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教父”阚治东归来(图)

阚治东沉浮

他是中国证券行业20年沉浮的一个缩影。他曾盛极一时，也两度出局，但始终隐忍克己。现在，他离开体制，东山再起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合肥

2月26日，记者见到了阚治东。他并不在上海淮海东路的办公室，而是出现在略微显得凌乱的合肥，为安徽徽商产业投资基金做筹备。计划中这个基金将注册资本金10亿元。

从去年五月撤诉，阚治东就四处奔走，创办私募股权基金，这是第三只。

当记者阐明来意后，阚治东第一句话是，以前对我的报道很多是错的！

对于一些细节性的错误，阚治东一一指出，但是对于自己1997年因 陆家嘴 (行情 股吧)事件下课，2006年因南方证券被起诉并入狱20天，阚治东并不喊冤辩白。

在外界看来，阚治东是位难以定性的人物。

体制和组织曾经给了阚治东如日中天的地位，也曾经使他落入人生低谷，度过常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与艰难时期。

但阚治东没有挥手而去，仍然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组织的关系，也相当谨慎地处理着和周围一切人的关系。

在第一代开拓证券行业的证券公司老总中，目前他是仍然活跃在舞台前沿的硕果仅存的一位。

已56岁的阚治东精力堪比壮年，记忆力惊人，复述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仍然有大把鲜活的细节随时跳出，“90年代末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昨天一样”。

1.以前是帮国家打工，现在是帮资方打工

“在中国要做事，必须依靠组织。”阚治东说。

他头发浓密乌黑，中间或夹有银丝，罕见的挫折没有磨掉飞扬自信，大开大阖之中不失细腻。

3月2日对阚治东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2006年的这一天，他锒铛入狱。20天后阚治东取保候审，十五个月后被撤诉。

两年后，阚治东的石家庄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安徽徽商产业投资基金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加上去年9月成立的奥锐万嘉这三只都是他撤诉之后创办的，如果算上更早的东方现代，阚治东旗下已有4只产业投资基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2004年成立的东方现代目前已经成功在望。

东方现代最重要的投资项目是国内一家大型风电设备制造商。东方现代资本金3000万，中间进行过一次增资扩股，在这个项目上投资5000多万。

5000多万中，3500万是股权投资，1750万是债权借款。东方现代与尉文渊的新能盟公司共同持有3500万股。

这家公司去年分红，一股分一块钱，投入的成本其实已经回来了。

“2005年年底我们决定投这个项目，资金到位前我出事了，好多资金能不能到位，公司当时很担心。我出狱以后坚决要求资金全部到位，资金不够，借！”当时阚治东仍然官司在身，前景渺茫。

大连华锐风电计划明年上市，目前A股市场上同类型的公司有去年12月底上市的新疆金风科技，二者同为发改委指定的仅有的两家风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基地。

金风科技上市前对原股本拆细，一拆五，上市之后股价直接蹿到150元。而东方 现代投资(行情 股吧)的这家公司和金风科技，在各方面都可以相比肩。

对于自己在这家公司中持有多少股，阚治东含糊其词，说：“我们团队总共不多的，都是穷人，拿个十万八万可以，多的就没有了。”整个团队持有六七百万万股，拆细之后也有三四千万股，“少算市值也二三十亿了”。

在安徽筹备徽商产业投资基金期间，这个故事被阚治东反复提起。

谈到未来，阚治东说：“我现在做PE私募股权投资还是帮着人家打工。慢慢我希望我们团队能够组建一个自己的基金。”

以前是帮国家打工，现在是帮资方打工，如今阚治东想自己做老板。

得意转瞬即逝，阚治东很快恢复常态，他反复叮嘱记者写稿子时注意把握分寸：“我特别忌讳人家说我霸气十足什么的，我自认为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愿意给人留下得意洋洋的印象。”

相处的几天，阚治东细致周到，每次吃饭都将在场的十几个人招呼妥贴，亲切地以“×总”的方式称呼司机。

自从因为南方证券入狱后，阚治东再没有交过党费。2003年12月深圳市委组织部批准阚治东辞去南方证券总裁职位后，阚治东还一直坚持让秘书去交党费。

牢狱之灾后阚治东没有去过深圳市委组织部，也没有交党费。他想，我也不要怎么样，算了，咱自己干吧。

但阚治东对记者说，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还会去交党费的”，“我没有退党”，而且，“我还是要跟深圳市方面打交道的”。

阚治东做事一向喜欢规模大，目前紧锣密鼓筹备的徽商产业投资基金，初期注册资本金计划10亿，目前也许会有政府力量介入。

“如果不做事无所谓，但是只要做事，就不能让人家觉得你对政府对组织离心离德，否则谁敢用你？”

如果了解阚治东此前的经历，就会多少感叹选择这样一个态度所必须的心胸。

2.合作不抵抗与两度出局

对记者来说，很难分清楚，阚治东的这一态度是出自纯粹的实用主义，还是依然有一些信仰和情结的成分。

阚治东说，“你们这代人，不能理解我们。”

2006年3月2日阚治东在上海突然被捕，他回忆说，“当时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愤怒、屈辱，奇怪的就是没有恐惧感。”

“我入党三十余载，从农村到各种金融机构，被认为做出巨大贡献的我，稀里糊涂一下子怎么就沦落为罪犯！我罪在何处？难道又是组织上因为南方证券的事要向公众有所交待，再次把我像祭品一样贡献出去？”

1997年因陆家嘴事件受处分时，国务院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给阚治东捎过当时一位领导人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我理解那就是所谓的挥泪斩马谡了，这是一种借他人人头警示世人的做法”，“没料到我阚治东的人头又被组织上看中了，这可能也是不少媒体把我说成悲情人物的原因？”

即便当时处于如此之情境下，阚治东依然说：“我还是希望不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这个组织中某些人的行为。”

当时阚治东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没有与警方对抗。因为“对抗没有意义”。

3月2日晚在上海第二看守所羁留一晚，阚治东给妻子留下字条：“松妹，看来得分别一段时间了。希望：1.要冷静，相信法律是公正的。2.涉及律师等法律事务多听取刘龙九的意见。3.我帮尉总的工作只能请他自己多费心了。阚治东20060302”。

当夜，阚治东回忆噩梦般的一天，久久难以入睡。“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怎么也没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答案。这种环境，这种生活，我能挺过去吗？”

不，一定要坚持，不信这世界真的这么不讲理！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我自己告诫自己。”

久为资本市场一线人物，阚治东怎能不深知中国现状？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他说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被“硬判”。

2007年5月初，检察院对阚治东撤诉。阚治东封锁了消息，不让外界知道：“我怕有反复。”撤诉后的这一年，阚治东仍然对南方证券问题讳莫如深，“我如果大声朗朗在口，事情也许不会是今天这样，你信不信？”

沉默对阚治东来说不是第一次。1997年陆家嘴事件真相如何，阚治东至今三缄其口。

1997年6月12日上午，阚治东从外地返回上海，下飞机后获悉，国内各新闻媒体当天同时刊登了新华社6月12日电，电文称，“日前国务院证券委会同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审计署、国家证监会等部门在经过深入调查取证后，依法对证券市场一批违规机构做出严肃处理。”

电文随后公布了受处分的违规机构和个人的名单，排在第一位，也是受处分最重的是深圳发展银行和该行的行长贺云。

正是这位贺云，5年后和阚治东一起搭班子组成救火队，进入沉疴已久的南方证券。此时阚治东并不认识贺云。

文章称：“另经查实，去年9月份以来， 海通证券(行情 股吧)公司、 申银万国(行情 股吧)证券公司、 广发证券(行情 股吧)公司违规获取银行巨额资金，采用连续买入卖出和大量对敲等办法，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股票价格，……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做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一年。

“许多人说我被禁入市场五年，其实根本就没有。”

陆家嘴事件发生时是1996年，当年沪深两地因为金融中心地位之争，由两地政府导演了一出席卷一批证券公司和银行的二级市场大战。

事件发生之前，手下人找阚治东商量，是否听从政府命令？阚治东当时就意识到：这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问题暴露之后，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

国务院处分的消息传来之后，公司里惊惶失措。阚治东说，这件事由我一人承担责任，与各位无关，各位在外面也不要到处乱说了。

事件发生在1996年的9月和10月，阚治东正在党校学习，并不在公司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处分下达后阚治东到北京参加听证会复议，证监会一位处长曾如此提醒他。阚治东笑着说：“以现在的通讯手段，就算我在月球上，也能参与决策吧。”

“以后我还要跟政府打交道，还要跟各种人打交道，还要混饭吃，还要做事，不能让人家看到你就觉得敏感，感到头疼。”阚治东说。

3.体制带来的辉煌

如果不了解阚治东曾经有过的光荣和江湖地位，就难以理解他为何如此隐忍克己。

有人把阚治东在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的阶段称为他的史前时代；从申银证券到申银和万国合并一年后下课，称为黄金时代；在深圳市创业投资集团公司的时期称为白银时代；而在南方证券以及其后的官司在身的阶段，称为黑铁时代。

组织的力量和个人的力量不可同日而语，阚治东在“史前时代”就深明其意。

1985年左右，阚治东被团中央选派，赴日研修一年证券。回到上海后，当时 工商银行(行情 股吧)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正在搞一个信托公司发展证券，阚治东当了副总经理，分管证券和投资。时值1986年，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有两个营业部，静安营业部和虹口营业部。

那时候信托公司每年5000万利润，2个营业部才20多万利润，是最没有油水的部门。“老总的意思就是有这么个部门，作为对外开放一个窗口就行了。”

但阚治东觉得，“这样不行，得改变。”

此时社会上已经有了国债买卖，杨百万作为国债买卖的先驱很被推崇。

“我想得把这块业务做大做好，要搞就搞大的，个人的力量还是不行。”

阚治东让手下黄贵显牵头，搞了个工商银行证券业务信息网，做国债买卖。工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收集信息的时候阚治东发现，外地国债价格比上海价格低，于是就从全国各地买进，然后再卖出。“这样我们就把国债做活了”。

这些国债有的就存放在当地，有的运往上海，从银行开出来有价证券货币免检证，由工行的经警大队武装押运，火车、飞机、汽车都运过。这个规模和气势，自然是杨百万难以望其项背的。

1986年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相继成立，上海人行相继出台很多政策，规定一些业务只能由专业的证券公司做，起初觉得自己有信托公司就够了的工行只好开始筹备成立证券公司。

这事让人行知道了，人行说，我们自己这里就有一个申银证券没用，我们与民争利干什么，你们拿过去吧。

把工行原来信托公司的证券投资业务注入之后，申银第一步注册资本金3000万，实际运营资金1亿多。

第一年申银净利润500万，第二年盈利2500万，第三年12500万，每年利润都翻番，实际利润还远远大于账面利润。

随后申银万国增资到6.6亿。1995年“3·27事件”爆发，万国证券亏损13亿元。1996年申银和万国合并后，万国账面资本金不变，二者合并资本金达到13.2亿。半年后，申银万国盈利6亿元。

20年前的事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久远了，对阚治东来说却恍如昨天。得意瞬间从扬起的眉间迸发出来，他下颌抬起，翘起的脚尖摇了几摇。

此时的他，罕有的磨砺早已洗去了浮华。就在几分钟之前，阚治东刚刚让手下人把在酒店定的豪华套间调换成普通标准间。

申银和万国合并带给阚治东如日中天的地位，许多人认为，阚治东是“赶上了”。

对于这段历史，阚治东说，为解决万国问题，当年市政府希望几个国企接手万国，但是谁都不敢碰。“我主动向市政府提议申银和万国合并。”

“这事至今没有几个人知道。‘3·27’之后万国有十几亿窟窿，申银当时的盈利能力很强，这包袱我们背得起。”

虽然每一个网点按净资产算不过是几百万。但是阚治东认为，一个好的网点一年将赚到几千万的利润。当时每新设一个营业部都需要监管部门批准，“很麻烦”。

合并后申银吸纳了老万国证券40几个营业网点作为自己原有的50多个营业网点的扩展，“至今申万的营业部网点格局还是当年我在的时候布设的。”

从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到此后的申银万国证券，阚治东写下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十几年后的他仍然津津乐道：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 上海证券(行情 股吧)交易所，率先开办境外证券业务，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等。

这一切，确立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在证券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阚治东也出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上海证券业协会第一任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理事会副理事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等职，是全国唯一一个在两个交易所都担任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

阚治东黄金时代在1997年戛然而止。在随后开始的白银时代，政府的力量仍然是他成功的基础。

离开申银万国两年后，阚治东受深圳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庄心一之邀，到深圳掌管深圳创新科技投资公司。

就在这时上海市打算成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家公司“层次高，资金运作量大”，上海方面认为，是一项非常适合阚治东的工作。

阚治东决定接受上海市方面安排，但庄心一不容推辞，让阚治东立即飞往深圳，马上进入工作状态。此后阚治东的职业生涯和深圳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2003年12月辞去南方证券总裁职务。

1999年7月阚治东来到深圳，当年8月26日完成公司筹备。“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风险投资、创新投资，哇，他们给我讲的那个复杂。后来我不管这些了，做公司还不会吗？”

深圳市政府给了深创投5亿元资本，市政府给深创投“拉郎配”，又找来一些企业出资，募集了2亿元，公司初期注册资本7亿元。经过2年半的发展，创新投资公司注册资本扩大到16亿元人民币，“噼里啪啦投了一大堆企业”。

他说，“深创投没有10个亿，在创业板没戏的情况下，根本活不下去。”

20岁在 北大荒 (行情 股吧)插队时就管1万亩地的阚治东做事喜欢搞规模化，资金得雄厚，“否则那么点钱，抠抠唆唆，怎么做事？”今天他做PE仍然强调这一点。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