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刚才林教授讲了关于流动资本之谜,这个谜中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作为一般的传统理论,资本流动的动因主要是利差或利润在国家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两种,一种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第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这两个都构成林教授讲的(B),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发展中国家有问题,发达国家是不是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是哪儿的变化,大家可以思考,是这个世界变了,变成什么样子,第一,从发达国家之间流动,曾经讲过资本和流动贸易之间的关系,当贸易变成了财内贸易时,实际上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这种关系,我想大家可以思考。第二,资本倒流的现象,其实更准确的讲应该是资金的倒流,FDI的正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又反映发展中国家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或者说可能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制度环境怎样造成了不愿意留在自己国家,第二,这个资金又转到了一个新的或完善的制度那里去,因此,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有没有改革开放转型当中步调的不一致问题,制度建设的步调不一致问题,开放的各部门、各领域步调不一致问题,比如金融体制的改革问题。
我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事情,刚才海闻校长讲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了三十年,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就之后,改革的任务不是更轻了,是更重了,我们在有了钱之后还不会花钱,或者,我们自己的制度还没有提供一个我们能顺利把钱花掉,投资掉,而且能够获利的体制。因此我们需要改革。
谢谢林校长。
主持人:第三位发言的是隆国强研究员,他的发言题目是“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 隆国强
隆国强:谢谢林校长,非常高兴参加全国学术研讨会,题目是被主办方安排的,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我很愿意讲这个题目,倒不是对这个题目有多么深的研究,我是感觉这个领域,关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国际经济学里一个传统的领域,所以深深地感到,在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也好、政策研究也好,都是相当欠缺的。
(国际经济学认为,越开放越安全。)
隆国强:我从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这个题目确实非常重要,非常紧迫,大家看看媒体在这几年的很多讨论,关于开放的讨论,很多人最后都落脚在国家经济安全上,从这个角度衍生出不同的政策建议,今天想来讲这个事,真是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也许以后有些高校的博士生在选论文题目时可以考虑作为开放经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讨论得很多,今天我发现好象对基本概念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公认的定义,在1943年时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里特曼最先提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国家经济安全是到八十年代才正式被官方文件所引用,八十年代以后,像美国、日本、俄罗斯,他们的政府专门写了关于本国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官方报道,这个概念也越来越引起大家的重视。
从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国家经济安全指国家战略经济利益不受威胁,或者处于风险很小、很低的状态,反过来说,如果国家战略性的经济利益受到很大的威胁或者风险很高,那就是国家经济不安全,经济安全更多是一个风险的概念。
在国家安全的概念下也引申出很多更小的相关概念,比如有人提到开放经济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等。从理论上讲,刚才说国际经济学认为越开放越安全,但它论证的依据到底是什么?从我们的体会,开放经济和封闭,究竟哪个风险更大?我们会看到很多封闭的经济确实是很不安全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济体在开放的过程中出了很多危机,从系统上的角度会告诉你,开放的系统更加稳定,恐怕这是讨论越开放越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背景。我觉得它很难判断,这都是两个极端,最封闭的经济,最开放的经济,可能我们看到封闭的经济风险更大一点,很多人说,像朝鲜,它老不开放,粮食也短缺,政治上也有很多问题,很多媒体都谈这个事儿。不管怎么说吧,我理解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风险的来源确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开放经济随着它开放程度的提高,有一些由于开放而带来的风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风险因素的客观性,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和国际市场在商品、人员、资金、服务以及其他的生活要素,频繁的交易,同时由于这种交易而导致的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它本身确实是一个风险的基础。
比如现在讲全球基金30万亿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地在深化,套利的热钱就有十几万亿,当然客观上有一个风险的因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还来源于每一个国家在管理开放、经济风险的能力和它的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开放的步骤不匹配带来的风险。这恐怕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开放经济的风险,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国际金融风险,这些年从来就没有断过,国际金融的风险,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流动性的危机,以及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带来的综合性的危机,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已经很难单一地说某一个金融危机就是货币危机或者债务危机,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综合性的金融危机。还比如说,开放经济会面临着来自外部的价格冲击,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感受这一轮通货膨胀,其实就带有很明显的导入型通胀的特征,还有资源性的冲击,历史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现在我们说的高油价,每桶已经超过110美元,它必然会对石油输入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价格稳定带来冲击。
再回到到底怎么才安全的问题,到底是越开放越危险,还是越开放越安全,确实大家有不同的判断。如果看看这几年的讨论,很多人说开放威胁到了国家经济安全带来产业安全,想到的答案就是开放的步子太快了,我们步子要慢一点,似乎感受到它隐含的背景是越开放越危险,所以当你意识到风险时,步子要缩回来。但确实也有很多人主张,越开放越安全,就像刚才桂军讲的,最不安全的部分可能恰恰是开放程度低的部分。可是会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些部门的竞争力比较强,风险管理比较高,开放的步骤比较快,所以还很难具体讲,因为哪个部门开放了,它的安全程度高,这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我们看全世界的经济体,以它的开放程度和风险程度来评估,也确实很容易看到开放程度比较高的经济体,它的风险程度确实比较低,可能正是基于实证的总结,确实有人说,越开放越安全。但我个人感觉如果简单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越开放越安全,一旦把它简化了,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从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开放的程度、开放的步伐和一个国家的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相匹配,可能才比较安全,如果你的风险管理能力相当低,开放的步骤很快,可能你在得到开放的成果之前先尝到的是带来的风险和冲击,这正是我们说中国是渐进式开放的内在逻辑。
应该说,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我们面临的风险,由开放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我个人感觉比较突出的主要是几个领域,一个是金融安全问题,我刚才讲,金融安全在我们过去的几十年可以看到,几乎每年都有国家出现金融危机,1998年对我们来说感受最为切身的一次,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是国际金融带来的风险,但它的传导效果,通过心理上的传导,通过资金流动的传导,通过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带来对贸易影响的传导,应该说我们这次也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开放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一方面它的客观因素就是全球国际金融市场上,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场上迅猛的扩张潜伏的风险,这种风险我觉得可能是超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全球构架所能控制的能力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还不够充分,我们的金融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相当低下,虽然我们看到几大国有银行都改制了,上市了,盈利状况也很好,但大家千万别忘了,这是在中国宏观经济处在一个高点的时候来看这个问题,当宏观经济回落的时候,经历过一轮完整的宏观经济考察之后我们再来说金融企业的竞争力,金融市场的发展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怎么样,可能那时候才更加有说服力。仅看这一两年的数据我觉得还为时过早。更重要的是,防范机制还十分不健全。最简单的,讲我们的汇率机制,讲我们最近几年遇到的流动性过剩,一个基本因素大家说是外汇储备增加倒逼产生的后果,大家都有共识,但为什么这样?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改变不了?我感觉一我们缺乏一个完善的机制,一方面我们开放程度很高,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原有的宏观管理体制、机制和这种开放程度不相匹配。我们明明知道汇率可能存在着比较大幅度的低估,但我们又是一个缺乏弹性的风险机制。这当然是反映了我们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的点,可能更多是在其他地方,更多是现在大家恰恰都不知道的风险从哪儿来的问题。
所以总得来说,我们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对国际金融的风险管理能力,还是比较低下的,这里面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才的匮乏,真正经历过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对此有研究,有经验的人是少之又少。
第二个,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是资源安全的问题,原来我们自己老讲我们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相对可以独立地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随着这几年我们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我们忽然发现其实我们是一个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特别是相对于这么大的规模和相对这么庞大的人口数量,我们人均资源的拥有水平是十分低下的,各种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国土资源前几年有一个预测,到了2020年,45种战略性资源里,我们有39种需要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当然现在全世界也都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资源、环境甚至全球变暖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那天我和海闻在发展论坛上看到也听到了,有大量来自国际上的关注。现在我们感觉,从我们自身发展来看,离不开国际资源的供给。这几年我们看到,比如石油,48%的依存度,铁矿石等各种初级产品的进口,怎么来防范资源安全,实际上已经直接地会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可持续性,要想防范资源风险的问题,恐怕要从多个渠道来解决,一个就是要努力探讨进口来源的多元化,还有一个就是进口通道的多元化。你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给我提供石油,但我进口全是从海峡,本身风险就非常大。进口的通路、方式都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我们要考虑形成权益性的资源,长期供货所取得的资源和现货市场的合理比,很多资源的进口国,比如日本,可能比我们更惨,百分之百要依靠国际市场,这些国家这三类资源,通过投资和获取权益性的资源,和通过签订长期供货合同所取得的资源及现货市场购买的资源比重是40%、40%和20%的比重。在中国,由于我们的企业缺乏经验,大量是依赖于现货市场的采购,现货市场在初级产品低迷的时候会占到便宜,但这几年,由于初级产品大涨,通过现货市场采购的资源,价格远远高于长期供货合同所取得的资源。按照一个统计,过去每年我们为了获取七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多付出的外汇大概在700亿元左右,另外很重要的,作为一个资源的净进口国,中国要去参与和利用已经形成的国际资源安全的机制,既有区域性的,也有全球性的。
从中长期阶段考虑,我们可能需要去逐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们是很多很多产品最大的买主,但我们在国际市场价格的确定上根本没有发言权,仅仅是一个价格的接受者。
最后一点,大家讨论最多的产业安全问题,产业安全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国内的讨论是和外资挂钩的,很多人认为外资的比重高了,产业就不安全了,控制了我们的经济命脉等等,我记得胡司长还专门写过我们告诉我外资到底是多少,从国际上比,外资存量在这个产业中占的比重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位。
但是我想,讲产业安全更重要的还不是看外资数量上的比重,而是要看它到底是在什么样的部门,什么样的领域。我们看看美国关于外资的安全检查,有些部门完全是开放的,有些部门,比如软件里的安全软件,安全软件不仅对外资企业严格控制,连一个外国留学生在美国,比如中国留学生拿着中国护照到一个生产安全软件的公司,连这个他们都审查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电信设备,大家知道电信设备是可以远程维护的,远程维护就意味着总是有一个后门被远程控制着,当这些涉及到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的社会、软件是依赖别人时,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占的比重非常小,你能说很安全吗?但比如生产食品的,大家天天都吃达能饼干,喝的都是可口可乐,我觉得这不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所以更重要的是要锁定那些真正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想外资多了,某个产业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是外资,就觉得外资又垄断了,涉及到国家安全了,但大家没有想到行业里的外资可能是几千家外资企业,它不是一个整体,它的外资,都叫外资企业是对你中国人来说,但可能它来源于一百多个国家,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所以我们会看到,确实大家都关注国家经济安全,但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把握经济安全的内在含义,用经济安全这个说辞来影响我们开放的步骤的话,可能会让我们丧失掉很多发展的机遇,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力是决定这个国家是否安全的一个最基本因素,所以我们既要在开放中注意经济安全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发展的机遇,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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