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博客)先生

访谈者：李利明受访者：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李利明：最近各界讨论最多的有几个话题，一是围绕新《劳动合同法》的争议，二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的新一轮国有化，三是在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机构的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对一些竞争性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行直接控制。我们希望你能结合自己的调查和思考，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世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与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过度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等等。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经济倒退了，还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指的是，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所以会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动力，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以纠正“后发劣势”。

李利明：那么在你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民营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所致。

我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 “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 “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也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者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些技术的跨国移植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甫一实行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目前的成就。

李利明：你能否举几个例子。

陈志武：例子太多了。比如，中石油去年的营业额超过8000亿，利润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对中国GDP贡献10000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对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10000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据我了解，地下钻油技术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汽车业在190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国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没有1930年代建设的美国高速公路网络，汽车的普及就不可能。没有汽车的普及，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第二，飞机是石油业的另一个推动力量，虽然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成功是在1903年，但航空运输的真正兴起是二战以后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现像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汽车在全球的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国际海运、空运的规模已经非常大，石油行业规模空前，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在10%左右。

再比如，电力行业等也是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

李利明：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这一点不会有争议。但是，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1998年短短20年间就翻了两倍，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

陈志武：这当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自豪、庆祝。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背景。从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是中国把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留给了1978年以后。实际上，从1950年到现在，全球人均GDP翻了两倍，而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到现在也翻了两倍多。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长，中国只花了30年，中国的速度不是更快吗？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可是，50年前国际秩序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程度，跟30年以前中国准备改革开放时的情况，是没法比的。

比如，个人电脑和微软这类软件企业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现，互联网在1980年代以后出现。这些新技术使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只要后发国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发展的国家，其追赶的速度就越快。此外，在过去30年，不仅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使各国的市场范围迅速扩张，而且从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中国的邓小平，这么多国家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自由贸易改革，使市场全球化出现突破性进展，这些都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50年前的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赶超速度更快。

不要说中国，就连美国的UPS(联邦快递)公司也一样。UPS是美国最早开展快递业务的物流公司，1909年在西雅图成立，二战之前虽然有一些发展，但规模不大，可是在过去30年，这家公司的规模突飞猛进，去年的销售额是492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期间的全球化和各国市场化改革，UPS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这种规模。

从以上情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从技术发展角度讲，晚清时候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过去30年这种经济增长，民国时期也不可能。第二，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实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连当年的跨国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军。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首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聘请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后，在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中国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迅速变为世界工厂。

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拿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比，这样当然容易看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李利明：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了。

陈志武：是的，越是往后实施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自己。不过，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产生错觉，好像体制改革并不重要。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来说的确管用，但自身却很难内生出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国有经济须继续改革

李利明：前些年大家还在强调民营化、“小政府大社会”等理念，但现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

陈志武：前些年大家对产权多元化、对国家在经济中的定位的认识很到位，但是，正如刚才讲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实在太强，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与民营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人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得不到更快发展，将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

李利明：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应该通过增加分红的方式，减少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陈志武：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把更多的钱从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企业转移到财政部，至少可以限制这些企业在许多相关、不相关行业里盲目扩张，去抢占本来属于民间的收入增长机会。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国有企业的收入通过分红转移到财政部，财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机制去监督它？只有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只有让中国公民从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中分享到好处，才能改变目前内需增长不足的局面。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陈志武李利明)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