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享华
丁学良先生托人寄来他的新书《中国经济再崛起》。乍看起来，这个书名与两年前让他声名鹊起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的观点有些矛盾：中国经济的崛起怎么没有捎带中国经济学家一起崛起呢？
几年来，“中国崛起”、“和平崛起”的声音一度风行，丁学良在书里也洋溢着对中国正在崛起的欣慰之情，但更多的则是对这种单纯的经济崛起的忧虑。
历史上，中国曾作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大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资料表明，两千年前，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值的四分之一；一千年前，中国的GDP仍接近于四分之一；到1820年时，甚至上升到三分之一的水平；但是到1950年则下降到5%，如今恢复到15%左右。也正因如此，该书强调把中国过去30年中取得的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
但全球各族各国本来就各有兴衰周期，并不如当今“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地球村那么关系紧密。这样，以我们最强盛时期的总值比较他国衰落周期的总值就有占便宜之嫌。
丁学良此书的重点，在于认为经济再崛起的“配套工程”没有恰到好处地“崛起”。目前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再崛起，而不是全面的再崛起。这些年的洪水、瘟疫、雪灾都在多多少少考验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民族，我们还需要太多与“经济崛起”相媲美的东西。
生长于农村，求学于城市，游学于国际间，这些经验积累可以让他较好地察觉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不过，也要明白，看到病根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轻松治愈。我也认为，丁学良的文章批判性充分，而建设性不足。同时，中国的病是杂症，并且已经交叉感染，甚至有些病症现在还难找到对症良药，并不是一个医生、一个药方、一两剂猛药就能治疗的。此所谓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本报综合新闻中心记者）
(本文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