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迈列·贞韬曼（王繁 编译）
阿迈列·贞韬曼
《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
尧纳坦·戈赫（Yonatan Gher）和他的同性伴侣盘算着，最终还是要告诉自己的孩子是“印度制造”——由一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印度女子代孕，卵子是从因特网网站上众多卵子捐赠者中挑选的。
1月份，在印度的一家生育诊所里，这个胚胎由一群医术精湛、专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不育夫妇从事代孕母亲服务的医生培育而成。这个诊所距戈赫在特拉维夫的家约4000公里。
在等待受精是否成功的过程中，29岁的戈赫和他的同性伴侣乘坐自动人力车疾行在孟买的街道上，在这个从未来过的国度喝酒，凝望着这些有着陌生面孔的印度妇女和儿童，并“试图想象我们的孩子的样子”，他说。
“孩子会很早知道他或她是独一无二的，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戈赫说，他是某家国际环保组织的宣传干事。“但孩子长大后，开始询问关于基本的性知识的时候，我们必须告诉他或她详尽的细节。”
“生育外包”全球兴起
在印度，生育外包（reproductive outsourcing）是一个新兴的但迅速成长的产业。为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的诊所表示，近几个月来，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要求提供代孕服务的委托人人满为患。国外的顾客大多通过口耳相传，得知印度有熟练的专业医务人员、代孕成功率高、法律相对宽松而且价格便宜。
商业代孕行为在一些欧洲国家受到禁止，在美国要受到各州各自不同法律的牵制，却在印度于2002年合法化。代孕的全部费用约2.5万美元，其中包括医疗费、两次来印度的来回机票费用（第一次来印度是为了受精，第二次是为了抱走婴儿）及住酒店的费用。这个价格是在美国找代孕母亲的三分之一。受到种种类似因素的推动，美国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人更多的选择来印度寻求代孕服务。
“人们也日益关注在印度寻找代孕母亲的想法。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在她的脱口秀中就谈到这个问题。” 考撒尔·卡得姆（kausal kadam）说。一个小时前，她刚刚为戈赫和他的伴侣培育成一个胚胎，精子取自其中一名男子（他们不会透露哪一个），卵子几分钟前取自于卵子捐赠者。提取卵子和精子的过程分别在诊所的两个场所进行。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不允许卵子捐赠者、代孕母亲及未来父母之间有任何联系。
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证实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印度接受了代孕服务，但是一些轶事证据表明来这里接受服务的外国人急剧增加。
为何选择印度妇女
鲁迪·鲁沛克（Rudy Rupak）是美国一个专门的医疗旅游机构Planethospital的联合创办人及总裁，他说今年预计派出至少100对夫妇到印度接受代孕服务。2007年他第一次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只派出25对夫妇。他说：“每当有代孕成功的例子，数以百计的人会前来进行咨询。”
阿南德（Anand）原是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个普通小镇，也是印度代孕行为的发源地。目前，在这里，五十多名代孕母亲怀着来自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夫妇的孩子。其中15个代孕母亲住在一家隶属该诊所的招待所，等待分娩。
经营着阿南德诊所的妇科医生奈娜·帕特尔（Naina Patel）说，即使在美国能够负担起代孕服务费用的美国夫妇也来印度寻找代孕母亲，因为印度妇女“没有酗酒、吸烟或者吸毒等生活恶习”。她说，每天都能收到大约10封来自国外不育夫妇进行咨询的电子邮件。国外的顾客大多通过互联网得知帕特尔其人。
根据印度医学会发布的指导方针，双方要签署一份协议，协议规定由委托一方支付医护费用，而代孕一方将放弃与孩子的任何关系和权利。在受精卵就是由准父母提供、代孕者只提供子宫的情况下，孩子的出生证上只出现准父母的名字；如果卵子是由捐赠者提供的，那么出生证上就只有父亲的名字，卵子捐赠者的名字是不出现的。
这就使得带着婴儿离开印度的程序容易得多。但对许多人来说，来印度寻求代孕服务的最大吸引力是价格。像来自得克萨斯州的40岁的医疗技术员丽莎·斯威哲（Lisa Switzer），其孪生婴儿正由印度诊所的妇女代孕。她说：“在美国，像医生、律师、会计师等能够支付得起代孕服务费用，但其他像从事教师、护士、秘书等职业的人却支付不起，除非去印度。”
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议
代理受孕这个领域还充满了道德和伦理的争议及很多不确定性。批评者认为，相对富裕的外国人租用贫穷的印度妇女的子宫，是对印度贫困妇女的一种潜在的剥削。尽管政府积极推动把印度作为一个医疗旅游目的地，包括吸引外国人前来的“生育观光”，但一想到在这里可以用金钱换取婴儿，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极不舒服。
印度的妇女和儿童发展部（Ministry of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在2月份表示，考虑在未来几个月内制定与代孕有关的法律细则，但也不是迫在眉睫。《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上发表了一篇着重关注此事的焦点文章，对如何实施和执行这样的法律提出质疑：“在一个赤贫的国家中，政府机构如何保证让那些仅仅为了一天两顿美餐的代孕母亲，去拒绝代孕行为？”
戈赫和他不愿透露姓名的伴侣打消了关于道德和剥削的顾虑，并确信他们在做一件好事。他表示：“这个过程是互利的，一方面人们相信，只要我想要，我能够有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代孕母亲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金钱。”
整个受孕和生产过程需要他们花费3万美元，包括机票、酒店和医疗保健的费用。支付给代孕母亲的费用大约是30万卢比，换算成美元是7500美元。这在当地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代孕母亲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子女享有更好的教育，买上房子，或者开始做点生意，开家小店等等。”卡得姆说，“代孕一次的收入相当于她们三年的辛苦劳动所得。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对妇女的剥削。我觉得这是双方间的互相帮助，是双赢，不涉及道德问题。”
戈赫同意这种看法。“你不能忽视印度的赤贫和西方财富之间的鸿沟。”他说，“我们尽量不去滥用这种权利。我们选择来这里，也基于可以帮助一个印度人的考虑。”
在诊所，正在进行的贫穷和富有之间的交换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些合同中，印度文盲代孕母亲的手印和外国委托人的潇洒签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德里的代孕母亲
虽然一些印度诊所允许代孕母亲和委托人相见，但戈赫表示，他更愿选择匿名。这一年，该代孕母亲分娩后，他们将在医院里从护士手中接过这个婴儿，而不是在劳动力病房里。
该代孕母亲并不知道她为之提供代孕服务的是外国人，而且是同性恋者。尽管该诊所在其网站上标榜对同性恋人友善，愿为他们提供代孕服务，同性恋在印度仍然是非法的。
以色列在2月份通过法律，允许同性恋家庭收养孩子，使之合法化，但仍然禁止同性恋通过代孕的途径要孩子。生育医生为同性恋人推荐了Rotunda诊所。此诊所在去年11月曝出新闻，那里的医生为一对以色列同性恋夫妇接生了一对双胞胎婴儿。
Rotunda诊所不允许访谈其代孕母亲，但在新德里的一所生育诊所里，一名32岁的妇女解释了为什么她正着手两年内的第二次代孕母亲生涯。
和丈夫分手后，她发现，作为一个助产士，每月2800卢比的工资根本满足不了日常开销，无法抚养9岁的儿子。第一次作为代孕母亲，她就赚了55万卢比，并用这些钱买了一所房子。第二次代孕，她预计能赚35万卢比。为此，她正和一对美国夫妇进行谈判，所赚的钱有望支付儿子的教育费用。她说：“我将为我儿子美好的未来和前途攒钱。”
由于印度民风保守，代孕这种挣钱方式与社会传统观念格格不入。所以，代孕这个过程需要相当程度的托词。她只将代孕一事告诉了和她一起生活的母亲，但是隐瞒了自己的儿子和邻居。
到目前为止，对戈赫这对以色列夫妇来说，获得婴儿的经历仍然显得十分的不真实。卵子捐赠者的侧面像是通过电子邮件发过来的。他们选择了一个学历最高的人，然后在附加信息中选择了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一般过着一种压力小、轻松的生活，优于工厂的工人。戈赫在Facebook网站上发帖子更新这段经历。不久，超声波显示的孩子的发展状况也将出现在他的收件箱中。放大了的卵子捐赠者和代孕妈妈的护照照片钉在他们在以色列的公寓里。
“我们眯着眼睛，一直试图从整体的角度看照片，来想象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他这样谈起卵子捐赠者模糊的形象。“我们以前不认识她们，现在不认识她们，将来永远也不会认识她们，但是，她们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本文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