最可能是从一个高估值或泡沫比较严重的资产中撤离。尽管目前中国还存在着形式上的资本项目管制，但加速升值的人民币无疑成了跨境资本全身而退的买路费。

      刘同时认为，人民币升值速度越快，升值幅度越大，那么中国资产泡沫硬着陆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在今年的股市、楼市已经开始显露端倪。如此，泡沫一破，可以想见的是，未来两年中国的银行体系坏账激增(因为近三年新增信贷近八九万亿，而中国的信贷90％以上都是抵押品贷款)，股市暴跌(到那时，银行股估值体系将崩溃)。显然，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随着资金回流，美元又可以重新得以确立强势。反转过来，又来收购中国的廉价核心资产，“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秩序进一步得以强化，这是最悲观的政策后果，对此央行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记者了解到，央行正在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发的热钱流入的表现形式进行研究。不过，“资本管制无法根除资本大规模流入。”上述央行人士认为，理由之一是，局部性的资本管制对于开放经济体作用有限。因为，被管制的资本总可以通过未被管制的渠道流入国内；而如果实施全面资本管制，代价太大，不可持续。此外，衍生工具的发展降低了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因为投资者会研发新的金融产品来规避资本管制。

      对此，他建议，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同时，放松国内资本外流。“比如印度、马来西亚和韩国，这些国家没有强化限制资本流入，而是采取措施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他说。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